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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再次清晰起来。
事实上，“中国梦”几度彷徨。
那些在遭受苦难时无比清晰和强烈的梦想，随着时间推进曾经一度模糊；甚至在商业社会环境异化的日子里，就连“梦想”本身也变得稀缺。
中共十八大闭幕，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阐述了他对“中国梦”的理解，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宏观叙事的“伟大梦想”，还是每个人心中的小小梦想，其实，二者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紧密联系。“中国梦”的话题再一次被重新拾起，而我们知道，“中国梦”一直未曾走远。
什么是“中国梦”？如何理解其内涵和外延？如何实现“中国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他眼中的“中国梦”接受了《中国民商》记者专访。
张志勇： 梦想之于一个国家而言，是什么？
周天勇： 作为一个国家的梦想，非常明显地提出来的有“俄国梦”、“英国梦”、“美国梦”。而从大量的文献看，“美国梦”提得最为鲜明，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最大，成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成为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也是这个国家凝聚力、活力的来源。
“美国梦”的由来，是始于很多年前一部分欧洲人坐着“五月花号船”渡过大西洋，寻找新大陆，并在此建造新的国度。这个梦想，本质上就是去追寻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勤奋、有能力、想干事，便能干出自己的事业，没有等级制度，信仰民主自由。
实际上，“美国梦”不是一个国家的梦想，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梦想。而“中国梦”，也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一种理想，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而且这个梦能激发这个民族去奋斗，能激发这个民族的活力和凝聚力。
张志勇： “中国梦”，似乎也是一个宏大叙事的词汇，很抽象，也很笼统，那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周天勇： “中国梦”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方面，“中国梦”应该涵盖民族之梦、家庭之梦和个人之梦，而民族之梦和个人之梦两者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显然，个人之梦更具体。
民族之梦和个人之梦要分开。首先就是要避免用民族之梦代替个人之梦，用民族的理想代替个人和家庭的理想；其次要防止因为过度强调民族之梦而忽视家庭和个人之梦，忽略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
两者又是联系的，个人之梦、家庭之梦汇集起来就是整个民族之梦。每一个家庭平日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汇集起来，就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比如当食品安全成为多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时，吃到安全的食品就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梦想。
第二个方面，“中国梦”是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即作为中华民族，这13亿人口，我们是谁？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谁的传人？在世界这个大家庭地位怎样？这个意义上的复兴，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地位，不挨打，不受列强欺负。
第三个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又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在农业文明时代，1820年以前的3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3；但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文艺复兴、科技进步，这个时候的中国却依然坚守陈旧僵化的体制，没有创新、没有活力，特别是缺失了商业经济的发展，缺失了工业文明，中国至此落后。
张志勇：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复兴在一定层面上又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那么，“中国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周天勇：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梦”就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仁人志士采用了革命的方式实现。
建国梦与强国梦、富国梦是有区别的。不能用革命实现建国梦的办法去替代本来应当通过建设实现的强国梦和富国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梦”发生改变，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让国家富强起来。但在最初的三十年里走了一些弯路，“中国梦”被遗忘，一段时间严重偏离了富民强国的路子。
1949年，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GDP只占世界总量的5%；1978年，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多，GDP占比更是降到了1%，人均180美元，排世界倒数第二。
这期间的三十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前十年为24%，中间十年是大概8%，“文化大革命”十年只有4%左右。
我认为，建国不能叫复兴，复兴首先就在于民族尊严和民族地位的提升。中国真正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开始复兴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就是其“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三步走”，不是什么宏大的战略，而是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承认现状，脚踏实地，把实现现代化具体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翻两番、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上。
张志勇： 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那么，从邓小平时代到目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走到了哪个阶段？
周天勇：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确实走对了路子，从全世界最穷最落后的基础开始迈向复兴，创造了奇迹。有两个衡量指标：
一是，2011年达到人均收入5414美元，从世界排名倒数第二上升到了第89位；二是，世界经济总量、占比从1%上升到了11%，十几亿人的烂摊子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三十年前曾经认为中国无法解决10多亿人的吃饭问题，而现在却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确是天翻地覆的奇迹。
然而，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这三十年在实现强国富民之梦的时候，更注重强国的一面，而富民少一些；尽管设想共同富裕，但最后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发展程度也还是发展中国家。从收入水平来看，2011年世界人均GDP是将近1万美元，中国人均收入5414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还不富裕，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经济总量应该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0%。
从城乡结构来看，目前中国还有49%的农村人口，即便来到城市的常住人口也很多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另外，和发达国家，包括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在生活方式、富裕程度等方面，中国还差得很远。
张志勇： 如果可以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的话，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梦”将面临怎样的内外环境？
周天勇： 首先实现“中国梦”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改变。从经济上讲，过去三十年来，内地效仿台湾、香港地区，实行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但随着欧美经济的下行，以及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出口在持续减速，原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环境的变化，因而贸易摩擦事件不断。
对于头号强国美国而言，对待中国一直是有心结的：一是，美国要在21世纪继续保持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担心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在21世纪可能会影响到其国际地位；二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延续了冷战思维，对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甚至不同文明的伊斯兰国家抱有敌意。
另外，美国很多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苏联倒台之后，美国没有了对手，变成了一个世界移民国家，失去了竞争的动力，从凝聚美国斗志来说，必须找个对手，他们定格中国与美国是文明的冲突，基督文明对儒家文明。另外，除了美国以外，中国的周边局势也变得复杂，比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俄罗斯都处在比较紧张的格局中。
其次，未来实现“中国梦”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基数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处在产业需要向孟加拉国、越南等国家转移的阶段；另一方面，资源、土地、环境都遇到了瓶颈，同时不得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困局。
张志勇：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梦”？
周天勇： 我认为，三个方面最重要，而这三者是一体的，和意识形态无关，是实实在在地如何走到强国富民的路上去。
第一，“中国梦”首先要解决希望和失望的问题，一个社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国家、体制失望，“中国梦”要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理想。
一个民族只有有希望，人民每天对美好的未来有一股劲，才有精气神干事，才不致落入一个失败的民族。
第二，有了希望之后，要解决道路问题，即达到这个希望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道路基本走对了，但有些路要调整，比如要转变发展方式，要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比如外部关系，原来的外交、安全格局发生变化；比如内部公平怎么获得，是有效率的公平，还是希腊那种国家破产的公平；比如人口，是让人口比重21世纪末至少占到全球的15%或者13%，还是占到5%～7%。
更关键的是，要走什么路，不是一时的路，是长远的路，10年、50年、100年，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个世纪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以人口政策为例，2010年世界人口组织的预测调整了三个数据，中国如果按照现在计划生育的政策走下去，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最少将在5亿人左右，最多9亿人。而大量的人口学家预测，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在7亿到9亿之间。
如果按照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变成了5亿，而美国随着人口的迁移也变成了5亿，那中国将永远难以赶超美国。按照预测，彼时的印度将达到16亿~17亿的人口，那可能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不得不降到第三或者第四。
人口下降，必然带来经济的萎缩，前车之鉴，日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经济持续疲软，而中国人口这种急剧的下降必然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债务增多，人口结构老龄化，失去活力。
第三，道路设计是正确的，接下来必须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下底层人可以向上流动，任何个人只要做的是不危害社会的事，都可以致富。
张志勇： “中国梦”的实现，下一步从哪里着手推进最为理想呢？
周天勇： 创业、投资是经济增长最大的来源，这应该是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改革行政审批、年检、准入、罚款等制度，充分调动人民创业、劳动的积极性，让每一个老百姓踏实干事。
现在做事成本太高，去年银行盈利11000亿元，今年上市公司一半的利润都交给了银行，而向银行贷款国企只需要付5%的利率，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资金，即便贷到年利率也已经高达百分之十几。
二是要推进城市化。所有的发达国家，城市化都在75%以上，中国要变成现代化国家，必须先在人口结构上变成现代化国家。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仅49%，并且来到城市的2.5亿农民居无定所。需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低收入人群的救助制度等，把农民变成市民，这些人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
三是改革土地制度。中国目前是18亿亩耕地，2.6亿左右的人口从事农业，即36%的劳动力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力，而49%的农村人口分享10%的国民财富。这本身就是收入差距，财政补贴不可能填平这个鸿沟，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村人口。
在美国，仅有1%的人口从事农业。原因在于土地可以进行交易，由此实现了集中化生产，农业得以高度现代化，300万的农民种了比中国产出还要多的第一产业。
目前台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90%，这同样得益于土地可以进行出售。在台湾，土地交易得来的资金成为进城农民的原始资本，人人都有办企业的梦想；而在1980年，城市化水平为60%的时候，台湾人城市的住房自有率就达到了85%，基本上进城农民只要想买房都能买得起，土地和宅基地的交易资金让农民具有了相当的支付能力。
张志勇： 时下有一种解读，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那么，未来“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如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呢？
周天勇： 其实，最大的两级分化就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土地出让金制度。这一制度是行政分配指标，行政寡头垄断招拍挂，千家竞价，价高者得，70年租金一次付清，这是导致房价越来越高的罪魁祸首。
这一政策使得城市中形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城市里拥有多套住房的阶层，这些人早年买房，当时没有出让金，财富增值极快，现在靠房子出租为生，坐食其利，政府还不收税；另一个阶层是两亿多进城农民工，这些人不得不长期成为房客，将辛勤劳动收入的30%~60%交给房东阶层。
而大学毕业后进城的农民后代，包括很多城镇工薪阶层的后代，被迫为土地出让金制度埋单，沦为房奴。这一人群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到房子，同时农村土地产出收益低，并且没有享受到土地作为财产的收益，父母一辈也无法资助其在城里购房，不得不贷款购房，贷款中的60%~70%是一次性交给政府70年的地税。
土地出让金制度不改，就相当于是敛穷人的财补贴给富人。一个人在城市里拥有10套住房，每月40000元租金，一年收入48万；在农村即使有100亩地，一亩地纯收益300元，一年仅收入3万元，不如城里一套房的租金。
城乡分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失误。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就放开，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四五十岁的农民有劳力也无法走出农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然而，直到现在城市化的政策还是不彻底。
张志勇： 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哪里？政府应该怎样施政？
周天勇： 实现“中国梦”，更主要的是老百姓的梦，关键是要给老百姓更多的民生。
老百姓富裕起来，日子好过，国家自然就会强盛；反之，国家强盛老百姓不富裕，这样的强国只会是昙花一现。
实现老百姓的梦想，政府最主要是提供两方面的制度保证：一是给这个国家所有人在其进入社会时同等能力的制度，即用公平的教育制度，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不让低收入在代际之间继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曾签署几个法令，规定不上学是违法，此后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片瓦砾，日本这个民族也在读书。
目前，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后代上大学的比例也逐年锐减，这种趋势比现在的收入差距更可怕，将使穷人永远变成穷人。国家应该延长义务教育的时间，从9年延长到12年，高中以前全部实施义务教育；大学中的军校、农校等对农村孩子实行免费；普通大学中，对穷人的孩子给予适当的减免和助学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二是提供一个能让底层人向上流动的制度，即通过公平的教育制度掌握了能力之后，底层人想干事，能干成。其实，改革最关键的就是让人们都去干事。
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系数都很低，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人都想办企业，大企业少、小企业多。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是大企业占主导，但就业出现了问题，于是紧急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系数。
创业多、中小企业多，带动的就业就多，贫困人口就少，中等收入人群就多。
实践证明，发展大企业，收了税再补贴低收入群体，不如放开制度让低收入群体去创富，台湾地区没有保障房，但住房问题解决了。
政府包办拿钱盖房子、低保的办法，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率的、有竞争力的、有创造力的、勤奋的民族。把底层人向上流动的路建立起来，政府的负担也就轻了，医疗、保险、养老等制度只需要承担极少数人，社会就实现了安定和谐。
张志勇： 在百姓致富过程中，政府除了在政策上走富民之路外，法律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周天勇： 现在的法律有几个特点：
一是现下有一大批的法律已经不适应现在社会进步的程度。这碍于当时立法时市场经济的框架还不完善，囿于当时社会环境、人们知识背景的影响对法律考虑还没到现在这种地步。
二是很多法律是部门法，是管理者立法，规定了个体、企业的规范行为，然而，被管理者的意识体现得极少。
三是管理者的权力体现得很大，但约束管理者的法律却很少。
四是法律中交叉、重复的地方太多，实践中出现了部门之间交叉利益，互相推脱责任，程序法与实体法不衔接等问题，法规等更多地体现部门的利益。
本文原载于2013年第一期《中国民商》创刊号，张立栋、李仁平参与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