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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政府承诺在任期内要办好的两件事情之一，这一承诺曾给了中低收入阶层无限的政策遐想。然而，八年中，关于方案的细节，始终在猜测，从未有正解。“难产”八年后，尽管公众的期待中增添了几分怀疑，但方案能否尘埃落定却真是走到了事关政府公信力的地步。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收入分配方案迟迟拿不出来，是必然的，即使现在拿出来，也恐怕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不要对此抱很大希望。”
刘小玄进一步解释说，政府调整收入的路径中，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列入政府调整范围的，这隶属市场调节范围。在可行的操作中，政府只能着手调整国企收入和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工资收入，然而，由于公务员工资刚性的特点，这并不那么好动。对于国企高管的高薪收入，政府若直接干预，也存在种种顾忌，毕竟市场经济需要激励，激励不足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弄不好人才还会外流，这些都可能带来负面效果。何况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阻力极大也是必然。因此，方案一拖再拖，很难出台。
即便政府有魄力分割这块蛋糕，强制对国企的高收入作出调整，可能的结局是，第一年收得上来钱，第二年就无法持续。因为这些企业很可能会把收益做亏，然后通过灰色消费等方式变成隐性收入。除非政府把企业全部收支再度管死，回到计划经济去。企业内部的运作黑箱，外人是很难看透的，如果管死，显然会使企业改革倒退。所以，政府是进退两难。
收入分配方案是涉及全局的问题，如果没有厘清其中关系，急于拿出方案，反而会成为应景之笔，成为一张老百姓吃不到的大饼。
“如果收入分配只理解在工资上，那最终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刘小玄说，不久前，退休人员工资上涨10%，相对于频频上涨的物价，工资的涨幅力度似乎是杯水车薪。另一种收入不均等是财产性收入带来的，“4万亿元”政策之后，土地价格急剧变化又导致了新的更大的贫富差距。总之，种种问题都是不断积累的结果，需要从长远考虑，从根本上来解决。如果只看短期目标，仅靠一个方案或一纸政策的解决，弄不好就会出现以错纠错，造成一系列更多的错误。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缩小收入差距，就是要逐步扩大社会中产阶级，“使社会阶层财富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的格局，而眼下中国还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少数权贵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中间力量弱小，大量低收入群体存在于底层”。房价的飙升已经将一代中产阶层消灭，倘若税负进一步加重，还将再次稀释这一阶层的创富成果，社会阶层构成将更趋不合理。
刘小玄强调说，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现有政策修修补补仅能治标，政府只有拿出魄力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才是既解决公平，又促进效率的治本之道。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基尼系数的变化，感觉统计局的数字与实际感觉不一致。实际上，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不同的统计样本来源和选择偏差，以及进入基尼系数统计中的具体变量的不同，都可能导致很大的基尼系数差异。因此，老百姓没必要过度关注这些结果。”刘小玄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不是单单关注结果的公平，而是要关注公平的起点和公平竞争的过程，这才是走向公平的最佳路径。实际上，引起公众最不满的是这些起点与过程的不公平，大量的权钱交易的过程，直接剥夺了人们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
“如果前提是公平的、竞争过程是公平的，那结果通常也是相对公平的。在这个相对合理的基础上，政府进行二次分配就会容易得多。与此同时，市场可以通过竞争解决效率，政府则需要致力于解决公平起点与公平过程的规则制定，使之透明化和可操作化，然后让社会公众来监督，而不是对于结果采取强制性的抽肥补瘦，实行平均化政策。”
市场经济天生就是鼓励要素充分流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如果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能力和勤劳，合理的激励，那产生的差距就是合理的，也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客观上，也只有允许合理差距的存在，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良性发展，如果“用强调平均主义的结果来否定合理的市场竞争，那经济将会处于停滞不前，其结果可能更糟。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计划经济时代”。
“眼下，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严重的贫富不均，是不公平的起点和不公平竞争过程造成的，板子应该打在滋生贪污腐败、允许资源掠夺的垄断机制上。这是应该彻底革除掉的。”其实，刘小玄早在2006年就曾撰文对此做过深刻批评：“过去遗留下来的计划制度和新生的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不公平交易机制，是最大的不公平来源。”
“当政府控制和垄断了国民经济中的大量资源时，起点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政府的各权力机构和依附于政府的部门和企业，都会借助这种力量获得强势的市场地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从其强势市场地位中获取了高额收益，而且在不断强化，并扩充成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各种各样的市场壁垒难以消除，形成某种制度化和长期固化的不公平竞争的全部起始过程，相应的不公平结果则是其必然产物。”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扩大，政府权力也不断地卷入其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控制的资源也不少，但是由于没有市场化，权力无法变现。然而，市场化的出现，使得权力资源也逐步卷入市场交易，由于交易市场的货币化、期权化、国际化、金融资本化等，使得权钱交易的空间得到大量释放和扩张，因而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也大量增长。这使原有的不公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这一过程中获利的包括三个群体：一个是来自政府部门，手中掌握实权的官员，通过权钱交易，获得大量不法收入，滋生腐败阶层；另一个是来自国企垄断部门，通过市场垄断获得大量高额垄断收益；还有少部分民企，也通过依附于权力和贿赂权力得到其利益。总的根源都是依附于权力，才可获得并分享垄断暴利。
刘小玄说，在共同富裕的模式中，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中国应当学习和借鉴那些积极有效的成功经验。但如果闭关自守，同守偏见，允许目前的问题存在下去，这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人民所深恶痛绝的。
刘小玄说，当下出现的一种更危险的苗头，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政府部门试图回避垄断，否定垄断的存在，甚至有强化垄断的趋势，“这显然是一种倒退”。
“政府面临的进退两难境地如何解决？关键不是直接‘压高就低’，这样无济于事，治本的解决办法是打破垄断，才能堵住那些依附于垄断权力的不合理高收入的源头，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平竞争机会，让更多的具有活力的企业进入原有的垄断领域，激发并创造出新的财富源泉。这样的解决方式既提高了效率，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
在电信、能源、重化等产业，自称目前的格局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然而，“其中的各大国企集团形成了各自为政、划地而治的垄断势力范围。尽管不乏有一些交叉边缘地带的少量竞争，但很显然，在垄断者设立的重重壁垒之内，消费者仍然难以选择，垄断仍然难以打破，局部垄断处处存在”。
刘小玄的研究表明，在土地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能源市场、通信服务市场、上游自然资源市场，甚至许多竞争产业，目前普遍都存在这种非经济的行政垄断，形成了依附于权力的、不对称放开的市场竞争机制。
土地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市场化使土地资源变得寸土寸金，然而，土地权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统一控制，实行专营。这种方式形成了政府独家经营的垄断格局。然而，政府在买入土地时，采用行政化标准，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大量的行政拆迁和强行征地的方式来获取土地。但是，政府在卖出土地时，又采取了垄断专营的市场拍卖的交易方式，大量中低收入阶层通过裹挟几代人的财富成果，才能实现拥有住房的梦想。政府就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标准的执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
也正是这样不对称的市场机制，才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公平交易，垄断部门倚仗其唯一性、特许权和产品不可替代性，导致大量的竞争部门创造的价值、大量的个人所得，都通过这些不公平交易途径，流入了垄断者及其依附部门的口袋。“消除不公平的结果，首先需要消除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和交易过程，这是最重要的治本之道。”
“不对称放开的市场化机制，是为我所用的市场化，是畸形扭曲的。”刘小玄说，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就在于通过改革打破垄断，释放改革红利，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能够通过公平竞争来勤劳致富，这就会产生最大的创造财富的源泉。
本文原载于2013年第二期《中国民商》，张立东、李仁平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