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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德保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围绕两条线。一是以“天”为主的神权政治思想，它贯穿了尧、舜、夏、商时期；二是以“德”为特征的德治思想，在夏、商时期，德与治尚未结合，到周初才开始合二为一，并形成“敬德保民”思想。
在《虞夏书》和《商书》篇中，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即人对神秘莫测的“天”由衷的崇拜和发自内心的惶恐。无论帝王还是臣民，一说到“天”，即肃然起敬、尊崇顶礼。
在《尚书》中，“天”除用以指自然外，均为有意志人格的“神”。它和上天、上苍、上帝、天帝之意相同。
天不但能主宰一切，而且还有好恶之能。天时上的风雨晦冥，人事上的吉凶祸福，如年岁的丰啬，战斗的胜败，城邑的建筑，官吏的黜陟，甚至人的思想感情，都是由天主宰的。当天眷顾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当天抛弃这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就会灭亡。因此，国家必须迎合天意才能生存。
人，当然更是如此。《尧典》中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节气历法、按时播种，都是按上天旨意做的；社会秩序、伦常次序、尊卑等级之礼，官员的任命以及对罪犯的惩罚，也都是上天的旨意。“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事五用哉！政事懋哉！”（《皋陶谟》）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人的思想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看似根深蒂固的“天命神权思想”，开始出现了动摇。
在商汤灭夏时，即有人提出质疑：“依天命而言，商汤怎么能以武力灭夏呢？夏不是受命于天吗？天命不是永恒的吗？”于是，商代重臣伊尹在总结历史教训时，首先提出了“天难谌，命靡常”（《咸有一德》）的严肃而尖锐的命题。
商末周初，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饥寒交迫，原来的统治方式和统治思想受到了极大冲击。《微子之命》中说：“小民方兴，相与为敌仇。”民众不再坐以待毙，相继发起斗争。而且“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人们偷吃了祭品，按说是要遭受天灾的，但是平安无事。这明显表达出对天命论的蔑视。可见，天命思想的群众基础已经开始丧失了。
商朝的灭亡，为天命思想的破产划了一道界线。帝乙之子帝辛，即纣王，自诩“有命在天”，横征暴敛，不听谏阻，一意孤行，最终落得一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自己逃到鹿台自焚的下场。
周朝的统治者接受上述教训，认为“只事天而不应民”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商朝必然灭亡的原因。要想治理好国家，只有推行“德政”，客观上达到“保民”的效果，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因为“德”与“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敬德”就是“保民”。只有敬德保民，才能配天受命，否则，就会像纣王一样由受命转化为丧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
《尚书》中对“德”的要求，大致分为三种。
一是保民、养民。《大禹谟》中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火、水、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政治完善就是德，政治完善的标准就是让人民生活得好。《盘庚下》中又说：“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要求统治者不要贪恋财宝，要为人民谋求幸福。为什么统治者要反复强调保民、养民呢？原来“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皋陶谟》）。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社会稳定，更好统治。
二是修养品德。德是衡量一个人才能、品性的重要标准。《大禹谟》中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大禹勤俭、谦虚、不自伐，受到民众的拥护，才选他做了君主。《皋陶谟》则把德分为九种，凡具有三德、六德、九德之人，都可做不同等级的官。遵守、修养品德，要以善为导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咸有一德》）不但包容一切：“有容，德乃大。”（《君陈》）还要做到庄重恭敬、注重细行：“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旅獒》）
三是用贤。在《尚书》中，贤、德是不分的。对于君主的要求，要贤德兼备，贤君是政权巩固、国家兴旺的先决条件。但只有圣君也不行，还要有贤臣，有德君有贤臣才能政体稳定，国富民安。《说命》中说：“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说命》中又说：“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大禹谟》中还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任贤勿贰。”他们还发明了一系列选贤的方法，如夏的“三宅”、汤的“三俊”、文武的“三有宅心” “三有俊心”等。《立政》总结夏、商、周择臣的经验教训时说：“立政，用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其标准即贤德。
文王能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完成翦商大业，就是因为他实行了崇尚德教而慎用刑罚的施政措施，“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康诰》）。
作为文王的继承者，要想保住国家和自己的皇位，就要沿着文王开创的道路走下去，“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君奭》）。并且时时检点自己的德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召诰》）。
作为君主，要不断完善自我，不能贪图享乐。“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无逸》）。只有这样，才能聚集可用之贤人，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宝远物，则远人格，所宝唯贤，则近人安”（《旅獒》）。
同时，还要做到保民。“王应保殷民，亦惟助五宅天命，作新民”（《康诰》）。君主只有俯顺舆情，体察民心，政策方针才能合乎时宜，合乎天意，上苍才会帮助，否则就要被抛弃。凡是丧亡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因为失德有罪而被上苍惩罚的。“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多士》）。
如此种种，虽然统治者施行“德政”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最终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但民众在“德政”环境中却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存状况。因此，“敬德保民”思想，应是当时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