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以前发生的震惊全国、轰动全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是中共党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党史上罕见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集团问题成为“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尽管中央对林彪问题早已有明确的结论。20世纪80年代初，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及各级军事法院对林彪集团案，依法进行了审理和判决。各种新闻媒体作过详细报道，证据确凿，量刑适当。司法界公布了一些案件有关的资料，学术界也出版了一些研究林彪集团和“九一三”事件的专著和论文。总的看来学术性研究成果不算多。

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十分突然，情节离奇，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似乎一夜之间就由“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这个人物反差太大，一些人至今对林彪事件仍有某些疑问和难以理解之处，也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也出版了一些有关林彪问题的作品。其中严肃的学术探讨很少，大多是以林彪事件为背景，有的属于猎奇，胡编乱造，还有的是别有用心基于反华、丑化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目的，散布一些似是而非、歪曲事实的材料和结论，为林彪鸣冤叫屈。国内某些以林彪事件为题材的有些所谓纪实作品、地摊文学并无学术价值，大多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炒作。近年来一些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所谓知情人、亲历者，以种种借口，歪曲事实甚至捏造材料为林彪辩护，企图翻案，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使本已清楚、明确的问题，又被搅浑了水。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选择了这个有相当难度的课题，收集了大量资料，对林彪集团进行剖析，廓清林彪集团的来龙去脉，回答了人们的一些疑问，批驳了一些谬误，实事求是地还林彪的本来面目，填补了林彪问题研究中的一些空白，这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学术工作。

究竟如何评价林彪历史上的功过？林彪集团的概念和内涵是什么，究竟哪些人属于这个集团？作者在第一、二章中作了评价和界定，是否符合实际、公允、妥当，请读者去评判吧！林彪已是写入党章的接班人，为何还要抢班夺权？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的实质是什么？海外有人为林彪喊冤叫屈有事实根据吗？林彪问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如何深入研究？在本书第三、四、五章中，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最后一章作者提出林彪现象的几点反思，相信也会引起读者特别是经历十年浩劫的中老年人的某些反思吧？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但创新又离不开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本书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结合得比较好。例如对林彪蜕变的轨迹的描绘，特别是由林彪现象引发的几点经验教训，是从历史传统、体制弊端以及“文化大革命”特定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剖析的，说服力强，既富有理论色彩又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以充分确凿的史料和事实，批驳了海内外有关林彪事件的一些歪曲和谣传，会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部权威性的著作。本书作者对该书叙述林彪外逃的一个情节提出批评说：希望外国的学者注意吸纳最新的资料与研究成果，“不要不加分析引用一些纯属臆测的描述，道听途说的材料或别有用心的观点，这样才能保持学术著作的严肃性和可信度。”

1999年7月，本书作者在《党的文献》杂志上发表的《林彪外逃中一个插曲的真相》，2001年春突然被国内外一些媒体转载。当时我在悉尼，当地中文《澳华新报》在3月22日整版转载，通栏标题是：《中国当代论坛最高机密被揭开：“林彪被迫飞往苏联”纯属虚构》。可见影响之大。此文见本书第五章几个有关史实辨析。

历史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需要时间的检验和沉淀。好似一个钟摆，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肯定，肯定中有否定，一般情况下摆幅越来越小，功过是非逐渐接近本来面目。但离作出完全的、历史的、理性的科学论断，本书不能算一个终结，它只反映现时的政治历史环境、掌握的资料及作者目前的认识水平。

本书是一部严肃性的学术著作，却又有很强的可读性，许多章节还是很吸引人的。值得关心党史、“文革”史和林彪问题的读者先睹为快。

我当了几十年的教书匠，一名普通的党史工作者，研究成果很少，从未出版过个人专著，也没有给任何书籍写过序言，让我来为周敬青博士的学术专著写序言，实在是难为我了。我勉强答应下来，也是有些缘由的。

其一，二十多年前，我曾有机会接触到林彪案件一些案卷材料。1980年以来，我在教学中经常讲述林彪集团和“九一三”事件这个专题。1987年发表过3万多字的《林彪集团兴亡初探》。至少我对有关林彪问题书刊所引资料是否真实，还有些鉴别力，不至于将所谓纪实文学作品虚构的“何秘书”，当作真人编入“真相”“全传”中。

其二，我与作者导师金春明教授的关系密切。1977年我调入中央党校后，十余年一直在金的领导下做“文革”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担任博士生导师后，约有七八年时间，我一直是他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成员之一。周敬青选定论文题目后，金春明让她来找我。我曾给作者提供一些建议和资料，却未承担指导论文写作的实际责任，因为那时我准备出国探亲。

其三，2001年5月我探亲回来后，应邀担任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

由于这几层关系，我只好写了这几段内容介绍式的话，支差了事。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相信读者会作出公正的判断。

2013年2月于中央党校大有北里 1v/FS3/pw9e7mOpoZinB9Yv3e0kiO1R5S4W6jb14h+UF2xzS+svHoW5qu8/T87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