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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的问世，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易学”神秘殿堂的大门，研究者接踵而来，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派六宗，互相攻驳”的现象。
西汉初年，“天下但有《易》，未有它书”。将《周易》推上显赫的位置，并冠以儒家经典之首，促成了汉代“易学”的勃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注重“象数”，强调卦的形象与数字。“象”指卦象和爻象，即卦、爻所象征的事物及位置关系，“数”指阴阳数和爻数。这种以“象数”解说《周易》并推测宇宙或人生变化的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魏晋时期，王弼力矫汉儒“以象求理”的弊端，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观点。他认为，“象”只是用来“存意”的手段，人们不必拘泥于具体的“象”。他专讲《周易》的思想，力废“象数”。
然而，唐代陆德明的《经点释文·周易音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孔颖达的《周易正义》等，则特别多地保留了汉代“易学”成果，成为后人研究“汉易学”的重要资料。
宋代诸家把“易学”研究推到历史的顶峰。据《宋史·艺文志》统计，“易类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其显着特点是对《易》图的研究。《易》图指“河图”“洛书”和“先天图”“后天图”。他们在理学思想影响下，以“义理”释《易》，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含义解释卦象、爻象与卦辞、爻辞。主要著作有程颐的《易传》和朱熹的《周易本义》。
元明时期，学者们不但笃守程、朱遗说，而且进一步阐述其“图”“书”与“性”“理”。胡广“奉敕”编撰《周易大全》，其主要采用了程、朱注本。《周易大全》是一部作为科举取士用的标准读本，是明代儒生的必读之书。
到了清代，古老的“汉易”复兴又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一度出现“汉易”“宋易”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了调和两派“关系”，康熙命李光地等人“采摭群言”，编撰成《周易折中》；乾隆命傅恒等人编撰成《周易述义》，使“象数”“义理”齐头并进，把“易学”推向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同时，清儒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历代“易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后人了解“易学”的发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进入20世纪，“易学”研究越发火热，除了继续从“象数”“义理”等方面进行研究外，还出现了大量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进行探讨的著述，使《周易》在历史、文学、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广泛而深刻的阐述，拓宽了“易学”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注释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黄焕钊的《周易辅注》、沈竹祁的《周易易解》、杨树达的《周易古义》等；后者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证》等。
民国期间，杭辛斋是最具影响的易学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楔》《学易笔谈》《易数偶得》《愚一斋易说订》《读易杂识》《改正揲蓍法》等七种，其学说贯通古今，集儒、道、释、耶稣为一体，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易学”体系。
尚秉和则是以专门研究象数之学而闻名海内的易学大家，他著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等，对《易》象有独到的见解，深受学界的推崇。
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运用西方思想和理论阐述《周易》的新思潮，“科学易”流派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版了一大批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周易》的论著。如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易卦与代数之定律》、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及《超相对论》、丁超五的《科学的易》、周永暮的《孔子数理哲学初稿》等。这些论著的问世给传统“易学”注入了清新的空气，拓宽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中华大地悄然兴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周易》热，各类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各级学术团体相继成立。上海、济南、武汉、福州、长春等地纷纷成立了《周易》研究学会，山东大学还创办了学术刊物《周易研究》。
台湾、香港地区的《周易》研究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台湾成立了“易经学会”“河图洛书学会”等，出版了《中华易学月刊》。在台湾众多的《易》类著作中，高明、徐芹庭合编的《六十年来之易学》和陈立夫、周鼎珩主编的《易学应用之研究》最具代表性。
《周易》作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不仅在中国备受历代学者重视，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7世纪起，《周易》就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与喜爱。尤其18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寄给他的《易》图资料，发现了六十四卦的二进制奥秘，使《周易》在世界科学史上显示了出诱人的魅力。国外“易学”研究组织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如美国的“国际《易经》学会” “《易经》研究会” “东方文哲精华学会” “《易经》考古学会”等，并出版了《周易网罗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