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具影响的德国将军在一战爆发的前7年就已退役，在开战的前1年去世。此人就是史里芬将军（Alfred von Schlieffen），他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梅克伦堡州（Mecklenburg）。正是此人亲自制定了堪称杰出的侵法计划，准备了冲破法军强大防线的“开罐器”，培训了为操控战争的总参谋部成员。史里芬计划为了从翼侧进攻法国，不惜破坏比利时的中立，从而将英国拖入战争。由于史里芬将军的后继者铸成大错，计划没能得逞，但它差点让德国在一个月内就大获全胜，这真是危乎其危。

泽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具影响，他早在二战爆发的前10年就已退役，在开战的前3年去世。泽克特将军来自位于梅克伦堡州和丹麦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地区。正是此人在一战后亲自打造了能征善战的德国陆军，为德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战后，战胜国制定的和平协议力阻德军重建一支像样的军队。泽克特的计划旨在冲破种种阻碍重振德军雄风，其意义非同小可。二战初期德军战果辉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泽克特将军当年对国防军的精心打造。

泽克特计划对重组德军极为重要，若无视泽克特计划的影响，对二战时期希特勒部将的任何评价都无甚价值可言。只有对泽克特计划予以充分的认识，才能对那些在1939年到1945年崭露头角的德军将领作出切要的评价。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背景，我们就不难看清这种军队的模式是如何打造成功的。自然对此会有不同的诠释，但是重要的在于，当德军总参谋部尚为凡尔赛和约所禁时，它已经在地下运作，为德军的东山再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1914年到1918年战争期间，泽克特中校已经成为克拉克（Kluck）第一集团军的参谋总长，他亲眼目睹了一项精心策划的方案如何在实施时一步步出错，一次决战的胜利如何在唾手可得之时化作云烟。1915年，泽克特在战场上崭露头角，当时他是陆军元帅马肯森（von Mackensen）的智囊。马肯森曾为轻骑兵司令，素来骁勇善战，号称“快刀手”。泽克特头脑冷静，足智多谋，在他的谋划下，马肯森在加利西亚省（Galicia）的戈尔利采（Gorlice）给俄军以致命的一击。俄军被分割成两块，从而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泽克特在这场战役所倡导的战术已经包含现代渗透式进攻战术的因子。现代渗透式进攻战术强调集中兵力，一举攻破敌方最为薄弱的环节，然后尽量深入重地。传统的进攻战术则注重堂堂正正地进军，然后调动后备部队去攻克敌军最为顽固的防线。

泽克特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从此声名鹊起。从一个隐身于马肯森背后的智囊成为德军上下众口赞誉的英雄。当时军中盛传：“马肯森在哪里，泽克特就在哪里，泽克特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泽克特一直在东线战役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幸的是他不属于兴登堡—鲁登道夫派系，也不会受到他们的重视。从1916年起到一战结束，该派系一直掌控着德军最高权力机构。不过那也倒也使泽克特的声名免于被西线最终的溃败所玷污。战后泽克特作为德方代表团的顾问参与巴黎和会，后来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和约有关条款的限定下，国防军规模甚小，全体官兵仅100000人。

更为顺理成章的是泽克特从此竭尽全力打造德军，尽量使条款的约束具有更大空间，从而使德军再振雄风，在当时这种格局下，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军人都会如此行事。此事有先例可循，1806年后，法国曾迫使普鲁士解除武装，普鲁士将军夏恩霍尔斯特（Scharnhorst）成功地加以化解，暗中组建了一支军队，而正是这支军队在7年后转败为胜，重创拿破仑的法军。泽克特和他的弟子效法前贤，虽然他们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他们做得却更为巧妙。

德国军方往往视民众如草芥，动辄使整个民族一败涂地，新成立的共和国领导自然对军方心存芥蒂。这是泽克特首先必须克服的障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这帮武夫一向对文官骄横跋扈。泽克特则彬彬有礼，富有外交手腕，对国内事务亦有清晰的理解，这给文官留下很好的印象。他那亲近可人的作风与普鲁士将领的横蛮粗鲁形成鲜明的对照。他风度翩翩，趣味高雅，世事洞明又不张扬，以致赢得了“斯芬克司”这个外号。他那略为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冷嘲热讽固然令军方高层不无反感，却让政治家们感到放心，认为他不那么盲目狂热，确信他能将理性的克制与尚武精神加以有益的综合。

泽克特使军队在整体上与政治分清界线。在这举步维艰的时代，他对新建的共和政体的效忠众所皆知，这使他不仅能够如旧派军人所热衷的那样从事半公开的政治活动，还能使他更巧妙地掩饰其扩军计划。在既得利益集团允许的范围内，他尽可能确保新国防军的骨干选自曾经战争考验的军官和下级军士。泽克特的新国防军规模不大，仅有4 000名军官和96 000名士兵，他的目的是要将这批人打造成一个特种兵团，他们是合格的军事指导员和指挥者，一旦时机成熟，这些骨干系统可以迅速扩充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按照新的章程，军训的标准要求极高，国防军官兵士气之高、技能之精远远超过旧式军队。

泽克特通过隐秘的计划加强这支骨干队伍，让军官能够受到更广泛的历练，使老兵的军事技能不至于渐趋荒疏，这在一支被强制剥夺现代武装的军队里原本是很难付诸实践的。许多军事参谋和技术人员被外派到日本、中国、南美诸国、波罗的诸国和苏联进行短期出差，在那些地方，他们可以得到操练坦克的机会。另外一些军官参与民航运输，从而获取飞行的经验。在德国国内许多非官方组织中，许多被遣散的军人得以继续其军事演练。他们利用种种托词来保留足够的武器以供军训。

这些策略证明，为了回避和约的限制，泽克特这个聪明的军人和他的部属是何等足智多谋。负责监督落实和约条款的协约国军官也常常为之担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其重要性，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德国重新走上侵略的道路，那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如果德国要东山再起，重新构成严重的威胁，泽克特的所为毕竟还是微不足道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并大肆扩军备战，而协约国则坐视不管。打那以后，德国的侵略步伐才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泽克特更为实在的贡献在于他所提供的一系列思想重新激发了德军的活力，使德国军队在一个新的发展路线上挺进。战胜国惯于在数量上遏制德国军队，泽克特则使德军在质量上占据优势。他的国防军奉机动性为天条，其基本观点在于：在现代世界，只要能运动神速，快速出击，一支精兵就能比庞大的旧式军队更为机动善战，更易占得先手。泽克特的这个观点无疑得之其一战时在东线的经验，东线战场的机动空间要比西线更大。战后国防军首发的军事手册就强调：“兵有所动，必出其不意，否则难以克敌制胜。”灵活性是另一个要诀。“哪怕改变原先的进攻重点，预备部队首先须向有把握取胜的地方进军。”为了促进这种灵活性，国防军倾其所能迅速发展军内的通信系统，在这方面的投入要远远大于战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灵活性还在于它强调各级别指挥员都要打破常规，深入第一线，指挥员的手指要时刻紧贴着战斗的脉搏，以便更迅速地发挥其作用。

战后德军的军事手册竭力推崇部队的机动能力，这与法国军队所提倡的战略形成鲜明的对照。法国人总结道：“战争有两大要素：火力和机动，两者相较，火力优先。”1818年法军一再采取缓慢移动的战术，就是这种军事教条最为形象的体现。这种战略思想的区别预示着不祥的后果。

但是德国人的这种观点并非仅仅是为了对付和约所造成的不利因素。泽克特在新编军事手册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些军事条例是基于一支现代大军的军事力量、武器装备和部队所需的其他配制而拟定的，而不仅仅是针对根据和约所组成的100000人的德军。”

1926年，泽克特犯了个错误，他批准德国皇储的长子参加国防军的演习，在政治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泽克特被迫引咎辞职，他为打造德军所做的努力就此终止。虽然泽克特的思想不像其他德国将领那么狭窄，毕竟还是有着明显局限，尤其是他后来作为德意志人民党的发言人经常发表一些人民党并不成熟的观点，进行政治投机。不过，泽克特独创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却依然有增无减。

离开军界后，泽克特在1928年撰写了《军人所思》一书，该书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他在书中对过去征募大军的做法提出质疑，认为那样做往往事倍功半，只能导致漫长的消耗战。“庞杂的军队往往行动迟缓，难以灵活机动，所以也难以克敌制胜，只会被庞大的规模所压垮。”而且，尤其在和平时期，重要的是“尽可能减少军事机构内的男性冗员”。科技和战术技能对未来的战争至关重要。仓促征募的大军没法受到充分的训练，如果与数量有限却训练有素的敌手交战，其结果无非是化为“炮灰”。这个预言在1940年得以成为现实，当时德军屈指可数的几个装甲师和俯冲轰炸机就把兵员庞杂装备不整的法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泽克特认为“作战部队”最好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而且尽可能要用志愿兵”。一个国家的男劳动力最好主要用于军工业，以便给正规军提供充足的先进武器装备。必须事先制定武器的类型，并具备快速大批量生产的能力。

与此同时，国内所有身体健康的年轻男子都必须接受短期的军训，“对年轻人固然要进行军事训练，但更要注重体能和精神面貌的训练”。这套训练系统有助于加强军民联系，巩固国家的统一。“受过军训的广大群众虽然尚不适应机动作战或在正规战争起决定作用，但足以能够保卫国土，同时也能给战场上的正规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兵源。”1940年德军步兵师的主要兵源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征募而来的。他们只要跟随先锋部队，把守已经攻克的地区就行了。随着其战斗经验的增加，这些人就可以按照泽克特所预想的那样扩充到冲锋陷阵的先头部队中。

“总之，在我看来，未来的战争关键在于军队的机动性，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加上飞机配合，其战斗力更强。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全体部队都要同时处于机动的状态。”

奇怪的是在论述机动性时，泽克特的著作几乎没有涉及坦克，而是大谈汽车运输和骑兵的作用。他甚至不无诗意地写道：“只要按照现代的标准加以训练和配置，骑兵的作用并不会如日落西山，在未来的岁月里，轻骑兵的长缨仍将充满自信地迎风招展。”后来有人认为泽克特之所以讳言装甲部队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书中所谓的轻骑兵就是暗指坦克。这种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泽克特在倡议征兵和发展军用飞机时均直言不讳，而和约的条款对这些也是严加禁止的。

综观泽克特的所作所为，与其说他是未来的先驱，不如说他更是一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他颇有军事远见，显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任何进攻必须依靠机动作战能力，但他毕竟还没有认识到唯有装甲部队才能使机动作战付诸实施。机动作战的可行性和进攻的必要性，这些任务尚有待于后人——尤其是古德里安将军来完成。

泽克特的视野显然也受到旧式战争的影响，他认为空军进攻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摧毁敌方的空军。德国空军在波兰将此付诸实践，进攻法国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如法炮制，入侵英国时又企图故伎重演，却遭遇英国空军的强力反击，受到重创。

在有关战争和生命这些范围更大的问题上，泽克特的某些看法也不无偏颇。他认为亲历战争恐怖的军人要比政治家更为谨慎，不会轻易卷入战争。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他由此认为军人才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那也未免言过其实了。军方这种典型的辩解在每个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检视任何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有关档案，找不到支持泽克特这种观点的证据。泽克特声称高级军人具有“基于知识和责任感的和平主义倾向”，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泽克特认为“军国主义”和“侵略”不过是标语口号而已，这种说法未必有理。但是他的言论却已敏锐地预见到当政策旨在获取权力之时，“政治家马上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阻挠，首先便会由此推论这将对其政策构成威胁，进而推断这将危及国家的声望，最终会推定这种攻击事关国家存亡，为保卫祖国，当不惜举国一战”。

现代心理学倾向于颠覆对历史的道德评判，泽克特对此不无微词，他那些冷嘲热讽的议论隐约地闪现着内在的人道精神和先见之明。他曾说：“尼禄习惯于借着焚烧基督徒的光焰才能上床就寝，现在看来已经不能简单地将他视为残忍的暴君，而要把他当作一个智者，一个有点古怪的现代独裁者。”这不是在暗讽纳粹之流所鼓吹的所谓新道德吗？在强调“战斗”的价值时，他那警句般的断言含意深长——“有智无勇，百无一用。有勇无智，危害无穷。”他博学好思，曾不无明智地告诫世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格言，这是很危险的，同样可以言之有理的是：‘战争是政治的破产。’”

泽克特刻意让军队超然于政治的做法本身也有其危险性。他强调军队独立不倚，军政截然分离，这样也就放弃了军人对胆大妄为的政治家潜在的制约作用。

这样，泽克特式的军人就成了当代的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行省的执政官），以服从命令为口实，洗清双手，不负任何责任。纯粹的军事理论走向极端就会与明智的政策相悖。如果军人仅仅关注极端的军事目的，而对重大的政策不闻不问，他就会丧失自己的底线，全盘接受原本可以阻止的政治观点，因为从纯粹的战略观点看，那样做似乎是正确无误的。

总参谋部本是军人职业精神的象征，但在那里军人精神的统一性实际上从没达到原则上所要求的程度，这就使潜在的危险更大。总参内在的“政治”和个人野心使这种职业精神为之分裂。泽克特不仅回顾了总参谋部的历史，也预见了它的未来，他写道：“总参谋部的历史……将是一部相当实证的历史，它将讲述其傲慢与骄横、自负与嫉妒，以及人性的种种弱点。它将反映天才与官僚之间的争斗，揭示胜利和失败的潜在因素。它不仅有胜利的荣光，也不乏悲剧的色彩。”

总参谋部实际上就是要以集体的智慧替代军事天才，因为天才不会在军队亟待其人之际应时而生。作为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总参谋部在本质上就是要钳制天才的发展，而以提高整体水平来加以弥补。总参谋部在运作时所产生的波折不是因为个人天赋的差异，而是因为各人的观点冲突和利益不同。面对升迁的机会，将军们往往会隐忍内心的质疑，这就使希特勒有足够的时间来离间军方的共识。任何军队都会有这种现象，但在专制独裁下，其表现尤为典型。新近得到提升的军官往往自信其所面临的境遇要比前任更好，自己不会重蹈前任的覆辙。这种格局无疑会成为任何统治者手中强有力的杠杆。 a417k9fF/VcergyoQi3XrmLUAVhrwzjmWpJhavDBwcl3MIS89TtFVXVqSLEApO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