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任命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取代弗里奇,而勃劳希契也欣然从命,这件事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勃劳希契毫不讳言他曾经效忠于前共和政权,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观点,公开批评纳粹的政策。他对容克贵族(Junker,容克为德语译音,指普鲁士贵族和大地主阶级。19世纪中叶逐渐演变成半封建型贵族地主,成为德意志帝国右翼势力的主要支持力量。——编者注)的褊狭和纳粹的狂妄均十分反感。在常人眼里,勃劳希契看重荣誉感,决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关心他人,深得同事和部下的信任。1938年2月,勃劳希契却接受希特勒的委任,这是因为他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很快屈从于一己野心,还是因为他以为担此重任便能挽狂澜于既倒?第二种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事实表明,在弗里奇被解职后,勃劳希契仍与他交好,不止一次地向他表示慰问,这使纳粹头目极为反感。然而,事件的演变却表明勃劳希契从此将如履薄冰,想要挺胸阔步那可太难了。
选上勃劳希契纯属妥协的产物。希特勒起初想任命赖歇瑙,伦德施泰特和其他人提出这会引起军方的强烈反对。勃劳希契在常人的眼里是个可靠而不无进取心的军人。虽然他原来是个炮兵专家,但他却要比其他高级将领更能认识到坦克的潜力。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弗里奇之类的老派军人那么保守。勃劳希契最明显的优点就是能讨各派人士的喜欢,这样就能打消人们的疑虑,掩盖这次人事变动背后的政治动机以及此前的内部争斗。勃劳希契为人谦逊也使人们相信他不会像弗里奇那么难以对付。
然而,希特勒很快就发现,彬彬有礼的勃劳希契并不比弗里奇更容易操控,他同样不允许政界对军队的渗透。勃劳希契上任后首先采取措施改善普通士兵的福利,争取让他们在复员后有较好的前景。他整饬军纪,坚持不让纳粹组织与军队沾边。勃劳希契力图加快改进军队的装备,但是他又设法缓冲纳粹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以免过早地引起冲突。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也力挺勃劳希契。贝克是个精明强干的军人,但是他属于“反坦克”派,他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倾向于低估希特勒依靠新式武器所取得的战果。
希特勒将其意图挑明之后,勃劳希契8月初召集全体高级将领开会,通知他们贝克将军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如果大家同意,他将面呈希特勒。然后,贝克宣读了备忘录的内容。备忘录认为德国的政策应当尽量避免挑起战争,尤其不应在“苏台德地区这样的小问题”上冒战争之险。报告指出德国军队的弱点,认为德军的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可能形成的各国联军。它强调即使美国不直接参战,它也很可能利用其资源向德国的对手提供武器装备。
伦德施泰特曾对我描述会议的情况,他说:“贝克读完备忘录,勃劳希契站起来说,如有任何不同意见请在备忘录上呈希特勒之前提出来。没人表示异议,报告就被送上去了。希特勒气得火冒三丈。”贝克因此被解职,哈尔德继任总参谋长。
反对派的意见就这样被立刻压了下去,但是,当9月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勃劳希契又向希特勒进言,德国军队尚未做好战争准备,告诫希特勒要有所收敛,不可轻易挑起战火。新任总参谋长哈尔德并没有附和希特勒的主张,而是继续前任的路线,支持勃劳希契。这让希特勒明白要想破坏铁板一块的军方决非易事。哈尔德的军事观点相当保守,但像贝克一样,他不乏政治远见,不愿拿国家的前途去孤注一掷。他担心新组建的德国军队羽翼未丰,经不起大战的考验。希特勒决不会从谏如流改弦易辙,有鉴于此,哈尔德便加快步伐,准备以武力来反对希特勒的政策和政权。
然而,法英两国政府更怕开战,根本不愿为捷克斯洛伐克冒险一战,致使希特勒在慕尼黑轻而易举地将苏德台地区收入囊中。
接二连三的胜利让希特勒的势头更难遏制。次年春天,他公然推翻慕尼黑协定,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捷克本土,并马不停蹄地向波兰进逼,要求将但泽(Danzig)割让给德国,德国有权建造横穿波兰走廊通往东普鲁士的境外铁路和公路。希特勒无视他人的看法,根本不明白在这种形势下提出所谓有限的要求显然是太过分了。波兰断然拒绝,并在英国的支持下变得态度强硬。希特勒认为自己受到挫伤,为之大怒,加紧施加压力。为了指望波兰能俯首听命,保住自己的面子,希特勒越来越倾向进行战争冒险——只要风险不至于太大。
希特勒与军方头目商讨波兰问题,勃劳希契的回答比凯特尔更为明确。勃劳希契认为如果反对者仅仅限于波兰、法国和英国,结果“很可能”对德国有利。但是他强调如果德国还要与苏联交战,那就很难指望还能获胜。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尔(Coulondre)得知这个情报后,在6月初向政府作了汇报。
纳粹分子本来就对勃劳希契阻止军队纳粹化的做法颇多怨言,如今他又在波兰问题上提出质疑,并对意大利的盟友地位冷言冷语,这使纳粹更加恼火,于是他们发起了反对勃劳希契的运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勃劳希契不得不向公众宣称他忠于元首,还在坦嫩贝格(Tannenberg)威胁波兰,发表情绪激烈的演讲,虽然他的这些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要做一番自我表白。勃劳希契之所以发表这样的讲话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可能认为这番言辞不会造成多大的危险,因为任何一个明白当时军事格局的人都难以想象如果俄国袖手旁观,处于这种毫无希望的战略地位,英法会真正为了波兰不惜一战。考虑到勃劳希契有关俄国的说法,迫于形势,希特勒全盘放弃以往的反苏政策,力图使苏联保持中立。一旦转变立场,希特勒立刻着手加快与苏联签订协议。英国政府当时也在和苏联人谈判,却一再迟疑不决。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苏德协议已经公布,英国政府还是无视合理的军事逻辑,决定向德国宣战,把法国也拖上了战争道路。不过,在英国错误谋略显现之前,希特勒已经下令入侵波兰。这时,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也正全力以赴地制定作战方案,他们沉浸于军事事务之中,已经将原先的忧虑置于脑后。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亲自出马制定作战方案,此战迅速获胜。他们赋予前线指挥官以充分的自主权,在传统的风格下展现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表明了这种战略的价值。伦德施泰特的南路集军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冲破波兰的防线之后,伦德施泰特命令赖歇瑙拥有大部分机械化师的第十军团向北迂回到华沙,切断波兰大军的主要后防线。此举犹如一锤定音,堪称妙着。因为陆军总司令部原来以为波兰人已经撤退到东南部,于是命令第十军直线前进,越过维斯瓦河(Vistula)。但是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冯·曼斯坦因(Manstein,Friz Erich von)却算到波兰的主力部队还滞留在华沙西侧,可以将他们包围在维斯瓦河附近。在此关键时刻,前线指挥官可以自行作出决断,其价值已为结果所证实。而在下一次战役情况相似的关键时刻,希特勒却一意孤行,从而付出极大的代价。
入侵波兰的胜利让希特勒陶醉不已。但陶醉中也夹杂着一丝担忧,他担心如果不能确保西线的局势稳定,东线的形势很可能恶化。陶醉与恐惧的相互作用迫使希特勒决定不计后果,采取新的行动。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并没有像希特勒那样被胜利冲昏头脑。战争的尘埃一旦落定,他们便意识到这场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相当棘手,意识到进一步卷入战争的危险所在。波兰之战结束后,希特勒认为在西线采取攻势能迫使同盟国求和,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均持反对态度,他们看得更远,甚至打算用武力来解决希特勒。但是,仅仅是几个月的太平尚不足于支撑长久的和平。那年冬天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广播电台公开号召“向德国开战”,希特勒自然会利用这点来堵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嘴。战争的动力正驱使着战争的列车隆隆向前。
德军于1940年4月入侵挪威,这是希特勒第一次事先未经酝酿便贸然举兵。纽伦堡审判时的证据表明入侵挪威与其说出自希特勒的欲望不如说是出自他的恐惧,它是劝阻和怂恿两种势力影响的结果。虽然入侵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成功,但希特勒也由此陷入了身不由己的窘境。最先提出劝阻的是挪威亲纳粹分子维德昆·吉斯林(Vidkun Quisling),他认为无论挪威政府是否默许,英国都有可能出兵占领挪威沿海地区。德国海军司令部也担心事态如此发展,因为这样就会加强英国对德国海军的封锁,使德国的潜艇难以施展威力。11月底,苏芬战争爆发,法英向芬兰施以援手。正如精明的德国人所猜测的,英法背后的目的是企图借此控制战略要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然而希特勒还是认为挪威保持中立对德国更有利,不希望扩大战争。12月中旬,在和吉斯林会晤后,希特勒便决定静待吉斯林在挪威发动政变,以此实现自己的图谋。
1月,丘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呼吁中立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同盟国的行动也有所升级,这使希特勒更加紧张。2月18日,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冲入挪威海域,拦截德国运输船阿尔特马克号,上船营救被德国人俘获的英国海员。正是当时坐镇英国海军部的丘吉尔亲自下达这些命令的。希特勒火冒三丈,他想为了营救区区几个海员,丘吉尔居然不顾挪威的中立地位,那么他也极有可能下令切断从挪威北部港口城市纳尔维克(Narvik)运往德国的铁矿石运输线,那些铁矿石对德国可是至关重要的资源。
有关这点,伦德施泰特了也曾告诉过我:“丘吉尔的广播讲话使希特勒勃然大怒,正如后来罗斯福(Roosevelt)的讲话一样,他们就是要激怒希特勒。希特勒一再向陆军司令部强调,如果不及时动手,英国就会在这个中立地区先下手为强。”海军上将福斯(Voss)也在现场,他以自己在海军司令部的经历向我证实了这一点,他说:“英国海军对阿尔特马克号的攻击对希特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是点燃入侵挪威之战的‘导火索’。”
阿尔特马克号遭袭之后,希特勒立刻命令法尔肯霍斯特(Falkenhorst,Nikolaus von)将军召集军队准备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占领挪威港口。在2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海军司令埃里希·雷德尔(Raeder,Erich)上将强调:“保持挪威的中立是稳定整体局势,保证铁矿石运输线通畅的最上策。”但是他继续说:“正如我们以前反复申明的,决不能允许英国先下手占领挪威。我们不能无所作为。”
这时,从挪威传来的情报表明吉斯林的党派势头已衰,英国方面的情报却表明英国在挪威的行动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正在结集部队调配运输。3月1日,希特勒下令出征挪威。9日,海军司令部上呈他们的作战计划,认为英国对挪威的入侵迫在眉睫,详细阐述了紧急行动的必要性。德国海军忧心忡忡,但要全部完成准备工作又尚需时日,为了防止英国运输舰先行登陆,只能派潜艇埋伏在挪威港口近海准备拦截。
3月13日,芬兰宣布投降,这打乱了同盟国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企图在纳尔维克登陆的借口。海军上将雷德尔在26日晋见希特勒时就表示,目前已不必过于担心英国军队会马上在挪威登陆。但是考虑到英国肯定很快就会另找借口,重新试图切断铁矿石运输线,所以“迟早德国都得将代号为‘威塞演习’(Weseruebung)的入侵挪威计划付诸实施”。与其延误,不如趁早动手。希特勒表示同意,便确定了具体日期。既然准备工作进行到这个地步,入侵挪威已如箭在弦上。几乎与此同时,同盟国决定向挪威和瑞典政府重新施压。他们准备4月5日在挪威海域布上一条水雷防线,8日向挪威的纳尔维克发出第一批运兵护航舰队。但是布雷行动一直被推迟到7日晚上才开始,第二天下午,德国侵略军就起航了。
4月9日一早,主要由战舰运来的德国先遣部队没费多少周折就占领了从奥斯陆到纳尔维克的挪威主要港口。这个结果表明同盟国的计划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他们的反抗不堪一击,德国人占领了整个挪威和丹麦。这次成功的入侵并没有动用西线部队的一兵一卒和一枪一弹,也没有影响西线的战备部署。而且,直接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最高统帅部,而不是陆军总司令部。
有关西线侵略方案的形成过程比较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讲清,留待后面的章节加以详述。暂且先来描述一下该计划的概况,揭示其中一些有关大局的基本要素,有了这样一些背景知识,可以更有利于我们讲述人物的作用和德国内部的争议。
在世人看来,德军的突然袭击堪称典范,但他们的神机妙算才真正算得上不同凡响。由精锐装甲部队组成的同盟国左路军被诱入比利时和荷兰,这是德军制胜的关键。盟国左路军被诱离老巢,陷入困境,这才使德国的装甲部队能迅速穿越盟国左翼的中心地带,一举奠定胜局。而且,德军的装甲部队直驱海峡地带,在盟军的前线撕开了一个口子,机械化师紧随其后,迅速沿着整个口子筑成一道防线。这种战术以防守来协助进攻,犹如四两拨千斤。它将进攻的重负抛到了处于劣势的盟军的身上,盟军首先要突破重围,纠集被打散的部队才能有所作为。这就是神机妙算的战略精髓所在。
随着盟军西翼的崩溃,其失败的命运已是在劫难逃了。只有一部分军队丢弃全部装备,在敦刻尔克(Dunkirk)从海上仓皇出逃。要不是希特勒突然下令让神速前进的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郊区止步待命,本来这些盟军一个也跑不了,其原因且在后面再详加探讨。痛失全歼敌军的后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露出来,在西路盟军被歼以后,驻守在法国漫长前线的盟军残部难以抵挡德军猛烈的进攻,在德军再次发起进攻前,法国防线的崩溃已是指日可待。1914年,德国企图先深入敌方防线,然后再围歼对方,但事实证明那个包围圈太大了,非德军所能胜任。1940年,德军司令部的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最终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
但是,如同当年的拿破仑,德国的策略并没能成功,它受到来自英伦三岛的持续抵抗,只要英国不被攻克,它就像“肉中刺”一直让德国人寝食难安。德国国防军擅长陆战,对那些逐渐发展的局势有充分准备,但对于目前的突发事件则未必能应对自如。大规模的海上入侵需要运用新的技术,动用船舰装备,面对这些无法预见的情况,德军就有点束手无策了。
海战处于两难的境地,陆战则所向披靡,这就驱使德国人去重蹈拿破仑的覆辙——侵略苏联,而反苏本来就是纳粹理论中固有的信念。希特勒妄图在拿破仑曾经失败的地方取得胜利,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则不以为然,他们想要遏制希特勒的侵苏野心,但德军在欧洲大陆的辉煌战绩使他们难以推行温和的政策。而且,在纳粹眼里,征服苏联是轻而易举之事,尽管勃劳希契和哈尔德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他们比较重视苏联人的力量,但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那种观点,即认为要趁早动手,免得苏联的力量变得更强。
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制定的侵苏计划和1940年发动的战争基于相同的原则,即突破红军防线中的薄弱环节,将敌军各部分割开来,迫使那些守军要靠反攻来突破重围。他们力图将俄军的有生力量歼灭在俄国边界,尽量不让它全身而退,避免为了追击敌军而深入重地。俄罗斯地形开阔,较之西线更有利于德军迂回出击,不利的方面在于那里没有像英吉利海峡那样自然形成的障碍,德军在突破后难以咬往敌人穷追猛打。
一开始侵苏计划如愿以偿,德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加上苏联领导人起初过于轻敌,德国人差点就大获全胜。德军装甲部队所向披靡,成功地将苏联大军分割包围,其中还包括一大部分装备优良的精锐部队。但从总体上看,不利因素超过有利因素,俄罗斯开阔的空间固然有利于德军进攻,但它那延绵的纵深也有利于俄国人及时撤退,从而避免了被全歼的厄运。随着战事的延续,这种不利因素变得越来越大。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装甲部队数量有限。装甲部队是德军进攻的利器、取胜的法宝。1940年西线的胜利首先要归功于装甲部队。当时10个装甲师冲锋陷阵,为后续的150个常规师打开缺口,使它们得以从容布防。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时,装甲师增至21个,但只是把原先各师的坦克一分为二。在开阔的前沿阵地,装甲师数量增多可以提高其机动能力,而各师坦克攻击力的减弱在入侵的初始阶段也无伤大局。确实,按照正统的军事观念,要守卫已经攻克的地区,必须增加陆军部队的比例,增加装甲师的做法是可取的。但是,随着战役的延长,尤其是当德军逼近大城市,遭遇更顽强的抵抗时,有限的攻击力就成了严重的问题。
正是在这些顽强的“岩石”上,德军胜利的希望被撞得粉碎。德军越靠近这些目标,进攻的方向就越明确,迷惑敌人回旋的余地也就越小。希特勒天生擅长迂回进攻的战略,并多次得逞,此时面对近在咫尺的大肥肉,他早已将这种战略战术置于脑后。结果,正如当年的拿破仑,莫斯科成了他眼中一块致命的磁石。
德军本来企图在苏军撤退之前将其歼灭在第聂伯河(Dnieper)以西,但是没有成功。面对这种局面,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德国高层意见不一,后来还一直争论不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希望直扑莫斯科,希特勒则主张向南横扫乌克兰。有一些将领支持希特勒的看法,这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主张。但是当德军在基辅成功地包围了苏联军队后,希特勒又改弦易辙了。虽然冬季已经临近,希特勒还是决定在南路德军通过乌克兰向高加索挺进的同时,继续向莫斯科进军。10月初,希特勒宣布攻占莫斯科的大决战已经开始,他决定将自己的声名押在这场豪赌上。
开战之初,德军战果辉煌。博克(Bock,Fedor von)将军在维亚济马(Vyazma)包围了60万苏军。然而就在完成包围之时,严冬降临了,在通往莫斯科泥泞的道路上,德军唾手可得的胜利陷入了泥沼。
希特勒还要加强进攻,有些将领认为德军必须后撤,加强防守,冬天宜守不宜攻,对敌我双方都是如此。希特勒根本听不进要他谨慎从事的劝告。勃劳希契、哈尔德和博克也倾向于继续进攻莫斯科。毕竟当初他们颇费周章才使希特勒改变主意支持进攻莫斯科,如今他们自然也不情愿就此止步。11月,德军准备再次努力发起进攻。但是德方的意图过于明显,各路军队汇集在一起进攻莫斯科倒也使俄国可以集中兵力重点防守,免得分心兼顾其他地方的安危。后一阶段的进攻由希特勒直接指挥,除了面上的事情,勃劳希契已经不再具体负责。莫斯科战役失败后不久,德军又从苏联西南部港市罗斯托夫(Rostov)败退,9月份就正式宣布勃劳希契撤职。希特勒决定“遵从自己的直觉”亲自掌控德国陆军的最高指挥权,早在1938年2月将布隆贝格撤职之时,希特勒就已经掌握三军武装的总指挥权。
希特勒夺了勃劳希契的权力,这表明军人最终丧失了对战略战术的决策权。从此以后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就可以对高级将领颐指气使,对军事大计独断专行。将领们的权力仅限于提提建议略示异议而已。身不由己的执行者难以出色地完成任务。
迪特马尔(Dittmar)在我们的交谈中追溯这一转变的经过。他说:“波兰战役、西线战役、巴尔干战役以及俄罗斯之战的第一阶段都是由陆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相对而言,最高统帅部几乎不加干涉。基辅之战首开希特勒亲自指挥先例,他辩解这对冬季来临之前结束战役至关重要。从此以后最高统帅部就越发加紧对陆军总司令部的控制。希特勒对抓权始终就是那么执迷不悟。”
迪特马尔还强调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他说:“希特勒决定陆军总司令部只能负责俄罗斯前线战事,其他战场统统由最高统帅部负责。结果造成了陆军总司令部没法了解战争全局,也就越来越没有能力对一些战略错误提出自己的意见。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这种战区和利益的分割造成了德国作战计划的严重缺陷。”
“哈尔德多次对我说起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他说希特勒喜欢故弄玄虚,即便他还不至于全然不顾战略法则,但他的确常常对那些战略法则漠然置之。”
“希特勒认为理性和知识毫无用处,不屈的求胜意志和为实现目的所作的不懈努力才是万应灵药,他也是这样训导部下的。他将那些玄机来取代对时间空间的周密思考和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仔细斟酌。将士作战的主动性被彻底剥夺,甚至连最高指挥官也得对这个令人发指的监护人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另一方面,一些杰出的年轻将领则将这种局面归咎于上级军官。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这种情绪尤为激烈。针对哈尔德的批评特别多,他们认为哈尔德像勃劳希契一样,在希特勒面前太软弱了,没能履行他应尽的职责。一位年轻军官这样说:“绝大多数德国军官就像呆板的工匠,总参谋部的成员也是如此,仓促组成的国防军本来就缺乏足够的军人教养。一个老练的官僚机构应运而生,为首的就是哈尔德这个头号老官僚,这种体制难以造就伟大的军人和出色的人格。”
原来的总参系统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其成员也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9年,为了防止德国重启战衅,西方列强强行废止了德国总参谋部,这个体制本来可以更有效地遏制希特勒这样的人物,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机械呆板、缺乏政治头脑的官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