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林彪复杂的思想活动，毛泽东并不真正了解。毛泽东对抗美援朝回国以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不满逐步加深。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指彭德怀）。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决定起用林彪。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的庐山会议成为林彪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1959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原定议题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纠正“左”的错误。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读书、任务等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指出当时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分组讨论中，与会者对问题认识不一，彭德怀在小组7次发言，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谈了许多批评性的看法，同时感到会议中对讲错误有压力。会议原定7月15日结束。彭德怀感到会议对“左”的错误认识尚有不足，便于7月13日晚起草，14日送毛泽东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彭德怀在信首开宗明义地道出写信的目的：“主席：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上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信下文分甲乙两个部分。
在甲部分中，彭德怀肯定了1958年以来的工作成绩，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各国从未有过的，同时也指出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如1958年的基本建设，有些项目过急过多了一些；如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
在乙部分中，彭德怀对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来看，这种情况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他也作了自我批评：“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
彭德怀的信整个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对问题的分析也是实事求是的、诚恳的。这种向党的主席写信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也是符合组织原则的。彭德怀向毛泽东递交这封信的本意是给毛泽东作个参考，希望由毛泽东出面讲一讲，影响大些，问题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自述》中对为何写这封信有详细的记述。
7月16日，毛泽东将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到与会同志参考，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林彪、彭真、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林彪是7月17日上庐山的。
在讨论彭德怀的信的过程中，许多与会者对信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不少与会者对信中的观点表示赞同。
毛泽东不能正确对待批评意见。7月23日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彭德怀的信中的一些观点，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
对缺点错误，毛泽东认为不能全都公开，他说：“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的住处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两次会议在毛泽东的左右下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为彭德怀的“错误”定了调，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总账。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是向党进攻。指出彭德怀犯了军阀主义、大国主义和几次路线上的错误。毛泽东批评了彭德怀在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提出彭德怀同他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融洽，七分合不来。
在对彭德怀的批判中，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表现得尤为积极。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账，林彪无中生有地指责彭德怀“招兵买马，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
他还说，中国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林彪的讲话，可谓“击中要害”，为批斗彭德怀定下了最高调子。
为了“彻底解决”彭德怀的“问题”，中央决定于8月2日至16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处理。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最后一批是8月1日才上庐山的。
8月4日晚上，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常委参加，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次常委会批彭的内容。
这个晚上的传达会上，首先是林彪讲话。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大家都看到彭的信，骤然一看，还不大容易看出其精神和用意。过细一读，有很严重的错误。除信以外，他还在小组会里讲了很多暴露观点的荒谬言论，还有会外的活动。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没有提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对于总路线，他只讲“基本正确”。党内习惯用法，说基本对，那么就还有不对。这样的话绝不是冲口而出的，而是很有分寸的。在这些话里，埋伏要修改总路线、动摇总路线、推翻总路线的观点。
林彪还说，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对人没有平等态度。不但对他的下级当儿子一样，随便骂；就是对上级，也很不尊重，可以说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干一番大事业，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他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自古英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的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但是他太自不量力了。他这个人是功归于己，过诿诸人。他平时摆出张飞的面貌，坦率的面貌。在生活上比较朴素，这是他的长处。大家看问题容易从小的方面看，在这方面，他是迷惑人的。……
从7点半到11点，林彪讲话占一多半时间，通篇没有称呼一个“彭德怀同志”，只以“他”代替，其他三个常委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发言中都称“彭德怀同志”，从这个细节，可见林彪把同彭德怀的界限划得何等清楚。
而就在一年前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还面对40多位高级将领（包括各位元帅在内）发出惊人的呼吁说：我们要团结在彭老总周围……前后反差是何等的泾渭分明啊！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对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表现并未作任何表示，事实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言行显然是满意的。这从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提携可以看出。
林彪过去虽然战绩显赫，但在党内地位并不很高。党的七大时，他没能进入政治局；11年后，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位居第七，排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五位主席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之后；1958年5月25日，他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位居第六，仍排在毛刘周朱陈之后。1959年8月16日，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定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部、外交部、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庐山会议后不久，经毛泽东提名，1959年9月，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9月26日，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林彪为军委副主席，并且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成为庐山会议中党内斗争的“赢家”，终于从沉寂中崛起了。
林彪在政坛上崛起后，最感兴趣的问题也由打仗转向如何处理高层领导关系。他潜心研究起“登龙术”，处心积虑地思索、研究起“政治”来。从1960年到1964年，林彪阅读了不少书，古今中外历史书、各朝演义、军阀混战资料，一些文史资料等。还请一些历史学家给他讲授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张作霖、蒋介石等军阀是如何起家的，又是如何垮台的，是如何利用矛盾和钩心斗角的细节。还看了一些名人传记（不包括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历代开国皇帝传记等等。他专心研究这些人用什么手段爬上去，怎样搞政变，成功的、失败的经验教训，统治阶级的机谋权术等等。
林彪让人摘抄了不少卡片，自己和叶群也记了一些笔记，“九一三”事件以后曾披露过不少“林彪罪行材料”，其中有林彪和叶群的读书笔记、札记、格言、箴语、散记和感想之类的东西。这其中，绝大多数是他们对毛泽东本人所进行的“研究”，揣摩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动向、好恶。他对毛泽东的许多“判断”和推测，充满了讥讽和近似谩骂的语言，与他表面的虔诚截然相反。这类读书笔记、札记、格言之类的东西虽然有的时间难以考察，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和前台表演大不相同的林彪，一个脱去了戏装、擦掉了油彩的林彪。
林彪悉心揣摩毛泽东，他亲笔写下揣摩毛泽东的“心得”
：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这段话，林彪写在一张《新华报》散页上，贴在1949年版《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一书中；
“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这段话，写在1950年版《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封底上；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这段话，写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个人崇拜”条目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这段话，写在1961年版《辞海》扉页上；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句话，写在1967年版《毛主席语录》扉页上。
有的是攻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政策和做法的。如：“对X（指赫鲁晓夫）骂绝了，对明（指王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指苏联）做绝了。”“绝则错。”
林彪悉心揣摩、分析毛泽东的心理，刻意吹捧毛泽东，其目的和用心是为了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和摄取更大的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林彪表现出一种“坚决‘左’倾高姿态”：
如林彪曾为自己写了一张条幅作为行事格言：“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出，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他们还写下了一些“警句”，如“才不可露尽，气不可使尽”；“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古皆真话惹祸”；“进庙多磕头，少说话，说好实质是懂事，说坏是大是大非，政治工作是危险工作”；三保即“要保官、保产、保命”
；“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之以无”。
有些是讨好毛泽东的诀窍，叶群把这些归入“应兑（对）法”，以便应付毛泽东。“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
叶群的笔记中，有“闭目养神，照上面办”，“面带三分笑”，“三不：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告好消息”。还有“抓一号活思想方法”（按：“一号”指毛泽东）；内有“抓苗头”；“把他想的办的事列入议事日程上”；“从他那里来（其要求）到他那里去（向他报告）”，等等。
在叶群记录的林彪谈话中，就有这样一段：“黑格尔说：‘何谓伟大人物？伟大人物就是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〇一（指林彪）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指毛泽东）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终身不犯错误，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
林彪本人的亲身体会是“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党性，遵命性也”；“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这些话赤裸裸地表明林彪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见风使舵的投机心理。笔记中还写着：“为省脑力，勿读一号（指毛泽东）和斯（大林）”；“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
1961年11月，叶群写了篇日记，恶毒咒骂林彪毁了她的青春，其中对林彪作了深入的刻画，她写道：林彪是“一个专门仇视人，轻视（友情、子女、父兄无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的人”。
从这些断断续续、隐隐约约、欲断又连、既明且暗、时露时潜的小注、眉批、笔记、日记、札记、格言中，流露出林彪一伙在那个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里的心态：封建主义的君臣心态；为个人得失不讲原则的投机心态；心怀叵测的两面派心态，展示了他所鼓吹的“紧跟”的本质，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