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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按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编排而成。
今文《尚书》按内容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关于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如尧禅位于舜，大禹治水，禹的儿子启征伐诸侯有扈氏等。
第二类是关于周朝建国初年的重要文献，主要反映了周公旦的活动，包括武王伐纣、周公摄政、周公东征、还政成王等。
第三类是一些零散孤立的档案，所属时代不同，各篇只涉及某一事件，和其他篇章没有直接的关联，如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时告谕臣民的讲话 等。
今文《尚书》按文体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典”，即经典。如《尧典》，记载了尧、舜的事迹和言论。古代史官认为这篇文献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故奉为经典。有人怀疑《尧典》并非当时的记录，而系后人根据传说追叙而成。
第二种是“谟”。“谟”的读音和字义与“谋”相通，“谟”即“谋议”。如《皋陶谟》，记载了舜、禹、皋陶等人彼此的问答、谋议政治的谈话。
第三种是“训”，即教训、告诫。如《高宗肜日》，记载了大臣祖己教训商王的话。
第四种是“诰”，即诰谕。无论口头或书面，告谕下属都叫“诰”。“诰”即上级对下级的指示或统治者对臣民的讲话。此类文章占了全书的半数，是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由于多是记录讲话者的口语，也最为难懂。如《盘庚》记载了盘庚告谕臣民要服从迁都于殷，《康诰》记载了周公教导弟弟康叔如何统治被征服的殷人，另外还有戒酒的《酒诰》，不要贪于逸乐的《无逸》等。
第五种是“誓”，一般指出兵征伐或交战前所宣布的誓师词。如商汤伐夏桀时的《汤誓》，周武王伐商纣王时的《泰誓》《牧誓》等，词句多简短、有节奏、有韵律，颇像现代的口号。
第六种是“命”，即君主奖励或赏赐某个臣子时宣布的命令。如《文侯之命》，即周平王对晋文侯发布的一道嘉奖令。
其中的名篇，当属《禹贡》和《洪范》。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
其“九州岛”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大一统政治蓝图，“别九州岛”和“任土作贡”系根据九州岛不同的土质制定田赋和土贡制度。
从现在的角度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诸多方面，可谓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
《洪范》则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
“洪”即“大”，“范”即“法”。“洪范”即统治大法。它分九个部分，称为“洪范九畴”（即九种大法）。主要是根据天的意志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解释自然现象、人事吉凶和政治等级制度。
九畴之一讲的是“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朴素的材质，各有其特性：“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五谷。”人还可以从中感知五种味觉：“咸、苦、酸、辛、甘。”此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它既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影响深远——如《管子》认为水是万物的根源，又成了天人感应神学观的依据——如东汉史学家班固汇集董仲舒等人用五行休咎学说牵强附会出的许多历史资料，写成《五行志》，成为中国历史哲学中支配人们思想2000多年，完整地宣扬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巨著！
《洪范》认为，世界上的万物和社会秩序，都是由“天”安排而定的。“天”是真正的主宰，帝王是天之骄子，是民之父母。帝王代“天”治理百姓，要“建用皇极”。至大谓“皇”，至中谓“极”。“皇极”即“大中”。“大中”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此为九畴之五，居于正中。
武王代商后，深知治理国家要借助前朝的经验和教训，于是前往拜访商朝的遗贤。武王问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上天保佑下民，监视他们的行事，它的秩序如何，我还不大明白。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他没有直接回答武王，却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给他讲述了一则大禹治水的故事，借此道出神圣至极的“洪范九畴”。他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敦。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我听说从前鲧用土阻塞洪水，违反五行中水的特性，上帝震怒了，不给他洪范九畴，世界的正常秩序破坏了，鲧也被杀死了。禹继承鲧的事业，上帝赐给他洪范九畴，才恢复了世界的秩序。
与其同时，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被人们视为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古文《尚书》补充了许多历史事实。如《大禹谟》记载了舜欲把帝位禅让给禹，而禹却想让给皋陶的事。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舜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元后。”最终由舜决定禅禹帝位。此即禅让制转为世袭制过程最具戏剧性的一幕。
其次，古文《尚书》保存了大量的格言和成语。如《大禹谟》载：“满招损，谦受益。 ”《五子之歌》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旅獒》载：“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周官》载：“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等等。众多的格言和成语，具有极强的教育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格言和成语沿用至今。
第三，古文《尚书》可考知旧籍引语的背景和用意。如《左传·成公十六年》引《夏书》：“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初看此文不知缘何要说此话。待查过《五子之歌》，方知是太康五弟在其兄失国后痛述祖上教训：人民的怨恨岂能只看明处，在细微不见之时就应察觉。再如《论语·为政》引《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初读也不知所云，待查过《君陈》原文：“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兹东郊，敬哉！”才明白这是周成王嘱咐儿子君陈以孝友品德能施于政的话。如此种种，可明了其引文的背景和用意，从而加深对《尚书》的理解。同时还可订正旧籍引文之讹，纠正旧注之误。
无论今文、古文《尚书》，都难能可贵地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敬德保民”的思想。认为“德政”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唯有德政，上天才会永葆天子之命，唯有德政，臣民才能拥护统治者。因此，德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敬德就是敬天，就是保民，要保民必须明德慎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