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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烟云撩动。那个时代的动荡，决定了必有先进志士涌现人前，这先进，代表着思想、行为。思想豁达，则行为大气；行为端直，则思想开明。在那段特别的时期，就注定了会有特别之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有一批文人用字讨伐，用文章战斗，他们是一群特别的人——虽手无兵器，却锋利十足。
刘文典即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遭遇的也不是平稳的世道，加之本身性情的非同一般，两者相互作用，催生了一代狂舞之士——一个剑拔弩张的武士。师承章太炎，让刘文典本性中的“癫狂”更有喷薄之口，有物可言。而他后来能被称为“狂士”，与章太炎也有着很大关系。
若说刘文典的“狂”只显在文章上、学说上、言辞上，或许有些片面。作为那一时代的仁人志士，面对中国的革命潮流，哪有退让？哪有避其锋芒？他将己身完全投入在革命之中。
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的炮声响起，海外志士纷纷揭竿而起，归国，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次年，先进人士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率南京政府与腐旧的清廷对立而视。作为早期同盟会成员的刘文典，很快进入了《民立报》，担任编辑和翻译，为民主革命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那人才济济、革命党人云集的机关报中，刘文典有幸与宋教仁、张季鸾、吕志伊、范鸿先等人为伍，共同传递新思想、拓展新局面。也恰在此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
其实，刘文典与孙中山，早有渊源。自其于安徽公学就读之时，便逐渐接受了诸多新思想。而这新思想的传递者中，则属孙中山居首。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是三民主义的倡导者，他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将中国国民推向更民主、更自由的历史中去。他也是中国革命的倡导者，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新崛起。
孙中山唤醒了中国的有志青年，带领他们投身革命，刘文典就是其中一位。刘文典很早就知道孙中山及其所做辉煌之事，对其万分敬佩，只是当时这种敬佩更多来自于报刊杂志，是通过文字了解，并未谋面。
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见到孙中山，一睹这个一心救国救民之人的风采，内心自然兴奋不已。尔时，同盟会总部也在武昌起义后由东京迁回了上海。
可以想象，对于那些苦于寻觅未来出路的开明国人而言，《民立报》无异于“航海之灯”，且不论这方向正确与否，但在当时，这种指示也恰是迷茫中的国人亟须的。
成为同盟会一员的刘文典，一心想着尽自己的力量添砖加瓦，以自己之能扩展刊物的影响。那时，他的工作任务就是为新革命摇旗呐喊，为穷苦的百姓大众找到出路，为与他一样的莘莘学子觅得报国之法。
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身处其中的刘文典觉察到了身上的重任，颇感力不从心。的确，对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而言，这样的工作确实太重。可他仍尽心尽力，不打退堂鼓。待孙中山到来，刘文典心生希望，斗志猛增。
孙中山赶赴上海建立《民立报》的编辑部，一来旨在感激一群幕后志士的卓著贡献——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能鼓吹之地位者，一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二来是为了尽早建立根据地，让革命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孙中山的鼓舞，对刘文典等人而言当属“火中加薪”，这种肯定，更让他们不惜一切地为革命鞠躬尽瘁。而孙中山应报刊中人之邀所写的“戮力同心”四字，令刘文典一干人的雄心更胜往昔，刹那间热血沸腾，久久不能平静。
那个时代，是志士勇登、杀戮不减的时代；那段岁月，是热血者以心殉国、毫不畏惧的岁月。宋教仁、孙中山，此等革命之士，只为中华“四万万同胞”泼洒热血，他们不曾退却、不曾妥协。刘文典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他也在践行着中国的革命精神。
彼时的刘文典，思想已被孙中山等人的革命道义所填满，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编辑和翻译的工作之余，亦会以“刘天民”、“天民”等笔名纵论天下、大谈四宇和对国内政坛针砭时弊。他的文字豪放不羁，说理入木三分，他关心国家，关心百姓。渐渐地，他的文字成为了一种力量，成为了一种可让黎民刺穿枷锁的力量。
那时，《民立报》一出，竟有“万人空巷”的夸张之态，“竟至有出银元一元而不能购得一份者”。很快，这份报纸就成为地方革命党人的精神支柱。
《民立报》是在清末民初，由一群爱国志士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在当时，各种阶级斗争的报纸琳琅满目，《民立报》名声甚大。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地区创办了《民立报》，宋教仁、范光启、刘文典等人皆在此任职。值得一提的是，《民立报》经众人商讨，特别设立了《民贼小传》的专栏。在这个栏目中，很多卖国贼的卑劣行径和政府的不作为都被揭露了出来，笔者还用事例公开提倡人民革命，建立新中国。于右任、宋教仁，更是以“扫心”“渔父”作为笔名，写出鞭策国人的文章。
在众位同僚的影响下，刘文典看到了革命的另一种形式。他第一次意识到文化、教育对于革命的力量，文人也可用自己参与革命的方式改变历程。这作用，可能比直接流血牺牲更巨大。
刘文典，正是在这一时期更加深入革命，真正成为了一名革命人。他参加《民立报》的编撰工作，以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参与到国家命运的讨论当中。这一职位的转变，也为其本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使之与文字更亲近，更切身地感受到了文字的力量。
中国的革命炮火还在燃烧着，不曾减退。中国的百姓开始醒来，不再隐忍强权的欺辱，他们不再逆来顺受，开始意识到人是有权利的，他们拥有民族、民权和民生，他们要翻身农奴把歌唱，他们向往更自由更民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