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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国内国外，每一段革命都有它的阴暗面，有人愿意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有人借革命的机会大行投机主义之事；有人愿意用自己的身躯铸成长城，建立新的平等自由的国度，也就有人利用革命，排除异己。
刺杀，在每段历史中都存在，有人说这种行为是铲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但也有人说，这种行为不足以真正地改变历史，获得胜利。我们无法评价这种方法的好坏，能肯定的是，每种方法都自有它的道理。
《民立报》办得有声有色，刘文典也自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满足自我抱负，救国救民的金光大道。然而，就在刘文典的革命之路走得越来越宽之际，阴暗角落的迫害行动也伺机而动了。
1913年3月的一个晚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与往常并无二致，可对另一些人而言，却黑暗无比。一个晚上，一名革命将领就此消殒，无数革命人几乎失去方向。
当晚，刘文典与平时一样，在居所中看书，思索。窗外夜色宁籁，悄无声息，他并没有感到什么异样，可这般静寂，却酝酿着一次危险的发生。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把刘文典浸入书海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不禁一阵茫然。他猜测着如此深夜，谁会登门？边想着边起身打开屋门。
面对眼前来者，刘文典正欲张口询问，话还未出口，只觉得肩头一阵剧痛，随即传来一阵震耳的枪响！
刘文典周遭的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短短的一瞬间，他想到了很多，想到了自己并不长的人生。儿时的家出现在他眼前，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一一浮现，就像他还在家里一样，他又想到自己的那些同僚，那些慷慨激昂的日子……
很显然，这是一次“暗杀行动”，一切都来得那么让人措手不及。刘文典还未看清来者的面容，那人便已消失于浓浓夜色之中了。随即，万事归于平静，好似梦境一般，只留下怔怔的刘文典，以及他那血流如注的肩膀，证明刚刚发生的是现实。
幸好，刘文典伤势不重，经过医生处理，静养便可痊愈。局势如此混乱，完全出乎了刘文典的预料，他好好忖度一番后，觉得此事不可声扬，遂想息事宁人。
几日之后，各大报纸刊物便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字样。消息传来，令世人震惊。后来经过了解才知道，凶手原本的暗杀对象是宋教仁，但是因为正值深夜之中，灯火不明，路不好找，凶手居然摸错了门，找错了人，把刘文典错当成宋教仁了。
辗转中，刘文典等人得知了宋教仁遇刺时候的情形。在宋教仁搭乘火车去往北京的途中，在火车站检票时，遇到了刺客。当宋教仁觉察到时，他用手摸着腰，并对周围的人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话音刚落，就见一黑衣男子快速跑开了。
当时同行的有于右任，看到宋教仁受伤，他十分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吩咐完，他马上去外面找了辆车，把宋教仁扶上车送往医院，另一方面继续安排着追捕凶犯一事。
此时的宋教仁还很清醒，他拉着于右任，对他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第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宋教仁的伤势很重，到达医院后，经医生查看，发现子弹含毒。医生经过多次开刀医治，期间宋教仁痛苦的呻吟声让闻者不忍。清醒时，他还对周围人说：“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医生的抢救并没有让宋教仁转危为安，在弥留之际，他口中喃喃，“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看及此，黄兴在宋教仁耳边悲切地说：“遯初，我们会照料好的，你放心走吧。”宋教仁听到此，眼睛慢慢睁开了，头向他处动了动，眼中有泪光闪烁，他离开了。
宋教仁，生于1882年，卒于1913年，字遯初，号渔父，湖南常德人。他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与黄兴、孙中山，一同主持第一次的改组国民党，他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列。
刘文典获悉事情的原委后，顿生一身冷汗，一位爱国的革命者，就这样离开了世人。这也是刘文典与死亡第一次接触得如此之近，甚至在被“暗杀”时，恍惚间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宋教仁被暗杀的事实，惊醒了更多的革命志士，他们意识到，宋教仁留给他们的，不是畏惧前进，而是迎难而上。可叹的是，当“宋教仁事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时，中国这个有望，或正在突破束缚和枷锁的国度，却一步步地在燎原之火的“渐熄”中，裹足于封闭自我的旧旋涡中，前方的冰冷让人害怕和犹豫。
原本，宋教仁的死就已令国内诸多革命志士震惊不已，他们内心那颗曾被“黑暗势力”打压的心也瞬间雄心万丈。是时，有消息称：暗杀宋教仁者，为袁世凯的亲信。这无疑更让这些革命志士愤慨不已。
此前，“袁大总统”（袁世凯）有意拉拢宋教仁，希望其能担任政府总理。可宋教仁自辛亥革命成功后，积极组建新党，坚守自己的内阁政治，决心孤立袁世凯，如果猜测正确，那么这是他“惹祸上身”的理由。因而，当革命志士一众听闻此内幕，个个义愤填膺。
很快，刘文典等人对袁世凯口诛笔伐，一篇篇声讨檄文应运而生，他们在一篇题为《中华民国之特色》的评论文章里写道：“大总统为人所暗杀，此举世所曾见者，今以总统总理而暗杀人，此民国之特色者一。政党拥戴政雄，此世界所曾见者，今以政党而拥戴杀人犯，此民国之特色者二。”此文讽刺至极，对袁世凯之行径大加批判。这是刘文典等人在面临强权与死亡的威胁时的选择。
无独有偶，若说“宋教仁事件”是袁世凯由嫉妒生杀人之心，这是个在一般人眼中“有情可原”的事情，那么随之爆出的惊天丑闻，可当真使他在国人心中的唯一一丝依赖之意荡然无存。
1913年4月26日，继“宋教仁事件”之后不久，袁世凯行“卖国”之举：以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这铁一般的事实，让人对袁世凯已无半点幻想。霎时，整个华夏大地为之震颤。
国之变革，仁人志士皆无运；家之重建，黎民百姓多枉然。自古及今，那些先行者多半充当历史车轮下的碾痕，可这般清晰的痕迹，却也为后来之众指引着、导向着，告诉他们无论怎样，都要选择前行。
刘文典，就是其中一条清晰可见的车辙。中年的刘文典，在看过世事沧桑后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但未退之前所有的政治作为，都是在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而做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