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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少年时期曾受过比当时一般人更多的教育，文化基础比较厚实，在黄埔军校学习虽不到一年，但由于他个性孤僻，不爱交际，因而更能集中精力和时间专攻学业、思考问题，掌握了较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林彪生平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爱好，但对军事却情有独钟，对战争有着独特的感悟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据说林彪曾广泛地阅读古代兵书，对《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之类书爱不释手。
1926年10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后，正值北伐军攻克武昌。林彪被中共湖北省委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林彪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到井冈山后，在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表现出其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1928年7月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牺牲后，林彪接任王尔琢的职务，担任二十八团的团长。1929年春，红四军重新整编，下分三个纵队，林彪担任主力纵队一纵队司令员，与伍中豪、黄公略并称毛泽东手下的“三骁将”。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整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全军团约2万多人。林彪出任红一军团四军军长。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成立后不久，蒋介石就调集重兵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的战役。第一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共歼敌1.3万人，特别是龙岗一役，歼敌近1万人，活捉了国民党“围剿”军前线总指挥、第18师师长张辉瓒。
1931年4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的战役。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15天中，由西向东横扫350公里，五战五捷，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
1931年7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南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的战役。此役，红一方面军共歼国民党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1.8万余人。
1933年2月至3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宜黄县南部地区，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的战役。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历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蒋介石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林彪率领的部队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战功卓著。林彪也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名。蒋介石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林彪的首级。
由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和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屡战失利，1934年10月10日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这支远征的部队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包括中央红军五个军团（红一军团，总指挥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政委李卓然；红八军团，总指挥周昆、政委黄功、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红九军团，总指挥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及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共8.6万余人。
长征中，林彪、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作为红军主力，屡建战功。国民党军在中央红军的转移途中，精心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围过程中，红一军团始终作为全军的开路先锋，历尽艰辛，过关斩将。湘江之战，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折损过半，只剩下3万余人。红一军团浴血奋战，也是损失惨重。长征途中，抢渡乌江天险、智取贵州省遵义城、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攻占天险腊子口，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战例为红一军团战史上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也为林彪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是这样描绘林彪的：“他是红军中年轻的鹰。在一九三五年那明媚的春天里，云南的田野万紫千红，到处是雪白、桃红和淡紫的罂粟花，在阳光下迎风摇曳。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彪出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该师首战平型关告捷，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胜利信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一五师抓住日军骄横狂妄和麻痹大意的弱点，正确地运用伏击战术，以勇猛顽强的精神，发挥山地战和近战的特长，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1 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掷弹筒20余具、步枪1 000余支、军马53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作战中，第一一五师伤亡400余人。此次作战规模虽小，却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其政治上的意义是远远大于军事上的。平型关首战告捷，全国各大报刊头版头条给林彪挂满了“抗日英豪”、“民族英雄”、“无敌元帅”、“常胜将军”的桂冠。一夜之间，林彪的名字家喻户晓。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抗日力量，独占东北。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中央调派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名（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肖劲光），率领各解放区抽调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先机占领东北各战略要点、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1945年10月31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成立，林彪任总司令。这支部队不过十余万人，到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时，总兵力已达27万人，到辽沈战役前发展为103万人。
在解放战争中，林彪挥师从白山黑水到平津重地，挥戈江南，横槊五岭，直打到天涯海角。这支威武之师依靠人民群众，同其他部队密切配合，先后发起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汉浔间渡江战役、湘赣战役、宜（昌）沙（市）战役、衡宝战役、广东战役、广西战役、海南岛战役等著名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80多万人（不含后期剿匪战绩），部队也由10多万人发展成为一支多兵种和拥有180多万人的人民武装，是四个野战军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野战军。
“歼敌180多万人”，“部队发展到180多万人”，这两个“180多万”显示出第四野战军的卓著功勋，他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国革命史和战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其主帅林彪自然功不可没。
林彪身上也有许多毛病和缺点，这在战争年代已有所显露，主要表现为在重大问题上的判断，往往缺乏远见和全局观，在关键时刻容易动摇。林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但缺乏独立自我批评精神，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内心仍然耿耿于怀。此外，他身上还存在气量小，心胸狭窄，性格孤傲，有点恃才傲物，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报复心强，对个人名利考虑较多等个性弱点。
（一）摇摇摆摆赣南路
据陈毅回忆：1927年南昌起义受挫后，朱德率领2 000多人，转移到江西大余，进行整编，准备向赣南开进。在向赣南开进途中，林彪开了小差。由于环境险恶，起义部队中有些人感到前途渺茫而悲观动摇。其中有一些军官包括林彪，企图另找生路。当时林彪任第73团7连连长，陈毅是第73团指导员（党代表）。林彪带了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来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他们还劝陈毅也走。其他几个连长被陈毅劝阻了，但动摇已久的林彪还是开了小差。在部队离开大余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向梅关方向跑去。在逃跑的路上，林彪发现地主武装团队在关口上把守得很紧，对形迹可疑的人不仅要搜查、盘问，还要抢物打人，甚至枪杀。林彪害怕了，感到走投无路，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陈毅当时批评了他，但对他回来还是表示欢迎，还让他回连队当连长。
开小差当然是一种意志薄弱、信念动摇的表现。但毕竟当时林彪还是个20岁的青年，受党教育的时间不长，第一次面临这么严峻的局面，发生动摇，也并非不能理解。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百般吹捧林彪，林彪这段不大光彩的个人历史，竟被篡改成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率领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朱毛会师”应改为“林毛会师”。深悉内情的陈毅痛斥道：伪造历史是一种犯罪行为。南昌起义上井冈山，林彪起过什么作用？说穿了他是一个逃跑分子。
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1974年，朱德在住处对来访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说：“在井冈山上时，他林彪才是个营长哟，怎么能说井冈山会师是他林彪和毛主席会师呢！历史就是历史，他们胡闹不行。”
（二）在朱毛之争中的林彪
1929年6月初，红四军领导层中就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建军及党对军队领导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关系问题。
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在红四军中，前委与军委一直并存，军委置于前委的领导之下。部队向赣南、闽西挺进中，为统一指挥，红四军决定军委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指挥部队打了不少胜仗，将赣南、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由于此时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比较繁重，前委难以再兼顾军委的工作，故决定从1929年5月起恢复军委办公，由中央新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
刘安恭就任不久，在一次临时军委会议上由他提议并形成一个决议：即今后前委只负责研究制定部队的行动等大的方针，部队的指挥权则由军委掌握。这一决定，显示出一种脱离前委领导，与前委分庭抗礼的倾向，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毛泽东对刘安恭的这一错误决定十分气愤，多次表示不能同意和接受这一决议。
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1929年6月8日召开的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要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并表态坚决支持毛泽东和前委工作，反对刘安恭错误做法。
林彪在信中也对朱德进行了尖刻的攻击：“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形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肖克将军认为，林彪在前委会议前“给毛泽东写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辞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
林彪不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平时也常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例如，朱德同士兵的关系从来都是很融洽的，但林彪却指责朱德是“拉拢下层”。
原来，自井冈山会师以来，林彪就对朱德产生强烈不满。原因是：井冈山会师不久，毛泽东感觉这个二十来岁的小营长不错，曾打算让林彪接替已升为红四军参谋长的王尔琢，担任二十八团团长。在朱德的印象中，林彪很聪明，也有军事才能，但资历过浅，还有许多地方思想不纯，何况二十八团是四军的主力团，因此说对林彪还要看一看，团长先由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兼任。林彪得知后非常不满，为此耿耿于怀，憎恨起朱德来。
白砂会议的主要议题仍是讨论是否成立正式军委的问题，会上的争论主要是在刘安恭和林彪之间进行。刘安恭将锋芒直指毛泽东，林彪在会上对朱德进行攻击。就要不要军委问题，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朱德认为中央对红四军成立军委有指示；毛泽东认为与其有名无实，要也没用。会议在投票表决时，以36票赞成，5票反对，决定撤销临时军委。
白砂会议后，毛泽东写了《复林彪的信》，朱德也写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双方就此问题分别向林彪谈了自己的看法和理由。前委机关刊物《前委通讯》将林彪致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和朱德写给林彪的信一并刊印发表。
1929年6月下旬，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在会上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争端问题。但他的正确主张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在讨论中，林彪再次坚持他给毛泽东信上所写的内容和对朱德的看法，而刘安恭则要求实行完全选举制度，轮流更换党内负责同志，他的提议遭到了否定。大会在中央未指示改组前委的情况下，改选了前委。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为前委书记。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
这次大会没有正确解决红四军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但大会决议对于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的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林同志这信是写给私人的，但内容是关于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为严重的问题。林同志现为这严重的问题所感动，便应该向党报告，尤不应仓促（距前委会议的三个小时以前）写这封信，这是不对的。这并不是禁止私人间写信，其主要意义是要同志不要离开党而谈论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的纠纷反而使之加重。林同志信内的词句如‘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这些现象固然一部分足以引起林同志的怀疑，但不是很具体的事实，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
这场争论直到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才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古田会议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其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古田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并且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
对于如何评价林彪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历来褒贬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及其同伙把它作为政治资本大加赞扬，林彪俨然以正确路线的代表和毛泽东一贯的支持者、追随者而自居。
第二，认为林彪在这场争论中怀有个人企图，推波助澜，起了很坏的作用。
第三，认为林彪毕竟是公开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正确的建军主张的，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至于他在争论中说了过头话，在当时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笔者认为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既不能否认林彪敢于支持正确主张的胆识和勇气，也不能不看到林彪对朱德的批评失去了善意，带有倾向性的个人目的，暴露了林彪个性里心胸狭窄、报复心强的一面。
（三）“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在1929年末，红四军指战员认真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准备迎击闽粤赣三省敌人的“会剿”。林彪过高地估计了敌人三省“会剿”的军事形势，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十分悲观，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他用贺年的方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对形势作出悲观的估计，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
对于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十分清楚它的代表性，林彪提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在革命根据地中并非是个别人的观点，尤其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着这种思想倾向，对这种甚为危险的情绪，决不能听之任之。
1930年初，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毛泽东在信的开篇是这样写的：“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毛泽东满怀希望地预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历史已经证明，林彪的悲观是短视的表现，而毛泽东却表现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在对形势的判断和战略思考方面，林彪的眼光远不如毛泽东，但这只是战略眼光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
然而，心胸狭窄的林彪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事隔将近二十年，1948年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在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把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修改。事隔将近三十年后，1969年林彪重上井冈山，由他人捉刀《西江月·重上井冈山》词一首：
西江月
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林彪将别人代拟词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一笔勾掉，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对林彪在词中自我标榜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一句，毛泽东重重地划上了两道粗线，并打了一个问号，说：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当然，对于林彪敢于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自己想法的这种做法是无可非议的，黄克诚将军评价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
（四）个人主义的最初表现
“九一三”事件后，朱德、聂荣臻都揭发过林彪。
朱德说：“林彪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调人、调枪支，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冈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琢同志。”用聂荣臻的话说：林彪“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
从林彪担任红28团团长后，他的脾气褊狭古怪，猜忌疑心，所以同历任团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难以共事。28团改称第一纵队后，党代表由谢唯俊继任。林彪对谢唯俊也看不顺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硬是把谢唯俊挤走了。
第一纵队改为红四军后，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罗荣桓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把军中政治工作、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连林彪也觉得无可挑剔。因此，林彪除了负责指挥打仗和钻研战术外，对部队日常工作索性不管了，一时间，林罗之间倒也相安无事。毛泽东对罗荣桓在红四军的政治工作感到满意，也对林罗关系感到放心。毛泽东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到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但罗荣桓在某些私下场合，曾这样形容与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无期徒刑。
1932年，林彪任新组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担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注意到这样一件事：他看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看到他那种沾沾自喜的样子，聂荣臻感到很不舒服。后来接触多了，发现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他往往夸大了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聂荣臻还谈到：林彪“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
；刘伯承也对林彪存有这样的印象：这个人主观、狭隘，听不得不同意见，什么都是自己对，权威思想严重。
（五）林彪的《论短促突击》——难解之谜
如何评价林彪的《论短促突击》一文，一直是众说纷纭。
“短促突击”论的发明者是李德。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即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
1933年9月底，正当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围剿”之际，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此时，中央根据地正在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的最高军事指挥者。
李德完全不了解中国情况，只是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推行“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李德提出的“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短促突击”作为战术手段是可以运用的，但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当时红军装备很差，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显然是错误的。
第五次反“围剿”中，林彪起初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是相当不满的，他与聂荣臻一起或以个人名义发电报、写信，向中革军委提出过许多建议，要求改变目前的战略战术，不要同敌人硬拼，改用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打击和消耗敌人。
1934年2月24日，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不要处处修工事，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1934年4月3日，林彪以《关于五次反“围剿”之战术问题》为题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列举了军委在作战指挥上的四大缺点：第一，最严重的缺点是决心迟缓，以至失了不少的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第二，是决心下后，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第三，军委对各部队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他还批评了李德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指出以军委现有的地图指挥战略的部署还勉强够用，但涉及很多小的战术部署，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军委不能事无巨细，只应在战术原则和动作上提出些必要的供指挥员参考的意见，军委应集中精力判断情况，抓紧时机，迅速果断地下决心；第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适用，未充分分析当时的情况和当地的地形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摆。特别是针对“短促突击”，林彪指出：有时候，事实上不可能行短促的突击，但军委也要行此种突击，敌人如知我军主力在其附近，他的前进是不敢脱离他后面堡垒的火力掩护的，我军突击他时，他以强烈的火力压迫我军，遇势不利时又退入堡垒，他见我军围进到堡垒附近时，或乘我有伤亡，队形混乱时，向我来个反突击，我们就要吃不少的亏。
4月14日，林彪给军委的电报还是同样的意思。
总的看来，林彪是不赞同军委实行堡垒战和“短促突击”的战法的。但他很快转变过来，请李德来红一军团讲授“短促突击”战术。林彪命令部队以庄严威武的分列式对李德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集中团以上干部和机关人员，听他作报告。
李德重点讲了短促突击，他认为：红军在防御的重要方向上，构筑支撑点和堡垒群，抵御敌人火力袭击，钳制和阻击敌人进攻。然后，集中我主力，趁敌离开堡垒向我进犯时，对其实施短促、有决定意义的突然袭击，消灭其有生力量。李德还详细地说明了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置、步炮协同、出击时机、火力兵力互援及预备队使用等问题。李德还说，这是他根据苏联红军作战经验和苏沃洛夫（俄国军事学术奠基人之一，俄国大元帅）、库图佐夫（俄国元帅，著名统帅）的军事理论，结合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创造的战术新理论。由于红军大多数指挥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系统军事教育，受游击主义和封建落后的旧军队影响很深，因此必须破旧后才能立新。必须坚决彻底铲除游击主义，游击习气，按正规战的要求，建设正规化的红军。
林彪听完报告后即给军委写了一封信，专门谈自己对短促突击的学习体会。他写道：在已经进占苏区的门户，我军以后将会遇到更多地采用短促突击战术去消灭敌人的战斗。短促突击战斗的发生是突然的，战斗的过程是短促的。运用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这是红军反“围剿”克敌制胜的新法宝。李德看了信后很高兴，立即给林彪复信，要他整理成文在杂志上发表。
林彪于1934年6月17日在《战争与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战争与革命》是博古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创办的军事理论刊物。目的是使李德的军事路线、战略战术更加理论化、系统化，更加顺利地灌输到各级指挥员的脑子里，落实到行动中。林彪在文中提出了26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还引用李德的一段语录作为结束语。
林彪为什么转过来支持“短促突击”呢？对于林彪发表此文的目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林彪是在搞投机。伍修权称林彪此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林彪突然发表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态”。没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对林彪此文的看法如何，但在1972年批林整风时，把林彪的《论短促突击》印了出来，作为林彪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佐证。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
另一种看法是，有人推测林彪可能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林彪的“短促突击”：“他以‘短促突击’创始者著称，冯玉祥将军曾经就这种战术发表过评论。据说一军团的许多胜利都可归因于红军熟练地掌握了‘短促突击战’。”
说林彪是“短促突击”创始者显然不确切，但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斯诺对林彪的《论短促突击》一文是赞许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胡继熙在《中国季刊》（1980年6月号）上撰文，认为林彪所提出的短促突击战术与李德是不同的。李德的短促突击是处于消耗战与运动战之间的一个谋略，是消耗战战略的变种；而林彪所提的是采取突围政策，其基本原则与遵义会议决议中提到的毛泽东等人的战略是一致的。
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的真实动机，他的“短促突击”与李德的异同，是一个有待继续研究的问题，这里且不妄加评论。
（六）遵义会议上态度暧昧，会理会议上被斥为“娃娃”
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如何，遵义会议上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林彪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聂荣臻也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发什么言。”
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
遵义会议后，林彪没有按照会议的要求向全军团传达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过了十几天后才传到红一军团。个中原因，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这样认为：一方面，因为红一军团在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之前，已进到离遵义50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且遵义会议一结束，我师就作为先头部队奉命向赤水方向前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我们传达；另一方面，参加遵义会议的军团政委聂荣臻同志因脚打泡，化脓未好，坐担架随中央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再一方面，不能不说同林彪对遵义会议的态度暧昧有关。
还有一说是毛泽东亲自到红一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让林彪传达会议精神，而是自己传达，是对红一军团的重视，还是对林彪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不满，不得而知。
遵义会议后，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这时忽然流传起毛泽东指挥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也是带头起来倡议的一个。主要是因为毛泽东为了摆脱追军，采取了大范围机动作战的方针，即四渡赤水，由于部队疲劳，产生了怨气。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但部队为了隐蔽企图，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采用机动作战，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林彪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不满，埋怨说部队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当时在场的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
但林彪听不进劝告，写信给中革军委要求改换领导。林彪信的大意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他还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名，被聂荣臻严词拒绝。林彪只好单独签字把信送上去了。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会理召开。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的正确，并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的充分信任。“林彪在会议上虽然没有敢于公开反对会议的决议，但态度沉默暧昧，内心是不满的”。
毛泽东发言指出，这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的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张闻天在会议报告中也批评这一错误，周恩来、朱德等发言，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于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毛泽东进行了驳斥，认为他年轻，不懂事，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最终还是原谅了林彪，他认为林彪的幕后策划者是彭德怀。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林彪这封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林彪当时没有说信与彭德怀无关。彭德怀考虑大敌当前，需要维护党的团结，他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未作申辩，并批评林彪的信说：“遵义会议才选出新的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的，特别是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8月1日毛泽东住处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时，新账旧账一起算，谈到1935年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让毛泽东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彭德怀时，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发言说出这一事实真相，他写这封信之前，彭德怀不知道这件事，与彭无关。散会后，彭德怀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会议上林彪算是澄清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误会。”
（七）林彪要到陕南打游击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彪不愿留在荒凉的陕北，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
1935年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前，曾征求军团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林彪的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认为林彪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变主意。
1935年12月16日，林彪还在一封电报中提出，期待中央批准打游击战争。同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答复林彪，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战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在中央的批评和教育下，林彪放弃了到陕南打游击的主张。
不久，由于林彪的本位主义突出，他和毛泽东又发生了冲突。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15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1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红15军团。林彪拒绝拨兵。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l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1军团的这种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上林彪索性一声不吭，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八）解放战争时期林彪的个性弱点一些表现
林彪初到东北时，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书记是彭真。1946年抚顺会议前，彭真和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对于围绕工作出现的争论，本来是党内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但是，疑心病极重的林彪却把彭真以及赞同彭真意见的人都视为-派，向毛泽东告状说，彭真与林枫、吕正操串通一气，搞“桃园三结义”。又捎带了伍修权，实际是“桃园四结义”。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只好让林彪任东北局书记，彭真改任副书记，后又调作他任，林彪才算罢休。
1949年3-4月，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林彪任司令员，政治委员是罗荣桓，但林彪对罗荣桓不满，甚至提出不要他担任四野政委。罗荣桓是怎么得罪了林彪的呢？原来，1947年，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办了一个部队子弟学校，罗荣桓吩咐东北局办公厅把一栋花园洋房腾出来作了子弟学校校舍。这幢带花园的洋房原是东北局分配给林彪的。由于林彪常年住在前线，只剩下叶群和孩子住在大宅院里。叶群有些害怕，便搬进了另一幢房子，但她也没交出这幢洋房。子弟学校搬进花园洋房后，叶群向林彪告状，林彪很恼火，觉得罗荣桓不尊重他。事隔不久，1948年11月，罗荣桓又因组织起草关于辽沈战役的总结报告一事惹恼了林彪。这个总结报告有一段写了在打锦州问题上的犹豫，尽管罗荣桓在措词上十分委婉，语气上十分平和，还为林彪的犹豫罗列了许多理由和客观原因，但也引起林彪的不满。因为这些事情，宽厚、大度、忍让、和气的罗荣桓得罪了林彪，他要求更换四野政委。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向聂荣臻提出不要罗荣桓当政委，要聂荣臻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被聂荣臻当即坚决拒绝。
还有一例，1948年，中央为了加强集中统一指挥，相互配合为进行战略决战作好准备，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坚持定期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制度。林彪在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以来一直没有按规定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1948年8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指出有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将自己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不允许违反的指令。”
林彪送来综合报告，不得不就此问题向中央作了检讨。8月20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八月十五日你的综合报告收到，甚慰。”“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面貌。”
毛泽东在8月22日以中央的名义致电东北局时指出：“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克服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部门各党委（首先是军队）同样存在着的这种不良现象。”
中央还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仿照东北局的办法，认真检讨，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九）辽沈战役中的林彪
关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作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说法：
上个世纪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林彪大肆吹嘘，说他是“常胜将军”，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功劳极大，无限拔高。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批判林彪时，说他在辽沈战役中有意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把其贬得一无是处。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对林彪逐渐作了较客观的评价，史学界的一些同志认为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在若干问题上的主张是错误的，但后来积极、正确地指挥了辽沈战役的作战，因此不能说他有意反对和破坏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更不能说他有一条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
毫无疑问，林彪对辽沈战役的部署上有一些错误主张和指挥上的失误。如想把主力留在北线打长春而不去打锦州，延误入关时间，堵截不及时，从营口跑了一些敌人等，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特别是林彪对于攻锦州还是打长春，在几个月中几次反复，毛泽东自然很不满意和焦虑。直到林彪下决心攻打锦州时，毛泽东才感到“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
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了总攻，只用了31个小时，就攻克了锦州。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作战的成功，致电林彪说：锦州作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锦州的解放，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就像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方面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这两大战略集团分割开来。
1972年、1973年批评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错误，当时依据的事实是对的，问题在于：一是批评他的错误的同时，没有指出他下定攻打锦州的决心之后在指挥上所表现的积极方面；二是无限上纲，没有实事求是地、历史地分析这些错误的思想原因，而是把这种思想性、局部性的错误不适当地提高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上来批判。
在辽沈战役中，作为全军统帅的毛泽东和作为东北主帅的林彪之间，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分歧，毛泽东对战略利益看得比较重，对战略重心看得比较准，提出远景性指导意见；林彪作为前敌将领对战役安全看得比较重，对敌情的变化比较敏感。而且中央有的电报是商讨口吻，准备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林彪和野战军领导人集体研究商定的决策，有些是向中央请示的问题，即使有些与中央不同的看法，也不宜都说成“反对毛主席作战方针和部署”、“破坏预定作战方案”。况且在中央指出并纠正其错误作出决定后，林彪还是按中央军委指示行动的。可以说是将帅协谋，各抒己见，经过耐心的协商和充分发表意见，双方终于达成共识，共同创造了辽沈战役的辉煌。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员在长期作战中都不可能一点失误也没有。过去那种对林彪的错误无限上纲，算老账式的批判，不加分析地一律斥之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一种极“左”的做法，不是实事求是的。
老一辈革命家杨尚昆和陈云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都作了客观的评价。
1984年杨尚昆在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就不能说他从头到尾都坏。前些时候，东北的同志拍电影，排戏，就不敢写林彪。陈云同志不是说了吗？对林彪应放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来考察。涉及这些人的有些重要历史问题的结论，不是你们能作的，要由中央来作。那是将来的事。写历史要各方面都站得住，评价要公道。”
1984年陈云在《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中对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的表现，也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一方面，“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长春而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会来得这么大，这么快”；另一方面，“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
综合起来可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林彪功绩是第一位的。这就是说林彪并非像他大红大紫时被人吹嘘是“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关头，总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一边，同各种‘左’的右的错误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等等；也不像“九一三”事件后被批判那样，参加革命就是投机、抱有篡党夺权的个人野心和反革命目的，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都犯有滔天罪行。
不实事求是地讲清林彪历史上的功过，就无法解释：既然他在历史上一贯犯错误，为什么他在党、政、军内的职务却不断提升呢？至于他在思想意识和个性方面，其个人英雄主义、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心胸狭窄、性格孤傲等毛病，不仅没有在革命战争中得以克服，反而在其战功之下掩盖了起来，甚至不断有所发展。这就埋下了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