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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帝内容；民权主义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它增强了革命力量，推动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的先进分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成为革命高潮的起点。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来考察、分析中国社会，对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问题给予正确的回答。党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初尝试，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代表性著作。
1924年12月～1925年9月，毛泽东回家乡养病。本来这次故乡之行，他准备好好静下心来，认真研究研究问题，因此，他带了一百多斤的书籍回到韶山。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韶山期间，这些书籍他几乎没有时间阅读。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组织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以及秘密农民协会二十多个，领导农民群众减租减税与当地的土豪劣绅针锋相对，使这偏僻山村，顷刻间沸腾起来。
其实，毛泽东当年在韶山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十分艰苦。对此，随毛泽东回韶山的贺尔康在日记曾有多处记载。如7月12日，毛泽东在汤家祠主持开会，从白天到夜晚一连开了几个会，至深夜一时一刻，“润之忽要动身回家去歇。他说，因他的神经衰弱，今日又说话太多了，到此定会睡不着。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动身走，走了两三里路时，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动，疲倦的很了，后就到汤家湾歇了”。
虽然辛苦，不过这段经历更让毛泽东难忘，他看到了一股对中国革命来说，更直接、更现实、更有前途的力量——农民。因此，毛泽东在离开韶山时，将夫人杨开慧留了下来，吩咐她进一步收集农民运动的材料。与毛泽东夫妇关系十分密切的张琼同志回忆说，“同年10月，开慧姐根据毛泽东指示，带着整理好的许多关于农民运动的材料来到广州，毛泽东审阅这些材料后，就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两文（另一篇文章是《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广州定稿”。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五卅运动”以来反帝爱国运动中各阶级的表现写的，主要是从理论上解决革命的领导权及革命的策略问题。
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书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接着，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作为基本指导线索，严格依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主要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种。这五种阶级，由于他们各具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对革命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
毛泽东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农民的经济地位分析得极为精细，充分肯定了农民的同盟军的地位和作用。到国民党二大召开时，毛泽东将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写进了他参与修改的《农民运动决议案》。该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
1926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第十三次会议批准毛泽东出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民党一大后，由农业部秘书、共产党员澎湃首先提出，经中央执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讨论通过的。1924年7月招收了第一届学员，到1925年年底，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办了5届，毕业学员454人。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农民，将农民中蕴涵着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番禺学宫，这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所址。这所学宫是由一座大成殿和前后两座配殿组成，进学宫的大门，过一座别致的小桥后，就是一条贯穿三殿的砖甬道，砖甬道的旁边有东西厢房，厢房的周围遍植桂树和木棉树，环境很是幽静。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是5月3日开学的。这一届讲习所盛况空前，来自全国20个省的327名代表汇集到这里，接受有关农民运动理论和方法的教育和启迪。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
这个时候正是广州最热的几个月．在屋里上课十分闷热，大家就坐到大成殿前的草坪上听课，在大成殿前面摆上一张桌子，一套粗瓷茶壶茶碗，毛泽东就站在台阶上讲课。他那时很清瘦，身材高高的，留着中分头，经常穿着一身竹布大褂和布鞋。他讲课慢慢的，一句一句，声音并不高，但即使坐在最后边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他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特别能引导同志们联系实际。
第六届农讲所为时13个星期。到9月11日，学员们毕业了。就在学员们毕业后不久，中国农村形势发生了连中共党内许多同志都感到震惊的大变动。
从1926年夏到1927年春，农民运动迅速席卷了中国的中部、南部和北部地区，仅湖南省，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就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摧枯拉朽的农民革命立刻在城市中引起了大哗，不仅遇到了国民党内部中、右派人士的反对，在中共党内也产生了争论。
1926年12月，毛泽东来到了已经是革命中心的武汉，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错误地认为，民众运动的兴起是造成国民革命联合阵线破裂的主要原因，声称要防止民众运动“向左”转。
会议根据陈独秀报告的精神，明确提出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等策略。陈独秀甚至专门找到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要他一定要制止农民的“过火”行为。在汉口特别会议上，毛泽东对此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尽管陈独秀曾深深地影响了他，但是毛泽东觉得他与党内这位总书记的认识差距在拉大，谁是谁非，在几天的会议上是很难说得清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刻去了湖南，他需要亲眼看看他家乡的农民运动到底怎么样了？
毛泽东这次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他每到一处，都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集有代表性的农民及农民运动同志开调查会，还找懂得“三教九流”的下层人士、县衙门的小职员、开明绅士等交谈。考察的结果让毛泽东激动不已，回到武汉后，他便埋头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在1927年2月下旬完稿。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在3月5日至4月3日全文连载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极其鲜明地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用大量的事实，否定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诽谤，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3月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作了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开始确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逐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为革命的对象。在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把它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前者是革命的敌人，后者是革命的朋友。又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与此同时，还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概括了它的特点和优点，评价了它的历史地位，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充分估计了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热情地支持了蓬勃兴起的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初步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这些可贵的思想，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献中，体现在当时中共的某些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论著中。这些文献和著作有力地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已经初步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发端，孕育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