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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刘文典的史料，追溯其革命之路时，总得先提到陈独秀。陈独秀倾心于政治，而其本人亦是不落窠臼，这份大志和独特性情，都对刘文典引力十足。只是，陈独秀带着文人的棱角参与政治，是总归不得幸事的，刘文典似乎看透了这一切，才未重蹈覆辙。
历史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是公正的，但却不近情理。人不是神，面对选择难免会出错。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出错”的人，可后人仍不能抹去他的功绩。
“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这也许是对陈独秀很公正的评价，世人对他政治上的评价更多，却忽略了他的为人。
陈独秀除了革命者的身份，还是一个不会钻空子的文人，他的傲骨，决定了他在文化上的造诣和政治上的不得志。相信刘文典在与陈独秀结交之时，也是被其人品和学识吸引，而非政治上的作为。
因陈独秀的“政治之缘”，刘文典对革命之事激情满怀。在与他交好的过程中，刘文典也从原来的一介书生变成了革命的参与者。虽然于1909年结束安徽公学课程之后，他便自费留学日本，与陈独秀也慢慢疏于往来了，可他矢志革命之心，却天地可照，而他身上那股“流狂”之气，也未曾忘却源头。
彼时，陈独秀革命之心日甚，这风头自然容不得他人之眼，慢慢地，他逐渐成为“反势力”打击和迫害的对象。二次革命之后，陈独秀紧随柏文蔚，起草了《安徽独立宣言》，告诉他人安徽这个地方的自由，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是年8月，名义上安徽已经宣布独立，但当时的安徽军师胡万泰与袁世凯早就往来已久。胡万泰当即反戈，帮助袁世凯对付柏文蔚，柏文蔚不得不离开安徽，陈独秀也是因这般牵连而从安庆转到了芜湖。
当时，芜湖驻军负责人为龚振鹏，他与陈独秀有些交情。两人结识于岳王会，曾是并肩战斗的兄弟。只是时至今日，时局混乱，这旧识交情，似乎怎么也抵不过私利和强权。
龚振鹏与柏文蔚不太对路，也许是在岳王会时就结下的嫌隙。故此当柏文蔚身居险地之际，他坐视不理，置若罔闻。陈独秀自然看不惯了，他身有文人的豪情气节，见了龚振鹏后，直接质问其“是何居心？”
龚振鹏见状，怒火顿起，你是何人，竟如此无礼，即叫了手下：“先绑起来，尽快枪决！”
陈独秀毫无畏惧，且直面斥责龚振鹏某些不耻之行，更义正词严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吧！”
这就是刘文典认识的那个陈独秀，铁骨铮铮！他不会因强权低下高贵的头颅。日后刘文典为陈独秀四处奔走，也是因文人的相互敬佩，更是对陈独秀人格的肯定。
志士仁人，自古都有一番刚烈之性，这也是后人为他们的胆识拍手称赞的原因。那时的陈独秀，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风发意气。不过，他尚“命不该绝”，否则就太可惜了。就在龚振鹏欲动手之时，旅长张永正（与柏文蔚相识，并追随其，后为袁世凯所杀）带兵行兵谏，龚振鹏也未轻举妄动。虽及至此，可危险尚存，若没有搭救之人，恐怕陈独秀这时早就成了“烈士”。
是时，刘文典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编辑及英文翻译。因其时刻关心革命之事，很快便听闻陈独秀受难一事。他知道事关重大，稍有行差踏错，恩师即刻会身陷囹圄，甚至会丧命。他四处奔走，渴望迅速找到营救之策。
当夜，刘文典马上行动，找来了另两位好友——范鸿偃、张子刚，一同商议解救之法。讨论过后，三人决定请柏文蔚出山。刘文典马上写信给柏文蔚，叙述了事情发展的详情，嘱咐送信使者务必要把信亲手交给柏文蔚。
尔时，柏文蔚已逃至南京。收到来信后，思量再三，也知道此事重大，决不能让陈独秀这样优秀的革命同志就此殒命。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连夜坐船从南京来到陈独秀的所在地——芜湖。虽然危险，但也要一试。
按理说，柏文蔚与龚振鹏彼此早就有隙，互相看不顺眼，刘文典欲求柏文蔚出面讲情并不可取，但事关危机，也想不了许多了，柏文蔚也是硬着头皮上。加上两人曾是革命同路人，凭这一层关系，龚振鹏自不能不管不顾。
其实，龚振鹏也并没有杀陈独秀之心，只是当时陈独秀言辞激烈，让他下不来台，所以才出此下策。陈独秀刚一入狱，四方求救之声顿起，他也不想走在舆论的风口，更怕四处为敌，于是便做了个顺水人情，放了陈独秀。
对于陈独秀这次被捕的原因，历史上众说纷纭，除与龚振鹏发生口角外，还有两种猜测：其一，传言龚振鹏与柏文蔚向来不和，可陈独秀却偏爱这位同道中人，因此迁怒陈独秀；其二，二次革命惹怒了袁世凯，他秘密下令追捕相关人士，陈独秀当然在其中，又正好被人发现，这才入了狱。不管事实到底是哪种，入狱倒是确有其事的。
而此次陈独秀能毫发无损地走出监牢，刘文典当真居功至伟。也因此渊源，刘文典在陈独秀的心中更有分量，他知道，如若没有刘文典此番东奔西走，四处求救，自己早就与其他革命者、与家人天人两隔了。因了这般原因，陈独秀对刘文典既有感恩之情，又有赞誉之意，两人的友谊也迅速升温，不再局限于师生，而是上升到革命情谊、一同成就伟业的伙伴上来了。
经过这次事件，陈独秀回到上海，过了一段安稳日子。他在上海潜心修学，编撰了《字义类例》一书。这是陈独秀当时第一本学术论著，内容主要是对汉字的解析。平安度过一年之后，他的身体和心理上都有了恢复，转而又变成了战士。
那时的陈独秀很窘迫，可谓身无分文，对于那段岁月，历史上对其形容多是，“度他那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
平静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危险。不久之后，陈独秀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下一个难题，他也将再次背起行囊，漂洋过海，东渡日本。
从陈独秀的生平来看，这之后他再也没有到过安徽。
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在重庆去世。芜湖，成了他在安徽的最后一站，在离世前他也未曾回家乡看看。自1913年8月后，陈独秀再也没有踏入过安徽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也许是因牢狱之灾让他颇感蒙羞，也许是安徽这个故乡已不需要他了，他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此后的陈独秀，开始了四处奔走的生活，一生中先后四次入狱。
而刘文典呢？他自此时开启了自己正统的革命之路。其后追随孙中山，也是在与陈独秀“分手”的同时，内心滋生的冷却之意使然。但在这之前，他与陈独秀亦是建立了相当长且深厚的政治情谊，且因这份情谊，引航出了启迪国民之智的惊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