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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克（Croker）的《通信与日记》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和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在旅途中为了曾经以猜测每座山的那一边的地形来消磨时光。威灵顿屡猜屡中，克罗克大感惊讶，公爵答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猜测山那边的情况，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
威灵顿公爵“山的那一边”这句话后来被引申到军事上，指推理敌方和对手的心理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军人在推理时应当具备的想象力，也成了情报功能的代名词。
在1944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际，我有幸得以到“山的那一边”去探险，为P.I.D.做的某些工作使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可以和德军将领接触。多次的交谈使我能够及时收集战事的证据，否则这些证据将随着记忆的衰退而湮没，或因事后的顾虑而变色。
研究德军将领，倾听他们的陈述，有助于加深对二战的理解。这些将领并不都如人们通常所描述那样是典型的普鲁士铁杆军人。伦德施泰特（Rundstedt）庶几近之，然而他谦恭有礼，举止得体，且不无幽默感，这颠覆了世俗的印象。伦德施泰特身陷囹圄从不怨天尤人，对种种严酷的待遇泰然处之，不失军人的尊严，使大多数与他接触过的英国军人肃然起敬。而虐待战俘未必能让胜利者脸上增光。那些年轻的德国将领凭借纳粹的宠信才身居高位，他们盛气凌人，狂暴粗野，与伦德施泰特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绝大多数德国军人与上述两类不同，他们并不那么颐指气使咄咄逼人。这些人本当出现在银行经理或工程师的会议桌前。
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介技师，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对外界所知甚少。所以不难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们、操控他们，将他们作为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
了解一些战前的军事背景有助于我们厘清他们的证言。这不仅可以省时间，也能使人们避免那些在战争行将结束时曾广泛流行的误解。那种观点认为，如同1918年之前，德军总参谋部对侵略战争的进程起着决定作用。纽伦堡审判也多少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德国有军事背景的地下运动长期来一直谋划要推翻希特勒，但由于上述死板的偏见致使英美政府未能向他们发起及时有效的动员。对于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军的运作格局，凡是能客观地加以追踪，都不难看出有关总参谋部作用举足轻重的观念是何等陈旧。但传言是如此固执，幻觉又是如此冥顽难消。其不幸的后果便是延迟了希特勒的倒台，本来战争可能提前几个月甚至早几年就结束。欧洲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由此产生的恶果。
在我最初研究二战战事时，不少人富有历史感的人士提供了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谢。尤其要感谢金斯顿（F.S Kingston）上尉，他精通德语善解人意，为我与德军将领的交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我还得感谢在“山的那一边”的人士，感谢他们为此项研究所作的贡献，感谢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讨论历史事件时所持有的客观态度。下述人士在本书尚未定稿时曾提供颇有价值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他们是：少将珀西·霍巴特爵士（Sir Percy Hobart）、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阿特金森（G.R Atkinson）和德斯蒙德·弗劳尔（Desmond Flower）。
蒂尔福特寓所（TILFORD House）
蒂尔福特（Tilford）
194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