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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出生于摩拉维亚，一个养育几代犹太人的弹丸之地。父亲不像传统的犹太人那样压抑、急躁。相反，他性情十分温和、不骄不躁，擅长交际。那时候正处于自由主义时期，父亲热心政治，选出了自己最敬重的国会议员以便表达自己的一点政治主张。当他们从家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很快适应了维也纳的都市生活。时代的繁荣为他们后来事业上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19世纪下半叶，从英国引进的先进技术和生产机械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生产价格，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复苏。规模化的工业生产逐渐开始取代旧式落后的手工小作坊。我的祖父和父亲都颇具商业头脑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们抓住机遇创办了工厂，搞起了工业化生产。借着时代的东风，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们的工厂逐渐发展成一家规模很大而且很有影响力的企业。
但是，父亲并没有被经济的景气冲昏头脑，在创业过程中，父亲一直恪守“诚信经营、稳打稳扎、小心谨慎”的原则。父亲把他事业上的成功归因于他对这一原则的严格遵守。他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有效资本才能建立真正的企业。父亲讨厌投机行为，他绝不做冒险的买卖。事实上，在经济腾飞的时代，通过保守、低调的方法致富将获利更多。尽管父亲成了百万富翁，我们家里的开支仍然很少，其余的钱都用于生产和投资。父亲一直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家中的开支从来都是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如果父亲看到一个商人肆无忌惮地挥霍金钱，父亲必把他视为一个靠不住的纨绔子弟。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钢琴弹得很出色，书法清秀，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他务实肯干，一生拒绝接受任何头衔和称号。他自尊自强，从不有求于人，这种自豪感对他来说比任何外表都更为重要。
作为子女，我们都会遗传父亲的某些性格特点，我也不例外。父亲低调、宁静，我亦是如此，虽然这与我的职业——作家——是相矛盾的，因为我的职业要求我必须宣扬自己并让自己抛头露面。但像父亲一样，我有着一种内在自豪感，它督促我拒绝任何形式的奖章和头衔。
我父亲出身寒微，母亲却出生于一个显贵的国际化大家族——布雷陶厄尔家族。母亲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从小就会说意大利语和德语。有时为了不让佣人听懂她们的谈话内容，她们就不说德语而改说意大利语。母亲家是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家里的成员都分散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大都市，从事体面的职业，如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医生。每个人都能说好几种语言。在巴黎的姨妈家我亲耳听过他们在餐桌上如何从一种语言自如地切换到另一种语言上。母亲家很注重家族的声誉。每当家族中的较穷的姑娘到了出嫁年龄时，整个布雷陶厄尔家族都会为她凑齐一份丰厚的嫁妆，为了让她可以更好地选择结婚对象，而不用为了钱而屈就成婚。虽然父亲是个成功的大工业家，但母亲从来不允许任何人拿婆家亲戚和娘家亲戚相提并论。这种对出身于“上流”家庭为荣的自豪感，在所有布雷陶厄尔家族的人身上都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