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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几个人，他们在你身边影响着你，激励你。当你困苦之时，最先会想起他们，他们是我们人生中的指路明灯。知音难求，良师难觅。刘文典“疯狂”的一生之端，便始于恩师益友，是他们的精神，点燃了他心底那片躁动的荒原。
安徽公学毕业后，刘文典迫于国内形势不利，在家人的支持和资助下，于1909年赴日留学，进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
身在异乡，刘文典不忘胸中志向，只待学成归国，以报效祖国。留学期间，他也思念着祖国，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动态。同时，他在日本也积极寻找中国的爱国组织，参加各种爱国团体。就在他心急祖国的革命形势之时，遇见了一个对他一生都有深远影响之人——章太炎。
刘文典与章太炎在东京结识。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在中国国内时，反清热情高涨，愿学习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的精神，遂改名为章太炎。当时的章太炎从上海出狱回到东京，继续在日本宣扬反清思想，主张发扬“国粹”、“宗教”的演说，并备受推崇。
章太炎其人思想开放，早年从政，不满满清的异族统治，凡有反清之举，他必参与其中。同时其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等诸多方面都造诣匪浅，后被尊称为“经学大师”。
章太炎曾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避难日本；回国后又因反清运动被清政府通缉，因此他于1902年再次流亡；1903年，他又因痛斥“载湉小丑”而坐牢，3年后出狱，被孙中山接至日本。此时的章太炎因执着的反清革命主张，在日本很有声望，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精英和有识之士都对其十分仰慕。
在东京，他开办的国学讲习会云集各方志士，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均被其吸引。他创办的讲习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他希望“用宗教发起信心”和“用国粹激动种性”，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精神。
异国他乡，陌生之地，遇到国人扬威，这样的现实鼓舞着刘文典，为什么在国外都推行的中国改革，而在国内却寸步难行？刘文典仿佛看见了中国革命的曙光。因对章太炎学识和思想的推崇，他本人十分想与之交往。1910年，在友人的介绍之下，刘文典终于如愿，拜在章太炎门下，学习《庄子》、《说文解字》等。
刘文典之后成名于古文，其造诣皆由此。章太炎对于古文的研究不同于其他人，接触多方文化，陶冶其中的他对古文有自己的见解。他首先依靠扎实的基本功，再加入西方思想，使之自成一派，见解独到。刘文典自幼习诗书礼义，在少年时接触西方文化，与章太炎的经历十分相似，并都热爱中国革命之事。这样的经历，也更使其愿意接近章太炎，两人亦大有惺惺相惜之感。
刘文典的《回忆章太炎先生》，其中详细描述了他初次见章太炎时的情形——“我经朋友介绍，去拜见他。章先生穿着一身和服，从楼上走下来，我做了自我介绍之后，就说明来意，要拜他为师。他问我从前从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那时候，我明知道他和我本师刘申叔（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但是又不能不说，心里踌躇了一下，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他一听我是刘先生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我谈了几个钟头，谈话中间对刘先生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从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门中的一个弟子了。”
虽时隔久远，但刘文典的记忆从未模糊。想必他在写下这篇文章之时也一定是快乐的，隔空望着自己的良师益友，那张远去的面庞，他一定是高兴的，也必定对自己当初结识章太炎感到庆幸。
刘文典在日本时期，是他古文突飞猛进的一个阶段。刚开始，他跟从章太炎学习了《说文》、《庄子》，但由于年纪太小，并不能完全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加，以及研习章太炎对古籍的领悟，刘文典对古文的解读才迈向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一天下午，章太炎正在给同学们讲授《庄子》内包含的佛学理论，就听外面有人用中文叫喊着什么，大家都伸出头去张望。原来，是一位同学买了一份报纸，上面正是中国武昌起义的新闻，众人都很激动，章太炎和刘文典也不例外，内心翻涌着。
章太炎得知祖国革命的消息后，便不再一心只谈国学了，他举办了很多聚会活动来倡导革命。后来，他和刘文典相继离开日本，也因申叔的事，往来慢慢变少，不过，距离相隔，刘文典对章太炎的感情却从未消退。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一直住在苏州，刘文典那时正在北京大学教书育人，地理差异，使其不能再像从前在日本时一样跟章太炎研究国学了。章太炎晚年时，逢人便提起刘文典这个学生，一来是因为他痛恨蒋介石，而刘文典也是如此；二来也是因两个人个性相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章太炎不顾战火纷飞，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北平。他要见张学良，劝张出兵讨伐溥仪。一到北京，他就找人叫来了刘文典，刘文典马上来到了章太炎所住的西城花园饭店。章太炎看到刘文典这个自己喜爱的学生，摸摸他的头，说：“叔雅，你真好。”之后大骂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章太炎与张学良见面时，毫无卑微客气之态，而是义正词严，就算在楼下的刘文典都能听到当时房内传来的争吵声。刘文典在回忆录里写道，“听见他大声疾呼，声震屋瓦，那种激昂慷慨的声音，至今还留在我耳朵里。”
之后，章太炎搬到了东城永康胡同，还特意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既告诫刘文典不要吸烟，又夸奖他对蒋介石的态度。
其实，章太炎对蒋介石的愤恨完全来源于后者对革命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的不作为。此足见章太炎无个人恩怨，均国之仇的宽广胸怀。章太炎的一生，人格的伟岸和学问的高深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他与袁世凯斗，与蒋介石争，都源于对国家的热爱。他不仅是一个人在斗争，在他办学讲课的过程中，也将这股正气之风播撒到了中国更广阔的大地上，他的熠熠星辉，直至今日仍激励着很多人。
刘文典与章太炎结伴共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其后来留下的诸多文字中可看出他对自己这位启蒙老师的敬佩，他也身体力行着。
生逢烟火之时，成于混乱之际。对于常人而言，那段时间是留给生存的。可年少的刘文典，却在世人惆怅的岁月中积蓄着自己的能量。或许，他并不知未来的自己究竟要走哪条路，但现实告诉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份沉淀的力量，都是为了破茧成蝶的那天。他做出的选择，历史自有公道的评价；他结伴为伍的人，冥冥中也自有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