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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担任国防部长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他尝试实践“登龙术”，也就是通过一系列政治投机活动，获取毛泽东的信任和重用，逐步走上权力的顶峰。林彪以一种“全新”的气息出现在党内、军内。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伊始，便利用党内存在的严重“左”倾思想，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个人崇拜。他利用讲话、下达指示、主持起草会议决议、给《毛泽东选集》撰写介绍文章、题词等各种机会，频繁地赞颂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庸俗化。林彪在军队中不断推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招”。
（一）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林彪提出了一系列“左”的主张和口号，把军队学习毛泽东著作搞成了大规模的全军政治运动，并发展成全国性的大学毛泽东著作活动。在毛泽东发出“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下，又展开了一场“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运动。
1959年9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可以马上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1960年2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提出学毛著就是要背警句，“我们不要背那么多，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1960年春，林彪亲自下到基层连队，宣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林彪还下令《解放军报》逐日在报头刊登毛泽东语录，以后又将刊登过的语录汇编成册，命名为《毛主席语录》发向全军，在全体官兵中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动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1960年10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又提出学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林彪向全军指战员发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号召。
1961年1月，林彪在《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学先用，立竿见影。”后来林彪又加了“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形成了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所谓“三十字方针”。
1963年2月，林彪在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中写道：“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65年11月8日，林彪在号召向王杰同志学习的题词是：“向王杰同志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一意为革命。”
196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林彪的《关于突出政治的重要指示》，其中一条是：“林彪同志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1966年3月11日，林彪在《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中指出：“必须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的思想灌输到工人、农民中去，才能改变劳动人民的面貌，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1966年10月27日，林彪为“毛泽东号”机车命名二十周年题词：“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1967年8月9日，林彪给北京卫戍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1967年12月29日，林彪给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一些讲话、题词和指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捷径论”、“最高指示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这些名词经历那个年代的人都耳熟能详。林彪提倡的一套实用主义、教条主义的做法，从根本上破坏了毛泽东历来所倡导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着重掌握立场、观点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学风。所以，尽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和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甚至开展熟读、背诵比赛，不断召开各种形式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会议，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做法，不能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更不能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1964年2月1日，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学习解放军”的号召，当天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学解放军》，号召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运动由此展开。“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运动开始后，各部门纷纷响应。2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组织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1964年1月到2月召开的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强调，在新一年的工作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2月召开的共青团中央工作会议也把大学解放军作为1964年团的工作任务；全国妇联在3月初向全国妇女发出“学习解放军”的倡议，以此作为对三八妇女节的纪念；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广泛更扎实地开展农村比学赶帮运动》，提出在农村开展学解放军运动；3月16日到4月3日，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在北京召开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并就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原则和措施……
通过“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运动，在人们心目中也留下了林彪是“高举红旗”的“好榜样”、“好学生”的印象。林彪的影响和威望，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三八作风”·“四个第一”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大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概括拔高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林彪提倡在军队中培养和树立“三八作风”的主张受到军队中一些领导干部的大胆抵制。
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谭政指出：是不是叫三八作风？这种简单化的提法好不好？你这里叫做三八作风，还有一个“三八妇女节”呢？当时曾有一位在抗大工作过的干部向谭政提出，林彪引用毛泽东的三句话中“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应予以考证清楚。为慎重起见，谭政特意请示毛泽东。因为要等待毛泽东的批示，总政治部拟订的“三八作风”宣传提纲便暂时未下发到部队。林彪对谭政的做法很不满意。这也是林彪把谭政视为异己的原因之一。
1960年上半年，空军政委余立金在传达林彪关于“三八作风”的指示时，说：“这不是三八妇女节啊！”这句话后来成为余立金“反对林副主席，恶毒诬蔑、攻击林副主席”的一条罪状。
1960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四个第一”，即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军队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的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在林彪的主持下，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文字表达上都强调古田会议的精神，林彪称之为“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的精神。这一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赞许。《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尽管有许多正确的、积极的内容，但《决议》主旨是强调“四个第一”，把它确定为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
“四个第一”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人的因素第一”，实际上是人的精神因素第一，是一种精神万能论，把政治、思想、人的精神的作用强调到高于一切的不适当的地位；“政治工作第一”片面地夸大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军事训练是部队的经常性中心工作。而当时所强调的“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实际上“政治工作第”一就是“阶级斗争第一”；“思想工作第一”，这里所指的思想，不是泛指一切正确思想，而是单指“政治思想”，“我们这种政治思想，都叫作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思想”，“思想工作第一”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第一”，完全是一种“左”的指导方针；“活的思想第一”，把解决实际思想问题与系统的理论学习对立起来，人为地分割为“活的思想”和“死的思想”，反对完整地、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对马列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林彪认为：过去的思想工作，“就是没有注意抓活的思想，……或者抓思想抓了那个死的，抓那个什么‘系统’、‘完整’的书本思想”。还说：“搞什么书本学习，‘系统’学习”，“结果费力很大，得不到什么好处”，“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离我们又太远，过时了”，等等
。他大力提倡学毛泽东思想采取“背警句”、“学语录”、学“老三篇”的办法。
“四个第一”夸大了精神的作用，以政治决定军事，把政治工作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使军队建设偏离了以军队现代化为中心的轨道，使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误入“左”的迷津。
（三）“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
1961年12月，林彪在《对1961年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创四好连队运动的主张，他指出：“连队工作主要抓四个方面：一是抓政治工作，抓活的思想；二是抓作风，就是三八作风；三是抓军事训练；四是抓生活。”1961年元旦，《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贯彻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创造四好连队而斗争》的社论，公布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创造四好连队运动”的指示，公布了四好连队的条件，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在1960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全军评比五好战士的内容和标准，即：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
军队创建四好连队和评比五好战士运动历时多年，对它采取简单肯定和简单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通过创建四好连队运动，在全军展开群众性的比学赶超竞赛运动，对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具有促进作用。评比五好战士，是对战士全面表现的综合评价，作为战士入党、配备骨干，选拔干部的基本依据，激发广大官兵参加连队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但“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中“左”的错误因素也在增长，特别是1964年林彪严厉批判全军大比武，提出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后，“四好连队”中“四好”的四个方面关系被搞乱，片面突出政治思想好，以“一好”代替其他“三好”，军事训练不再是部队的中心工作，严重影响了部队的全面建设。评比的方法也过于繁琐，时间精力消耗过大，在后期还滋长了一些不正之风，如形式主义、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等现象。
（四）“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1965年11月18日，林彪听了总政治部关于即将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准备情况的汇报以后，对1966年全军工作做出指示，提出了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作为全军工作方针。
“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
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
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
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
1966年1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强调“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并把它作为全军1966年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作为全军建设的百年大计。这次会议之后，《解放军报》共发表了七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这七篇社论强调“政治统帅一切”；“突出政治一通百通，冲击政治一冲百空”；“有了精神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成果”；“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等等。
林彪的“突出政治”是否是“空头政治”？从林彪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也曾反对过“空头政治”。1960年10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附带批评“空头政治”，提出政治、文化、军事的比例是：“政治应该少占一点，文化更应该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军事应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我们一定要把技术搞好，技术搞不好，打仗就要出乱子。你的飞机从天空中掉下来，军舰碰沉了，那就是政治损失。敌人的坦克冲过来，你打了很多炮弹，没有把敌人的坦克打烂，结果你的炮也被敌人的坦克冲掉了。你的坦克冲过来，你的坦克开到半路停火了，结果挨人家的炮打，那是不行的。技术熟练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写字吧，拿笔谁也会，写得好是要靠练的。打炮不练是打不准的，不能光讲道理，不给他练的时间是不行的，练的时间少了也是不行的。不能变成空头政治，搞成一个空头军。”1961年11月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四好”中的军事训练好：“军事训练好。为什么要把训练提得这么突出？过去内战、抗战时期，天天打仗，打仗就是训练。现在不打仗，只有训练，靠训练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座的同志都是打过仗的，可是许多连长、排长没有打过仗，将来再过几年不打仗，营长也是没有打过仗的，不训练不行。不训练就不能打仗，不训练就要误大事。现在情况变了，训练的意义大大超过过去，提到很高的位置上来，所以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出。军事学校主要搞军事训练，军事科学技术学校主要学技术，特种兵就更要大量时间搞技术训练。叶剑英同志提出第一把手搞训练，极为重要。没有抽象的政治，为国家为人民办事就是政治，保卫国家就是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搞好军事工作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政治。现在有一种看法，好像搞军事技术就是单纯技术观点，这种看法不对。科学家如果不搞专业，只搞政治，那科学还搞的成吗？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共同的，但是要通过各种不同的专业综合起来去完成。”
但在1964年12月29日，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对如何“突出政治”就同上述1960年和1961年的两个讲话大相径庭了：“政治教育时间占十分之三，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能减少，有时还要扩大一些。比如搞运动，政治教育就不是三成，而是四成，一半，甚至是七成。政治和军事的时间比例，一般情况是三比七，特殊情况应倒过来，七比三。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林彪提出的这些口号、方针和做法对军队建设也有些积极的方面，但明显带有实用主义和政治投机性，出现了许多“左”的倾向，无疑迎合了当时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的形势的需要，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通过突出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政治升迁进行投资，造成学习毛泽东著作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差。在军队内大搞突出政治一套做法，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的辩证统一的观点，造成了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影响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同时也损害了政治工作的威信。
1958年以来，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了三年困难局面的出现。1959年庐山会议，党内围绕“三面红旗”的得失，就发生过一场争论。林彪十分清楚毛泽东捍卫“三面红旗”的坚决态度，所以他上任国防部长不足半月，就在党中央权威性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长篇文章。
面对着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经过一年的调整形势开始有所转变，但是困难还是很大，党内外在思想上还是存在各种疑问。在这种背景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此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在肯定成绩之后，指出了几年来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作了说明。他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关于“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关于缺点和成绩的估计，恐怕不能到处套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在大会或小组会讲话中都代表中央作自我批评，并号召：对中央、中央部门、中央哪个同志有意见，“都要倾箱倒箧而出”。
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上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2月6日下午，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并从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角度，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要求大家批评。邓小平除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外，还组织人对几年来的中央文件作了检查，对书记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个报告，并要求到会同志提意见，说如果检查的不够，就加。
2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主要讲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表现和责任问题。他还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责任，对一些与他有关（但不应该由一人负责）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周恩来在大会讲话中，专门举了两个例子，具体地检查了他个人的错误。第一个例子，是他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的报告中，片面地规定了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即：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就是跃进；超过15％就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周恩来对这个跃进速度的规定，作了分析、检讨，说这是不科学的。表示在以后的人大会议上还要“交待”。第二个例子是，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限期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76％，造成权力下放过多过散的错误。这个文件是经过中央通过的，但是，周恩来还是作为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
中央领导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极大地教育了到会同志。在“开出气会”阶段，中央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各大区、各省的负责人都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检查了几年来自己的缺点错误，听取了地县同志的批评意见。中央一些部委的领导同志还把自己的检查印发各大组，征求大家的意见。到会同志都敞开思想，指名道姓地提批评意见。有的干部把压在心里三、四年的“怨气”都讲出来了。
林彪在这次大会上却作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与整个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他在1月29日的讲话中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党的工作。
林彪在讲话中对“三面红旗”大加赞扬：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关于如何看待国家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局面，他说：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
关于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林彪说：“在目前，失的方面的作用看清，得的方面的作用还看不清楚。然而得的方面将越来越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两年物资的消耗，为将来物资的增加奠定了基础。这种减少如小学生上学付学费一样，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十七年只是吃穿，什么也没生产出来，但是毕业以后将得到很大的收益。又如盖这座洋房子（指人大礼堂），不花一点钱，学一些本事是盖不成这样漂亮的大厦的。再如军队，现在不打仗，但是天天要练习，打炮弹，开飞机、坦克、军舰，耗费很多汽油，人也搞得很疲劳，物资未增，但是学到了本事。这种本事可以转化为物资，它得到的物资不是与原来消耗的相等，而是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几千倍地增加物资。所以，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全党来个大学习，从实践中学习，这是讲堂，课本上学不到的，那个讲师讲的也没有这个有说服力。”“从表面上看失大于得，但是从实质上看，从长期看，得大于失。”如此潇洒地“交学费”，如此乐观的“精神收入”，显然，这是一篇不顾事实的谄言。
对毛泽东的错误，林彪在大会上则说：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要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长的，但是从看得到，听得到的，同志们的思想经常出现的三种状况：一是毛主席的思想；二是“左”的思想；三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二是关于军事工作。
林彪说，首先是对于战争的看法，现在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修正主义者一方面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战争不能避免，那就要毁灭全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要爆发的。只不过是大战还是小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可能；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参加的大战会不会发生，有两个可能，而小战就只有一个可能，一定要打。关于战争的前途，修正主义者认为战争要毁灭全人类；我们则认为战争的前途不是两个都消灭，而是一个消灭一个，我们胜利，敌人失败。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就是说，我们不挑衅，你打来的时候，我打防御战；但是，我们不是打单纯防御的防御战，而是打进攻防御战，让你进到适当地点的时候，我们就向你进攻。先是你向我进攻，然后是我向你进攻。根据这种作战方针，我们就应该有一系列的措施，这种措施有军队应该做的，也有地方应该做的。现在主要讲军队本身应该怎样准备。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林彪这个异乎寻常的讲话，把毛泽东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按照他的说法，产生经济困难的原因，不是中央领导人乃至全党执行了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东西，而是人们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产生了错误；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总是不脱离客观实际，因此，凡是出了问题，就是错误思想对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干扰。林彪这番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的讲话，一方面借机打击刘少奇等第一线中央领导人；另一方面，阿谀奉承毛泽东，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境地。
毛泽东对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倍感亲切和感动，十分欣赏并加以赞扬，他对林彪的信任也进一步增强了。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修改林彪的讲话时致田家英、罗瑞卿的信中说：“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内心是不满的，这从他在1967年2月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时的谈话中可见一斑，毛泽东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7 000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就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
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林彪要想升迁，他就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最坚决拥护最忠于毛泽东的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贯紧跟”的“亲密战友”、“最好学生”，才能获取毛泽东的信任，获取全党、全军的信任，才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林彪在伪装“高举”、获取信任上是下了功夫的。他从多方面观察、揣摩、探听毛泽东的心理、好恶、动向，赞成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讨厌什么，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言行。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做到“四个念念不忘”，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他还别有用心地鼓吹个人崇拜：“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按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们是不了解的。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林彪把党的领袖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许惟命是从，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接见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林彪发表讲话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林彪讲话一开头就说：“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这是“四个伟大”第一次经“权威”之口表达出来。1967年五一节前，林彪给清华大学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5月1日，各报发表了林彪的“四个伟大”的题词手迹，从而把“四个伟大”的宣传推向了极点。
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行动纲领。全世界谁也不能代替毛泽东思想。什么李达，康斯坦丁诺夫，尤金，都不行。这些人的书怎么能同毛主席的书相比？现在全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一个人的著作能统一人们的思想。马克思，列宁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革命的教科书。要彻底把毛泽东思想贯彻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
这是完全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实践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怎么能够硬把他们拉在一起作互相比较呢。
1966年12月16日，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了《再版前言》，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紧跟”毛泽东，吹捧毛泽东，甚至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也很注意：走路不要走到毛泽东前面去；不要忘了带“语录”；要“言不离主席”；开会林彪要早到一两分钟，恭候毛泽东的到来；包括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站的位置叶群都反复交待，不能离得太近，又不能挡住主席，保持几步远的距离，为了“紧跟”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1970年4月25日下午，叶群口授了一份给秘书的指示：
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
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
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主席他们虽然告诉我们不要去，只去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还是要去，不能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以后，我们才能离开。
在中国这个具有深厚封建主义历史积淀的适宜土壤上，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极端，一股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宗教狂热就像一条熬过冬眠的巨蟒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蠕动起来。“早请示”、“晚汇报”这种类似宗教做弥撒式的奇景随处可见，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始，一直持续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人民每天必要集体或独自实行这种礼仪。“红海洋”遍布全国，“忠字舞”到处扭跳，家家的正面墙上挂起领袖的画像，几乎每个广场都树起了领袖的巨雕或塑像，虔诚的人们甚至把领袖的像章挂在自己的胸脯上。
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也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大小会前必须集体诵读有关毛主席语录。每天上班后，头一件事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一小时，这叫天天读，雷打不动。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崇拜形式。大小集会开始必须手挥《毛主席语录》，集体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整个中国笼罩在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
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功绩和无人可比的威望，人们把对毛泽东的赞颂视为很自然的事情。正是利用这一心理，林彪把人们对领袖正常的颂扬一步一步地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造神狂飙巨澜使自己成为紧邻神位的天将。
林彪从政治投机中获益也是很大的。毛泽东是林彪制造个人崇拜的对象，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无疑是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得逞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对搞他的“个人崇拜”从默许转为赞赏，深谙毛泽东喜好的林彪投其所好。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林彪对他的支持和忠诚，对此十分欣慰。于是，二者之间成了正比，林彪愈是鼎力歌颂，毛泽东就愈是倚重林彪。林彪也以此为晋升之阶，向权力顶峰攀登。
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不加掩饰地表扬了林彪，肯定了军队的作法。他说：“最近林彪同志下连队做调查研究，了解到很多情况，发现了我们部队建设中一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措施。”
1963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开篇就非常关心地写道：“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信写完后，毛泽东特别又加上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读一读，可增强信心。又及”
（曹操的原诗为《龟虽寿》，作者注。）这首诗原文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毛泽东建议林彪读此诗的含义，显然含有对林彪的鼓励和嘉许的用心。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中更是明确表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12月25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亲切地称林彪为“林总”。
翻阅上世纪60年代的档案，毛泽东对谁曾有过这么多具体而肯定的赞扬呢？可以说，林彪几年来大搞个人崇拜，确实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林彪的个人威望也在不断提升。1966年8月1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全会认为，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66年9月18日，林彪发表了《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后不久，10月1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的《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报道，对林彪评价如下：“林彪同志一贯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最好的榜样。我们全军同志都应当向林彪同志学习。”“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林彪同志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左’的右的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英勇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提出了加强军队革命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他号召在全军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且推动全国掀起了一个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性热潮。”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指出：“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威望。”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的精神状态，也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当他认为时机不利，就借病躺倒，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当他认为时机有利，就精神抖擞、野心勃勃。对林彪的为人，曾和林彪有过二十多年工作接触的张闻天写下了自己的总印象：“我觉得他平常是一个阴沉的，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人，但在紧要关头，也表现出他在政治上是动摇的；他平时深居简出，除同少数他亲近的干部联系外，同群众很少联系；他长时期以养病为名，逃避实际斗争，追求个人享乐，并等待对他有利的时机。”
1970年5月1日，林彪在接见总政治部部长以上的干部谈话时，曾有过这样的表白：“我这个人是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毛主席一贯搞政治，我是学毛主席的。他的法有效，我也学他的法。”
林彪这种表白，也多少把他喜欢在政治上玩弄一些心计、权术表现出来。林彪越来越认准了，在和平建设时期，“政治有更加重要的价值”、“一本万利，一通百通。”林彪这时说的“政治”，当然并不是他自己声言的“无产阶级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权术。他在“研究”毛泽东上，可谓下了大功夫；在如何利用毛泽东上，可谓费尽心机。当毛泽东头脑清醒，党的民主生活正常的时候，林彪的“研究”和揣摩是难以奏效的。但是，当毛泽东出现失误，党的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的时候，就为林彪野心得逞提供了条件。
任何一个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都有其复杂性、多面性。即使是圣贤、伟人也有缺点和错误，而那些巨奸大恶，也不一定桩桩件件都是坏事。但是，这丝毫不能改变他们各自的基本面貌，不足以推翻已有定论。周恩来说过：“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
。从林彪蜕变的轨迹剖析来看，在他身上确实是个人私欲和政治野心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