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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古称清浥之地、芙蓉之国的湖南，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农业地区。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的一个农民家庭。湘潭地处洞庭湖区的湘江之滨，这里山清水秀，土地富饶，是湖南省最典型的耕作农业区。韶山地处湘潭与湘乡的交界。这里重峦叠嶂，气势磅礴，在群山环抱之中，有一条南北蜿蜒起伏的狭长谷地，长约5公里，宽约3.5公里。这条谷地就叫韶山冲。
在洞庭湖流域和湘江流域地区，一方面由于南有南岭、东有罗霄山脉、西有雪峰山脉、北有长江的阻隔，相对较为独立；另一方面由于靠江、靠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地方区域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后人取洞庭湖的“湖”字，湘江的“湘”字，将这一地区形成的独特文化称为“湖湘文化”。毛泽东生长在湖南，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直受到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熏陶。
湖湘文化包含着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的内容。“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南宋时期胡宏、张栻和湖湘弟子所形成的流派——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再从文化层次来划分，“狭义”的湖湘文化是指“雅文化”，即经过知识分子再加工的精英文化。“广义”的湖湘文化则包含湖湘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即广泛存在于湖南各族人民中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千百年来，湖湘文化哺育造就了一代代优秀的湖湘子弟。
湖湘文化，远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但随着中国政治局面的统一，作为地方文化的楚文化逐渐衰落，其中的一些思想却在湖湘大地得到了传承，如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怀等，所以说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来源之一。千年以来，湖湘文化不断积淀，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形态。像西汉的贾谊、唐朝的柳宗元、北宋的范仲淹等历史名人都对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北宋末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因金兵南下侵宋而避乱于湖南，后又讲学南岳，开创了湖湘学派，自此，湖湘学派成为湖湘文化的集中体现和代表，为后来湖湘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胡宏的弟子张栻对湖湘文化广为传播，使其名噪一时。到了明末清初，湖湘文化又迎来了一个学术发展的高峰期，大思想家王夫之创立了一个“以唯物主义为基石，以辩证分析为思想方法，以民主启蒙为重要特征，以民族至上为核心内容的空前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成为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
历史进入近代后，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涌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一大批维新运动激进思想家、宣传家和活动家。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等也来到湖南。
到辛亥革命这一年，几乎在海内外到处都可以看到湖南革命者的踪影。毛泽东说：“黄（兴）、蔡（锷）邦之模范。”黄兴等人在广州孤军作战，血染襟袍；蒋翊武、刘复基等在武汉运筹帷幄，首举义旗；武昌起义时，焦达峰和陈作新等在湖南率先响应发难；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是蔡锷“起护国军，提饥卒数千，转战沪溆间”。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他后来走出湖南，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自幼所受到的湖湘文化的熏陶，在他一生的生活和革命活动中都留下了痕迹，并长久地保持着家乡的文化形式。他的语言一直带有浓厚的湘谭口音，他的饮食习惯还是以湘味为主，甚至他喝茶时，当一钵子茶喝完，只剩下茶叶时，便把杯子端起来，用两个指尖当筷子，把茶叶扒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缓缓地咽下去，他还保留湖南吃茶叶的习惯。毛泽东一生都保持了湖南人的生活习性和革命者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往往形成于青少年时期，那是人的思想、品行、信仰受外界影响和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对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除了家庭的因素之外，自身所受到的教育和所处的文化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出生的时代正值乱世，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外国侵略，主权沦丧，生灵涂炭。许多爱国志士尽管有着不同的救国理想和路线，但都是怀着一颗爱国、爱民之心去拯救国家和社会。毛泽东从小就也认为应当担当起救国救民之重任，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写下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诗句用以明志。而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处在的湖湘文化氛围，也十分强调“心忧天下”、“经世致用”的思想。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其个人追求和时代潮流、文化氛围已经紧密地切合在一起了。可见，湖湘文化、湖湘人物对湖湘人才的成长所发挥的作用是积极而巨大的，同样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早年的成长道路。
杨昌济（1871～1920年），字华生，又名怀中，长沙板仓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后来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可见杨昌济对毛泽东青年时代有过重大影响。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预科班，开始在杨昌济的教导下进行学习。杨昌济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重视湖湘文化传统的传授，特别是对王船山思想的传授，启迪毛泽东思考人生中的“大本大源”等问题。毛泽东的《讲堂录》对杨昌济讲授湖湘人物、湖湘文化特别是船山思想内容的记录非常之多。正是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谭嗣同、王船山的著作产生很大的兴趣，开始加以深刻研究的。
杨昌济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重视以湖湘文化传统中的经世求实学风，特别是曾国藩关于“立德”、“立言”、“立功”的为学、为人、处世之道，培养和训练毛泽东等学生的博学、深思、力行缜密的领导才能与办事风格。
第三，杨昌济还经常带领学生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思想等学术实践活动，认为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通过在船山学社的听讲，更加激发了毛泽东追求学问的兴趣，他常对人说：“‘学问’二字连起来成一个名词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不但要好学，而且要好问。”可见，毛泽东从杨昌济那里最大的获益，在于理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
除了思想学业上的刻意培养，杨昌济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和锻炼毛泽东的意志品质。杨昌济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他长期坚持静坐、冷水浴、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他也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要求他们以此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毛泽东则是冷水浴最坚决的仿行者。自从1915年暑期开始，毛泽东完全按照杨昌济教授的方法，天天坚持冷水浴，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
杨昌济也对毛泽东的人生事业与前途表达了非常的关切。1918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赴京时，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到火车站送行。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他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请老师指路。很快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学生们，法国政府又来中国招募工人，这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新民学会的二十多名青年赴京。凭杨昌济尽力安排，这些年轻人才在北京大学找到三间房子安身。后来，杨昌济将毛泽东留在家里，并介绍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杨昌济还推荐毛泽东前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1919年3月，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的共同操持下，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启程去法国。而毛泽东决定回湖南，去实践自己的“人生设计”。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杨昌济已病入膏肓，为了在自己故去以后，能有人对毛泽东加以提携，他强撑病体，给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在办完这件事后，杨昌济于1920年1月17日，怀揣着“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宏愿溘然长逝。毛泽东更是怀着崇敬与悲恸的心情为自己的导师尽心地料理了后事。
如果说湖湘文化传统的熏陶、近代湖湘人物激励等湖湘文化因素，在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那么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思想的传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对青年毛泽东的人格认知所发生的影响则更具有颠覆性。尽管在这种转变中并不是十分彻底，但是它所体现的理想追求、意志磨砺、智慧谋略等都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体现了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的自我超越，它使毛泽东早年理想人格迅速地由传统的圣贤理想人格向早期激进民主主义者，进而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期间，北京已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则成了新文化的发源地。由于蔡元培执行“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就使得各种思想、学术思潮在北京大学校园广为传播，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经李大钊等人的宣传、介绍，已经引起了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极大兴趣。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已出现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新思想的书籍、报刊。北京大学许多进步学生，都拥入图书馆来研读这些新书刊，从而满足自己求知和追求真理的需要。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这对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来说，的确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北京大学，他如饥似渴地读着各种新书报，经常去旁听一些感兴趣的社会科学等方面的课程，结交拜访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名流学者，还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1918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京报》主笔邵飘萍保持了密切联系，虚心地向邵飘萍请教有关新闻理论与办报实践中的各类问题。毛泽东读书、听课、参加活动，使得他的知识视野更为开阔，探求真知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同时，使毛泽东感到收获最大的事情，就是得到了李大钊的思想指导与帮助。李大钊当时正在撰写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后来，他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著名演说。毛泽东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李大钊在讲演中指出：“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纪革命的先声……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听到这激动人心的演讲，毛泽东很受鼓舞，他似乎从中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光明与希望。
尽管毛泽东当时对各种学说尚无定见，但在北京大学期间的生活，却大大地开扩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思路，在与各种社会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初步接触中，加以比较和鉴别，从而增强了他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真理而不断求索的决心。
1919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很快就席卷全国。他抱着赤诚的爱国热情，投入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大潮之中，并在同年7月，担任湖南学生联合会新创办的刊物——《湘江评论》的主编，在短期内撰写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等30多篇文章。由于报刊工作与现实生活和群众斗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作为《湘江评论》的主编，毛泽东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和研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这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实现其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上北京，1920年3月，由北京途经上海返湖南，与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在北京，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参与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与李大钊磋商了赴俄勤工俭学问题。在李大钊影响下，他更加重视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了解和学习。毛泽东在这一期间，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集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尽管毛泽东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最早的，当时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是最多的，然而他却能领会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正如他在给斯诺谈话中所谈到的，自读到这三本书之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是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坚定的信念。
1919年9月～1920年10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积极参加和组织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全力投入到社会斗争的实践活动中。之后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促使毛泽东和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从而更坚定了他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也更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信仰。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俄式革命”的道路，确实为“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是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唯一的一条路。可见，此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已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何叔衡还利用1921年元旦假日，在长沙召开了一次新民学会会员大会，讨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和方法等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影响下，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中的不少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
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了毛泽东已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已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