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序言

克罗克（Croker）的《通信与日记》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和威灵顿（Wellington）公爵在旅途中为了曾经以猜测每座山的那一边的地形来消磨时光。威灵顿屡猜屡中，克罗克大感惊讶，公爵答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猜测山那边的情况，我付出了一生的精力。”

威灵顿公爵“山的那一边”这句话后来被引申到军事上，指推理敌方和对手的心理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军人在推理时应当具备的想象力，也成了情报功能的代名词。

在1944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之际，我有幸得以到“山的那一边”去探险，为P.I.D.做的某些工作使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可以和德军将领接触。多次的交谈使我能够及时收集战事的证据，否则这些证据将随着记忆的衰退而湮没，或因事后的顾虑而变色。

研究德军将领，倾听他们的陈述，有助于加深对二战的理解。这些将领并不都如人们通常所描述那样是典型的普鲁士铁杆军人。伦德施泰特（Rundstedt）庶几近之，然而他谦恭有礼，举止得体，且不无幽默感，这颠覆了世俗的印象。伦德施泰特身陷囹圄从不怨天尤人，对种种严酷的待遇泰然处之，不失军人的尊严，使大多数与他接触过的英国军人肃然起敬。而虐待战俘未必能让胜利者脸上增光。那些年轻的德国将领凭借纳粹的宠信才身居高位，他们盛气凌人，狂暴粗野，与伦德施泰特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绝大多数德国军人与上述两类不同，他们并不那么颐指气使咄咄逼人。这些人本当出现在银行经理或工程师的会议桌前。

他们本质上不过是一介技师，专注于自己的职业，对外界所知甚少。所以不难看出希特勒是如何蒙蔽他们、操控他们，将他们作为便利的工具以售其奸。

了解一些战前的军事背景有助于我们厘清他们的证言。这不仅可以省时间，也能使人们避免那些在战争行将结束时曾广泛流行的误解。那种观点认为，如同1918年之前，德军总参谋部对侵略战争的进程起着决定作用。纽伦堡审判也多少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德国有军事背景的地下运动长期来一直谋划要推翻希特勒，但由于上述死板的偏见致使英美政府未能向他们发起及时有效的动员。对于在两次大战中间德军的运作格局，凡是能客观地加以追踪，都不难看出有关总参谋部作用举足轻重的观念是何等陈旧。但传言是如此固执，幻觉又是如此冥顽难消。其不幸的后果便是延迟了希特勒的倒台，本来战争可能提前几个月甚至早几年就结束。欧洲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由此产生的恶果。

在我最初研究二战战事时，不少人富有历史感的人士提供了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致谢。尤其要感谢金斯顿（F.S Kingston）上尉，他精通德语善解人意，为我与德军将领的交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我还得感谢在“山的那一边”的人士，感谢他们为此项研究所作的贡献，感谢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讨论历史事件时所持有的客观态度。下述人士在本书尚未定稿时曾提供颇有价值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他们是：少将珀西·霍巴特爵士（Sir Percy Hobart）、切斯特·威尔莫特（Chester Wilmot）、阿特金森（G.R Atkinson）和德斯蒙德·弗劳尔（Desmond Flower）。

蒂尔福特寓所（TILFORD House）
蒂尔福特（Tilford）
1948年1月

本版序言

本书的初版是根据五年前我与被俘不久的德军将领交谈时所收集的资料写成的。自那时起，我又收集了大量新的资料，其中很大部分取自于我在1945年尚无缘相交的德军将领的口述，与此同时，我也查阅了有关档案文件对这些资料进行核实。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有关历史证词直接出自德军将领的口述，并扩充和修订了其中大部分章节，还新加了三章。第一部分是笔者对战事和人物的概述，没作多少修订，只是加了有关古德里安（Guderian）的一章。德军在1940年取得惊人的胜利，当时古德里安只不过是个次级军官，可他对胜利所起的作用却决非那么“次”。

尽管已对拙著进行了充实修正，但笔者仍不敢言自己是在“撰写历史”。撰写二战史的时机尚未成熟，只有在资料更为齐全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拙著旨在以清晰可读的形式为公众提供有关二战史重要部分的一些不可或缺的史料。要撰写一部大战史，收集对立面的材料至关重要，如果只是从“山的这一边”来考察这场战争，不仅眼光会受到局限，历史真相也难免会受到歪曲。

早年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时，我在这方面就有深刻的教训。仅就战事而言，若对敌方的意图、决定、资源和策略漠然无知，那么你对任何战役或战斗的描述必然失真。所以二战一结束，我马上抓紧时机，借用亲自讯问德军将领的便利，到“山的那一边”去调查，因为此时他们对战事的记忆尚比较清晰，对战争的印象也还没受到战后各种见闻和思潮的影响。

许多盟军的将领已经出版了他们的战争回忆录，德军将领最终无疑也会这么做。但是由于德军将领在战后长期身陷囹圄，自由受到种种限制，他们的回忆录出版肯定会有所延迟，有些至今尚未问世。就史料的出版而言，这无疑是一大缺憾。从另一方面看，自传的作者往往将自身利益和一己声名看得比历史的真实性更重。任何国家的政治家和将领在以自己选择的时机和方式编纂回忆录时，往往对自己的行为刻意维护，对历史的曲解莫此为甚。所以最好能及时对当事人进行质证，并将他们的陈述与有关资料反复核实，这样才能更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

我就各种不同的问题向那些德军将领进行质询，尽可能客观地将他们的回答汇集起来，删繁就简，取其精华编纂成书。如果要把那些原始材料全部编纂成书，不仅卷帙浩瀚，也让读者感到头绪纷繁，因为在探索真相的时候，要击穿“防线”，最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改变切入的方式。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审问者都知道，在审问时时断时续，声东击西，最易审出原本深藏不露的事实真相。平心而论，我得坦承在遇到那些棘手的问题时，这个办法屡试不爽，由此而揭示的一些史实也使我修正了不少先入之见，尤其是在这些证言为缴获的文件档案所证实的时候。

德军将领提供证言的准确性和诚信度因人而异，这种现象世所多见。但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在谈及军事问题（军事方针是本书探究的主题）时，德军将领要比大多数世人更为客观。尽管他们的结论往往如啤酒上的泡沫那样浅薄，他们许多人对事实的精准却非常执著。1944年参与密谋推翻希特勒的一些德军将领，就是因为执著于精准和详细记录的习惯而暴露，并被送上绞架。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执著堪称价值万分。

与此同时，我尽可能将与之质询的每一个德军将领的所言所述与其他方面的资料进行核实。在拙著中有关他们的陈述，大部分内容都经过反复核实。例外之处，尤其是存在分歧的证词，书中均加以注明。

德军将领自然有意为他们参与希特勒侵略行径找出种种借口，当然也并非全无理由。在这一点上，我要比纽伦堡审判时的公诉人更了解战前的情况。我着手战后的调研时，也非常清楚他们那些先入之见的错谬所在。

作为一个军事记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一直十分关注欧洲事态的演变，并尽量追踪着德国方面的种种态势。对我来说，与他们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我的军事著作在德国也颇有读者，有些德军要员曾亲自把我的著作译成德语。

大多数读过我在战前所写著述的读者都知道，我曾就纳粹的威胁发出过警示，并坚决反对“绥靖”政策。早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我就曾指出种种不祥之兆。那时我也十分清楚，与德皇时代相比，德军总参谋部对希特勒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总参谋部的作用与其说是怂恿，不如说是更倾向于抑制。

这一事实也为缴获的文件档案所证实，戈培尔（Goebbels）日记也使这一点更为明了，他在日记中大肆诋毁德军将领，指责他们一向与希特勒和纳粹的信念作对。

一方面，盟军要求无条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对军队却仍具有相当的迷惑力，加上暴君的警察和特务系统的严控。而作为爱国者，德军将领又急于保全自己的国家，这使他们处于两难的困境。对此，现在应该可以有更深的理解。我在书中对他们的“盲目”有所批评，但是我也不得不怀疑，在同样的情况下，要推翻这样一个政权，其他国家的将领能否做得更好呢？

尽管德军将领屈从于希特勒，但他们在部队尽力保持军人的尊严，与纳粹的观念时常发生冲突，能做到这一点堪称难能可贵。许多盟军的战俘也曾为此作证。二战开始后，我曾走访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经常有些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向我坦言，那些德国占领军军官的举止不但与党卫队有别，也比前来解放自己的盟国将领表现更好。如此口碑当归功于某些德军将领的举止，尤其是伦德施泰特。

德军将领理当受到指责的是，他们往往对纳粹的胡作非为置若罔闻，对那些他们自己不愿干的坏事，缺乏勇气挺身而出加以抗议，虽然也有一些例外。然而，若不是军事指挥官对希特勒的狂暴的意图巧妙地不予执行，或至少七折八扣，希特勒那些野蛮的命令将导致更严重的暴行，被占领国家将蒙受更深重的苦难。

反抗恶行的道德勇气并非是任何军队都具有的共性。我曾遇到许多盟军的将领，他们私下对盟军非人道的轰炸不无遗憾，指出那种策略旨在恐吓平民。但是我从未见有人胆敢就此公开或正式表示抗议。他们通常也对盟军的“野蛮行为”视而不见。他们若提出抗议，其代价至多不过是仕途受挫，而不会像德军将领那样有性命之虞。

伍尔沃顿公园
白金汉郡
195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