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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在《谈诤谏》一文中写道：“多读书是有好处的，尤其是读那些在公众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的书。”您现在拿在手里的恰好就是这么一本书。我们先谈谈培根在人生舞台上扮演过哪些重要角色，然后再说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弗朗西斯·培根1561年生于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尼古拉·培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掌玺大臣；母亲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博学多才的贵族妇女，她的妹夫就是伊丽莎白的重臣伯利勋爵。有这种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再加上才华出众，培根自然就有出入宫廷的机会。早在孩提时代，培根就被伊丽莎白称为“朕的小掌玺大臣”。雄心勃勃的培根自然期望得到一条谋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他12岁时就上了剑桥大学，但小小年纪，对大学的教育体制和当时主宰学术研究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十分反感。两年以后，他跟随英国驻法大使到巴黎去学习统计学和外交。又过了两年，父亲突然病故。培根只好回到伦敦。因为不是长子，没有继承到多少遗产，便只好投靠权势很大的姨父。可是伯利勋爵却妒忌培根的才华，根本不想帮培根的忙。培根只好自谋出路，开始学习法律。1582年培根开业当律师，很快声名大振。他才气过人，著书立说，名气很大，23岁时就当上了议员，并极力想博得女王的青睐，但成效不显著。后来，培根与女王的年轻宠臣埃塞克斯伯爵交上了朋友。埃塞克斯伯爵曾几度向女王推荐培根担任要职，但均未成功。伯爵觉得过意不去，便将自己在特威克纳姆的价值两千英镑的田产赠予培根。后来埃塞克斯兵败爱尔兰，而且不顾女王的指令，擅自返回伦敦，于是被女王下令拘留。埃塞克斯获释后，培根并没有与他断绝交往。不久，埃塞克斯策划推翻女王，事情泄露后又遭逮捕。这时候，培根作为女王的高级法律顾问，经过调查，起草了一份报告，认定埃塞克斯犯了叛国罪，最后埃塞克斯被处死。培根作为埃塞克斯的朋友，看起来完全与埃塞克斯划清了界线，可算是一名“识时务”的“俊杰”。不过培根的这种做法颇遭人们的非议，后来他振振有词地替自己辩解了一番。培根在这一案件中没有受到株连，但也没有立功受奖得到女王的提拔。
伊丽莎白于1603年驾崩，苏格兰王詹姆斯继位。这对于培根可以说是时来运转了。1613年他被任命为首席检察官；1617年当上了掌玺大臣；1618年又成为年轻有为的大法官，而且多次接受贵族封号。1603年他受封为爵士，1618年受封为维鲁兰男爵，1620～1621年受封为圣阿尔班子爵。正当培根春风得意、青云直上之时。1621年他因卷入一起受贿案遭到了议会的弹劾。培根无法否认自己的罪状，随后受到如下判决：交纳4万英镑罚金，监禁在伦敦塔以候王命，削去一切官职等。不过最后还是被从宽发落，仅仅被监禁了4天，罚金基本上免除，只是削官为民了事。
仕途无望以后，培根只好回家继续他的学术研究。1626年初，他想实验一下冷冻防腐的可能性，便杀了一只鸡，把雪填进鸡肚子，结果不幸自己受了风寒，不久离开了人世。
培根尽管热衷于做官为宦，但他的志向远远不止在这一个方面。他想给不幸的爱尔兰带来和平安定；他想简化英国法律；他想改革教会；他想研究自然；他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要达到这些目的，他除了利用做官的地位和权势外，还一直用著书立说来推行他的各种主张。由于他亲历了宦海的浮沉，阅历丰富，眼界开阔，思想敏锐，因而他写出的东西能够力透纸背，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1597年，培根的《随笔集》出版了，其中虽只有10篇短文，但影响很大，以后他反复修改增订，于1612年和1625年先后出了两个增订本，最后一个版本收入随笔58篇。
欧美的随笔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是由法国散文家蒙田首创。蒙田于1580年出版了一本题名为Essays（随笔）的集子，文笔轻松自然，亲切随便。培根是第一位英文随笔作家，他的随笔论述的题目有跟蒙田相近的，但写法迥然不同。在随后的数百年里，按蒙田的路子写随笔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人能用培根的手法写随笔。那么，培根的随笔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
翻开培根的《随笔集》，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文章短小。58篇随笔中，很多不超过千字，个别最长的也只有五千多字。培根的同时代人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一剧中借波洛涅斯之口说：“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乏味的枝叶、肤浅的花饰。”培根自己也在《谈快捷》一文中说：“冗长而玄妙的讲话不利于快捷，就像长袍拖裙不利于赛跑一样。”所以培根力求以最短的篇幅摆足事实，讲清道理，摒弃那种空洞、肤浅、絮聒的毛病，注重文字的深刻老练、沉重有力。几乎篇篇警句格言层见迭出。下面是一些信手拈来的例子：
德行犹如宝石，镶嵌在素净处最佳。（《谈美》）
成人惧怕死亡恰如儿童怕进黑暗。（《谈死亡》）
初生的幼崽总是其貌不扬，革新也莫不如此，因为它们都是时间的幼儿。（《谈革新》）
美德如同名贵的香料，焚烧碾碎时最显芬芳：因为幸运最能揭露恶行，而厄运则最能发现美德。（《谈厄运》）
夫妻之爱创造了人类，朋友之爱完善了人类，而淫乱之爱败坏、作践了人类。（《谈爱情》）
妻子是青年时的情人、中年时的伴侣、老年时的保姆。（《谈结婚与独身》）
像这样的至理名言俯拾即是，而且大多不在开头，就在结尾。上面的前三个例句是文章开头的句子，后三个例句则放在结尾处。这种语句放在开头，具有雄奇有力、引人入胜的作用。放在结尾，则有概括全文、余味无穷的效应。
培根的随笔没有西方很多散文随笔作家的那种散漫和随意，而具有诗的凝练圆满、小说的布局谨严。如同他的《谈园林》、《谈建房》里描绘的园林和建筑一样，给人提供了一幅井然有序、层次分明的图画。58篇随笔，篇篇结构严密，行文紧凑，我们不妨以他最长的一篇《谈国家的真正强大》为例，看看它的篇章结构：
一、政治家
1．很多是无能之辈；
2．有的只能维持现状；
3．少数能使小邦变成大国。
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
1．不在于城郭、武库等方面；
2．不在于军队的人数；
3．而在于人的才能和气质[例如，阿尔贝拉战役（亚历山大）、提格拉尼斯、梭伦]。
三、怎样才能变得强大
1．避免苛捐杂税；
2．鼓励平民和“自由仆役”（即武装扈从）；
3．允许异族入籍归化，以斯巴达为戒，学习罗马人的做法；
4．让外国人去从事室内技艺；
5．全民崇尚武功；
6．严密注视可以兴兵的正当理由；
7．掌握制海权；
8．奖励战士。
四、通过战争国君显得更加伟大，国家可以更加富强
无论从前面摘引的语句，还是从这篇文章的提纲看，我们初步会有这么一种印象：培根的随笔不是文人的闲适小品和游戏笔墨，他是以政治家改造社会、富国利民为目的进行说教的，所以从内容到形式都讲求实用。而讲求实用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整个民族的特色。58篇随笔涉及国家、人生的各个方面。但每篇的核心都离不开人或国家的利害关系。也就是涉及什么有益，什么有害，人应当如何做，不应当如何做，如何处理一些具体实际的问题。如在《谈诤谏》一文中他竟然连接见来访者时桌子怎么摆都讲到了：“摆一张长桌和一张方桌，还是墙附近摆一些座位，似乎只是形式问题，其实是实质问题。因为摆一张长桌，几个坐在上手的人实际上就可以左右全局。然而如果采用其他形式，坐在下手的进谏者的诤谏就更有用处了。”
培根用客观冷静的笔调写这些短小精悍的说教文章。他不追求抒情效果，不卖弄幽默风趣，不谈自己。所以读培根的随笔你听不到作者灵魂的絮语，也不像一位朋友在娓娓谈心，倒好像是在听一位高人赐教、一位法官判案。
培根的这种独特的文体得力于他作为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的深刻性、条理化。得益于他从事法律工作文字的准确性，而且受到拉丁文的影响。培根的许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以拉丁化的句法写英文，精短隽永，组织严密。又知道什么时候应当用合适的比喻把思想表现得格外鲜明，有时还给他的思想披上一层想象的光彩与魅力。难怪大诗人雪莱在他的著名论文《诗辩》中说：“培根勋爵是一位诗人，他的语言有一种甜美而庄严的节奏。这满足我们的感官，正如他的哲理中近乎超人的智慧满足我们的智力那样；他的文章的调子，波澜壮阔，冲击你心灵的局限，带着你的心一起倾泻，涌向它永远与之共鸣的宇宙万象。”正因为如此，一本由58篇短文组成的《随笔集》让培根在世界文学史上奠定了伟大散文家的地位。
然而，培根在哲学上的贡献更加伟大，马克思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在这一方面雄心勃勃，计划写一部名为《伟大的复兴》的巨著。全书计划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人类一切知识的分类总结，1605年出版的《学术的进展》是第一部分的概论。《学术的进展》批判了贬损知识的蒙昧主义，并从宗教信仰、国家文治武功、社会发展、个人道德品行等各个方面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和价值，为培根后来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口号打下了基础。
1620年出版的培根的《新工具论》是未完成的《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新工具论》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发的。所谓“新工具”，就是使用理性和实验，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因为对于科学的发现来说，旧逻辑无所作为，它使来自粗浅的概念的错误确定下来，变得根深蒂固，而无助于追求真理。因此培根认为为了发现真理，人必须做两件事情。其一就是排除一切偏见或假象。培根把这些假象分为四类：一、“部落假象”，即各个种族通行的思想方法造成的偏见；二、“洞穴假象”，即个人的癖好和偏见；三、“市场假象”，是由语言错误所造成的；四、“剧场假象”，也就是人们不可靠的传统。其二就是摈除这些假象以后，我们必须审查自然，必须通过无效的实验收集事实，把它们整理得井然有序，再找出它们存在的规律。
1626年出版的《新大西岛》类似于一本科幻小说，描写的是海外的一个理想国。这部未完成的作品跟托马斯·穆尔著名的《乌托邦》类似，但二者仍有重要区别：乌托邦的居民之所以快乐，全是因为他们能运用理智；新大西岛的居民之所以快乐，却是因为他们能做研究与实验。后者的中心是一个名叫“所罗门宫”的研究院，他们每年派遣许多船只到世界各地，收取关于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报告。培根的新大西岛比穆尔的乌托邦更合乎实际，但也只是培根的梦想。
培根的著作远远不止这几种，但由于本书未收，这里不再一一介绍。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培根是这样评价的：“他拥有高度的阅历，‘丰富的想象，有力的机智，透彻的智慧，他把这种智慧用在一切对象中最有趣的那个对象，即通常所谓的人世上。在我们看来，这是培根的特色。他对人的研究要比对物的研究多得多；他研究哲学家的错误要比研究哲学的错误多得多。事实上，他并不喜爱抽象的推理’，抽象推理这种属于哲学思考的东西，我们在他那里很少见到。‘他的著作虽然充满着最美妙、最聪明的言论，但是要理解其中的智慧，通常只需要付出很少的理性努力。’因此他的话常常被人拿来当作格言。”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哲人的话完全适用于公元十六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可以说是个有言无德的人。他在文章中宣扬节俭，但他的生活却极为阔绰。他当大法官时，光伦敦私宅里的仆人就数以百计，而且个个自以为是，连培根的母亲也对此口出怨言。他主张廉洁，但结果自己受贿丢官，弄得身败名裂。他的治国处世的观点，大有中国法家的气息，注重“法”、“术”、“势”，提倡利己主义。这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多人的共同思想观点。
培根的《随笔》副标题为“道德与国事谏议”，它们都是一些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教。国事变化日新月异，不仅对于我们，就是对于现在的英国人，培根四百年前针对当时宗教信仰、国计民生的献策已失去了时效。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大英帝国开始崛起时的思想背景的一部分，从中汲取合理的成分。相比之下，道德却稳定得多。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宗教，何种信仰，对杀人放火、贪赃枉法甚至铺张奢靡从来没有正面宣扬，尽管任何社会这些现象都或多或少存在。虽然有人戏言“诚实是愚蠢的代名词”，但从来没有什么党纪国法号召人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对亲友阳奉阴违。所以培根关于修身齐家的议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培根身为贵族重臣，他心目中似乎没有平民百姓。因此，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培根规划的那种楼堂园林无异于空中楼阁，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谈学养》，好像也是在向他那种阶层的人说话，如：“有些书可以请人代读，再看看人家做的摘要。”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看这里的哪些文章该“浅尝辄止”，哪些该“囫囵吞下”，哪些该“咀嚼消化”。“请人代读”不是普通读者办得到的。好在这些文章都不长，思想敏锐、见解独到的青年读者无疑该知道如何对待，才能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此外，培根的有些观念不尽正确，甚至是错误的，如《谈无神论》中的一些观点。还有一些说法，因为在当时缺乏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正确认识，也存在谬误。尚望读者去认真辨别。
译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