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承认中国的现况和未来的情势，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是我敢于设想，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腐败势力所造成的中国在国际间的耻辱和危险的程度，也没有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

我想引证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充分知道和完全理解，这些事实的全部意义只有经过详细的描写才能明白。中国天然灾祸的发生，也是由于人为的原因。中国人对于开发广大的国内资源和制止外患，似乎是无能力或者是不愿意这样做；但这也并不是出于中国人的天性，而是由于人为的原因和人工导致的倾向引起的。革新党的存在，正是为了除去和反抗这些原因和倾向。

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帝位和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 占据着的。在对于中国人的行为和性格（这是满族统治者所造成的）作批评的时候，尤其是在估计到内部改良的机会的时候（假设我们革新党人所希望的根本改革政府是可能的话），便应当对于上面所说的事实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只是在这里提一提，但是在对于我所要描绘的中国官僚生活的性质加以考虑的时候是值得记住的。

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国人（一开始用欧洲人作顾问并在几年内取得欧洲人行政上的援助）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仅仅只是铁路，或是任何这类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就是这种输入如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可行的话），就会使得事情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当我引用过去这样腐败的具体事件作为例子，并根据我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为了揭发这种骇人听闻的、几乎难以置信的事情的本质，用一些也许会引起人厌倦的详情细节来写出中国大众和官场的生活的时候，才会明白革新党的言论，对于这种情况是丝毫没有夸张。

由于中国的成文法还算好，同时绝大多数违法的事情都被曲解得符合于死的字眼，因此短时期住在中国的英国官员，既然他们大半只能用那些利于掩盖真实情况的人作为他们的通讯员，对于事情的真象只能得到极不完备的知识，就不足为怪了。的确，知道真象的英国人是有的，但是他们绝大部分实际上已经变成中国贪污官僚阶层的成员，象许多我能够指名道姓的说出来的人，他们与中国官僚一模一样，比起来还可能超过。至于我本人，在我决定学医以前，我早就和中国官僚阶层有密切的往还，我的朋友们也曾急于劝我捐个一官半职走入官场，就象在最近十年内我认识的很多人所做的一样，这就足够说明我具备了充分的机会和客观的条件来研究我正在写出的这些题目。

中国人民遭到四种巨大的长久的苦难：饥荒、水患、疫病、生命和财产的毫无保障。这已经是常识中的事了。说到这些困难，就是前三种，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完全可以预防的，即是就产生苦难说，它们本身也只是些次要的原因，这一点还有许多人不很清楚。其实，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武装盗匪常年猖獗的主要原因。

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横流等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决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懒惰和无知也是促进这些事情的原因之一，但是，懒惰和无知本身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官吏贪污所造成的结果。

首先拿由于黄河泛滥引起的洪水一事来看。有个官叫做河道总督（黄河的管理人），他下面有一大群属员，他们的特定职务就是查看堤防是否适当和坚固，保护和修整两边堤岸，抓紧时间来防止灾难事故。但是实际上这些官吏没有薪金，并且曾经花了很大一笔钱买来他们的职位，因此他们必然要贪污。当河堤决口不得不修补的时候，就有许多搞钱的方法。这样洪汛水灾的到来，就是他们经常的心愿。他们不但不注意来防止这些可怕的、使得很多省份全部荒芜和数以千计的生命损失的灾难的来临，还有为了他们无情贪欲的需要，在自然灾害来慢了的时候，甚至不惜用人为的方法来造成洪水的灾害。当雨量还不够使河水多得冲决河堤的时候，他们会派遣一些人去损坏河堤，造成“一个不幸事件”，这是十分寻常的事。这就是各色各样谋利的方法中的一个法子。首先，为了修整河堤，他们会收到一笔费用，再从克扣工人的工资，使用比起定额的人数较少的人，骗取金钱。另外，还在材料的价值上作贪污的打算，等等。这样，稻田被破毁了，造成粮食缺乏，就导致了大面积的灾荒。这样，救济费就从政府和慈善人士两方面不断交来，救命钱绝不是用十足的数目到达渴求救济的老百姓手中的。最后，经常用“公务酬劳”的名义来一个提升，藉以奖励这些雇工修补了一段堤岸的官吏们。

从下文就可知道，几乎中国所有的官员都晓得最好是完全不支取他们那少量的薪金，只是让它存在政府里，作为抵销罚薪的用途。这一切事情可能非常难于令人相信，但是在中国，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民有这样的谣谚：“治河有上计，防洪有绝策，那就是斩了治河官吏的头颅，让黄河自生自灭。”

就中国的灾难原因来说，既不可指责是由于人口过多，也不可说成是自然原因所引起的任何粮食恐慌；那是由于缺点很多与不适当的交通方法，再加上铁路、公路稀少，不完善的、阻塞的水道，更由于在这些上面还有额外地方税（厘金）无限榨取人民的结果。所有这些原因应当首先理解为都是由于贪污所造成，我们官僚生活中的乌烟瘴气犹如死海上的浓雾一样，唯有它那微弱的磷光才把笼罩在阴暗中的北京清廷衬托出来。

现在广西是荒年。过去广西是中国产米粮最多的省份，有些别的省份都从它那里得到支援。现在，这里产大米的田地已经变得不能耕种了。这样，因为租税过高，以致使得农民久已感到除了生产出他们自己实际需要的消费量和应付地方上的直接需要以外，再多产就不合算了。甚至连“自由贸易”，虽然只是局部的，而且是由外面加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目的也被破坏了。因为在外国通商谈判，允许暹罗和安南大米免税进口以前，广东的米是完全由广西供给的。现在外米免税进口，而广西米必须要付出一笔巨额的厘金，它就在市场上站不住了，就造成了肥沃的土地荒芜到成为没有耕种的价值。实际上土产稻米的成本比洋米贱得多，那么，使得广西农民破产流离死亡的就是厘金。饥饿的原因应当也是厘金，不是别的。

再就是有一个地方发生了饥荒，可是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粮食却丰收，这又是常有的事。就因为缺少铁路或适当的道路，饥民就得不到别的地方多余的食物来维持生命。虽然在下面另外一处我还要把这件事加以详细的讨论，但在这里我可以说，妨碍着铁路线应有的发展的，不是象一般人所设想那样，由于群众间有土生土长的迷信，实在的是由于官吏的贪污，以及清朝人怕革命，加上投资不安全，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水道运输和交通上极其良好的天然有利条件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改进，在实际上废置无用呢？这个原因可以从下面一些事情中来推论，下面我亲身经历的事只是一个典型例子吧了。

当我正在广东北江上韶关城里，要乘船到离城三十英里到四十英里的英德去，船费通常大约是五到六两银子（十五到十八先令），但是由于船夫们高明的预见，害怕水警强收贿赂、非法拘禁，无一例外地，全体船夫都不肯搭载我，纵使出到二十两银子（三镑）也是这样。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说明，一切船夫都有依法帮助政府沿河一镇又一镇地同警卫在一起解送囚人的义务，他们也受到等待囚人和押送者随时动身的约束。这种官司，经常是造成讹诈中最令人难于辩解的藉口。警察并不说要钱，他们只是来到港口命令船夫：“候着！因为有个囚犯要带回。”可是终究没有什么囚犯，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呢？除非船夫们为了得着允许开回去，那就要送上足够大的一笔贿赂，否则他们就会一直等候一月还多的时间，直到真有一个囚犯要送时为止。对于这种现象的害怕，是船夫们拒绝我的原因。还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证明：一经我说服他们，我是英德知县的亲信并且可以保证免于水警的勒索时，立即有只船，只要四两银子（十二先令）的微小船费就把我载去了。

有一些已经对海关行了贿赂的商人租用货船（海关下才是河警），他们是免了这种勒索的。但是他们不得不付出极高的关税和贿款，合起来的总负担，能够使一切贸易——对外来的和本地的——完全瘫痪。

依法定来看，税额并不太高，但是一想到同一制品必须要上很多次的税，每个税关都是一个繁杂的贿赂中心时，就不难想象在物品还没有到达消费者面前时，物价是怎样的增长了！在路程很近，例如从佛山到广州（大约十二英里）的两地中间，按规定有一个税关和至少有四个到五个搜查站。这样，除非付足贿款，否则在检查过程中货物会遭到故意的毁坏，而且会被延误拘留和受到难于忍受的指责，使得商人生活非常痛苦，赚钱的生意成为不可能。例如查到一个已经完税的盛着油的瓶子，若是税单上只提到油没有说瓶子，这个业主就要遭到“企图偷运玻璃器具”的责罚，并且认为欺骗海关，受到监禁，直到付足了贿赂为止。

河道商业和内地交通的这种干扰，不仅仅在中国国内带来灾难，就是对欧洲的贸易影响实在也是很大的。目前中国在她的海岸和扬子江通商口岸上多有商业，但这些商业仅仅及于这些口岸附近的狭小地带，外国货很少达到内地。倘若从伦敦到布来顿送货，不只是要上很多次税，而且拖累到这些商人有坐监牢的危险，并且在四五个中间站上还要受到各种非法的敲诈。试想一下，这对于英国贸易效果又是怎样呢？由于内地苛捐杂税制度的实行，对英国在中国商业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广州到韶关距离大约二百哩地运送英国货物的遭遇来看。在进入广州以前，他们要上百分之五十的海关税，从广州出城以前不得不先给广州当局付出一笔厘金，在佛山（出城十二英里）他就必须纳税，再过去约三十里在西南（广东一地名）要上税，以后再过三十里或四十里进入北江的芦苞要纳税，再到达韶关又要纳税（落地税）。除了这五个为了搜集税款而设的正规站外，还有很多个“检查站”，有如上述，这些地方也要逼交贿赂的。自然，货物到达内地后，它的价格显然要超过百分之百，除了生活上绝对需要的工业制造品外，实在就是卖不出去，这也是自然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被看成是英国货物的好市场，设若这些过度的税收和贿赂制度一齐消灭了，这对于英国贸易的利益岂不是更好了吗？

如果说水患和饥荒都是人为的原因，而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疫病也同样可以证明是人为的。近来中国疫病流行，不应当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普遍。中国气候是很合卫生的，无论如何，对本地人来说是这样，而且在乡村里人民一般地都是很健康的。疫病的发生只是在城镇里，由于这些城镇中完全缺乏卫生组织和官办的防疫组织所引起的。清帝国乡区的每一部分几乎都完全免于疫病流行，有的这些乡村的疫病，是从那些人烟过于稠密、污秽到极点、难以言语形容的污水供应的城市中传入的。

从水的供应的情况来说，很容易了解，官吏贪污对城镇这种不良的卫生条件是唯一的原因。按欧洲人用这个词的意义来讲，可以说在整个清帝国里就没有水的供应。例如在某些事情上比另外的地方较好些的广州和上海。沟内污水直接流入河里，而人民就从这些污水的河里提取他们的饮用水！十年以前广州要修水道，想用清洁的水来供应城市，曾经发起过一个中国人组织的公司，对于这样一个计划，至少应当得到当局的默许，但是官吏们的贪欲并没有因疫病的可怕而放松一点。一个著名的官员，在他允许开工以前要索很大一项贿赂，使得公司无力支付，不得不放弃了这项事业。几年以前广州本地商人又组织了另外一个公司，叫做“肥料公司”，承包市内街道的打扫和清洁工作，把所得的渣子变成肥料。这个计划使得民众非常喜悦，他们召开了行业公会的会议，并且通过他们的代表表示愿意为倡议的清扫工作出资，公司也将要从销售肥料中赚得一笔利润，无疑地，这当是一项兴旺的事业了。但是在这里，官吏又出来干涉并且索取巨额贿赂，这样一来，这项事业又不得不停止了。

为公共卫生服务大于为股东利润服务而兴办的金融和工业企业，尚且还是要因为地方当局的贪污使得流产，纯商务性质的经营必然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就不足为奇了。未来资本家们不愿冒险在这样的国家里把他们的金钱拿来投资，这也就更不足奇了。在这个国家里，财产和生命以及公共卫生同样是为行政当局所漠不关心的，但是这些正是应当受到这些当局的保障的。

通过上文提到的盗匪的产生，可以更直接地感觉到，在全国每个角落里贪污都使得生命财产毫无安全保障。这些盗匪大多数是解散了的士兵，武装着留下来，并且饥饿着，离他们的家常常是几千里。不错，政府是允许给每个兵一定的回家路费的，但是这项钱一般都由官吏来掌管，官吏们却把士兵解散了事，任其自行设法，自行设法便意味着对群众的掠夺。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盗匪，如果一般只在县长治理境域以外去掠夺，就受到县长的保护。要是篇幅允许，我能举出若干奇怪的细节来作为这种情况的例证。但我不得不转到另外的事情上去，这里只要简单提一下：这些最坏的盗匪中有些人还是在皇家服现役的兵士，他们把军服翻转来干他们的掠夺的勾当，当其受到追捕的时候又把衣翻过一面，以便躲在制服内没有人敢于干涉他们。在城市，在乡村，有钱的人都自有护卫，同时大工厂和农庄的主人、客船等等不仅要对政府纳税，又要给匪首们缴纳一种例规年金，作掠夺的防御和保护的报酬。被认为从事警务工作的人员警察，甚至于那些城镇士兵，往往就是勇敢而广大的盗掠的组织者。

最近广州发生了这样一类事件：当时警察局长和他的属下抢劫了地方上的蚕丝制造厂，抢走了他们可以拿走的东西，在要求赔偿的时候，总督处罚了祸首，这祸首并不是匪首，就是向他提出请愿书的人。

这些罪恶的来源是贪污，而这种贪污又是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所以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在现在的统治下，任何一个要想诚实的官吏，都不得不跟着那些不诚实的人的足印走，不然就得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退休下来。他必须接受贿赂，才能支付他上级对他索取的贿赂，而且必然要纵容两种贪污：在他的下属们中间的，以及比他的职位或官阶更高的那些人中间的。

当我把进入官僚生活的道路以及升官的各种方法作一些介绍的时候，那就自然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地不可避免的了。

在中国有四种进入官场和获得提升的途径：科场出身；兵弁出身；保荐贤才；捐班出身。

这些作官的道路，第一项是最古老的，而且无论如何也是最纯正和最好的。在多年以前，就是从清朝开国以来，科场考试都是老老实实地实行着的，而读书人在他学习终了考试成功以前总是不会开始他的贪污事业的。但是近年来即使在这些地方，贪污也偷偷地爬进去了。因此现在由有学问而诡诈的老师冒充“学生”下场顶替考试，已经全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了。这些老师们在各色各样的化名下，一次又一次地去经过考试赚钱来生活。主考官们受贿的事也不少见。

当学生在本乡考上秀才（初级学位），每隔三年期间为了第二级和第三级学位，他必须到省会和首都受试。在给他第三级学位时，这个学生就成为一个候补的官员了。就在这个时候，行贿的行为每每就开始了。没有这种行为，就是最出色的应试生员，那怕是很卑贱的职位也得不到，只好当一个白丁闲在家里。得到了第三级学位后，还有一次考试在北京举行，这就是殿试。殿试的结果，清帝把应试员生分为三等：一是当翰林院学士，留在北京；二是给官职；三是清帝所不取的。这第三类人要是不退休回家生活，就得采取上面所指出的许多贿赂途径之一，才能去作官。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行政长官和一切地方官吏，按照被录取的程度，都从第二类来抽调。这些人中每个人就立即送赴某一省的省会，接受知县的官职，还有资格得到省当局给他适合于他的任何委任。

一到省里，他们就得马上向省督抚以及他的僚属行贿，因为一次可以把若干的候补人送到同一个区域内，少数的官缺自然就只能给能出最高贿赂的人了。即使这里没有竞争职位的人，候补的人也必得要对巡抚行贿，因为只要他拒绝行贿，巡抚就无限期地把任用他的事情搁置起来。就是清帝的特令派他一个特殊的地区，也不能挽救他的命运。一个很有家庭声势的候补官虽然可以要求北京吏部提出抗议，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巡抚只要回答“某某太年青”或“太无经验”，和“已经派员暂行代理（意即无完期的代理），以便该员对于官厅和行政事务多加学习”。要是他即刻赢得一个官职，到三年终了自然要升迁，那在每一省又有一连串的“功过考核”，这样就可能使刚上任一二年的人也有获得升迁的机会。这个三年一次的功过考核，对巡抚说来是很有利的差事。他领导下的官吏们有功与否，是要看他们给他行贿的多少来判定的。而任何一个拒绝对巡抚行贿的人，就注定会被判决为“不合连任”，受到解职处分，何况对巡抚的决定是没有诉愿反对权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诚实的人鄙视官场的贪污，必然会引退；一个坏人就会用购买的办法再去作官，直接打开一个新的贪污门路。

在每次升任之前，官员必须受到清帝的召见，但这是一个费用很大的事。因为一个人奉召到京是先要去登记的，一直要等到他对守门人行了贿赂才能正式报到，才认为他已经到了北京，依照手续报了到。就是在李鸿章进京朝见时，他也不得不付出巨额的门包和贿赂，数逾百万两，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用直接注意到的两件事例来说明，或者可以使英国的读者更深切地感到，贪污恶习是怎样冷酷地、无耻地公开着的。

一个江苏的巡抚，他是恭王的密友，凭藉他的巨大声势不给守门人的贿赂就进了北京城。当他见到他的皇族朋友时，恭王叫喊道：“什么时候你来了的？我不能承认你的来到，因为我不曾在崇文门报告上见有你的名字。”这样他就只好退回，并且照常例加倍给了守门人的贿赂，然后恭王才接见了他。更显著的是左宗棠的事情。他是清朝大将军中大的一个，他曾经在新疆镇压了回民武装暴动（就是战败了回族人民的反抗清朝的革命运动），他为清朝皇帝取得了约有中国一半大的土地。清帝对他很尊重，因此清帝要见他，就传下一道特诏，召他到北京进见。当他来到城区，守门的人要八万两银子的贿赂，他完全拒绝支付。就是他也因此便没有得到合法的通传。他在北京候召见，等了几个月过后，清帝传另外一道命令问他何以还没有来。左宗棠说明了这回事，并附带说，因为他把自己的财产和家财都充着兵费了，他实无法支付这笔贿款，他恳求皇帝大恩免除他的负担。在回文里，清帝说：“这个（门上的贿赂）是惯常古制，总督、大将军和其他员工一样必须服从。”后来因为左宗棠实在没有钱，他的朋友发起了一次认捐，清皇太后还也亲自捐出总额中的半数。

为了使读者可以更明白清帝对于贪污的态度，我想读者会原谅我这段冗长的插话的。

自然，从此就没有一个新升任的地方首长想到逃避支付这笔贿赂！这种贿赂是进见清帝的不二法门，对清廷大送门包和贿赂之后，他才会得到召见并且取得新的官职——例如道台和知府。每次提升，要取得委派的人，都必须通过和上文所述相似的过程，只有每一次比前一次都要付更大的代价，而这些委派实际上却是无薪给的。依法规，每个委任状都带有薪给，这是的确的事。但是这些薪给，不仅比维持公务所必需的支出要少得多，又为了种种理由也很少有人依照规定去领取，这些理由的有力也就不难体会了。任何官吏的薪金，在从省库支出以前，必须经过很多人的手，并且对每一个人都必须付一定的手续费，使得受领人只能收到原薪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官吏受罚全年薪俸是十分平常的事，除非他能证明不曾领取薪金，还存在省库内，他就不得不十足支付罚款。因此每年可以收入百镑的官员，如罚薪一年，因为提取了他的薪给，就要损失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没有收入过的款项。

因此，虽然一切国家的官职，无论是文是武，都定有薪给和开支用款，这叫做“养廉金”。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一切官吏所处的境况在某些程度上有点象英国饭店中的工作人员，他们慷慨地付出代价而且无偿地工作着，只是为了享有特权，可以收受小费。这样说丝毫不夸张。

不难理解，新道台一回到他的管理地区，必然开始压榨他管理下的所有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弥补他自己的开销和生活费用，还要支助他的亲戚族人和下属，也要为了再过三年后他提升时付贿款的需要。

就是这些通过勤修苦炼，虽然似乎无用却是诚实钻研的科考，窄狭而比较还算干净的作官的道路的这部分人尚且如此，那么，那些通过其他不正当的门路而求得官职的人，所要花的费用多得就更不用说了。

由军功的提升也许是最快的。

李鸿章就是由这一条道路走上官位的。在他第三场考试及格后，他既不“外放”（地方官）也不“留京”（北京翰林院的成员），立即回家，凭着曾国藩的父亲的势力参加军队，在几个月中就提升作福建的道台，依提升的常法要达到这个位置须得六年的时间。他就连福建也始终没有去过，在大约不到一个月他又被提升了，这回是江苏的抚台（巡抚）。当他作曾国藩的军事顾问或秘书时，前江苏巡抚被杀了，李鸿章有了自荐候补的机会。曾国藩本是喜欢和赏识他的，发出了一封奏折到清帝那里去恳求任命他。但是一经考虑，曾国藩就认识到这样做未免过于偏私，因为他想，这意味着使一个道台直接提升到抚台，这个经历在乎常情况下至少应当要九年时间。因此他派遣了第二个使者去抽回这封奏折，但是迟了，因为李鸿章早预见到有这种事情，先就注意关说第一个送文的人急速投交。

凭着戈登将军和其他外国人的帮助，李鸿章从太平天国的手中夺回了地盘。不久，他就被提升为总督。李曾经累积了怎样大量的财富是远近皆知的，就用不着在这里多提了。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有很好的机会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从整个国家各部分成群而来请求任命，但是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

在军职分配以后，发出任命状，这是由衙门的书办掌握的，受任官员对于这个任命，必须要支出一笔价值和任命相当的款项。官员取得任命状，就立即开始对下属作出出卖委任状的勾当。但是在军队里，只有那些有某种军职的人才能收买委任状，但是我们立刻会看到，军职也能用很多奇怪的方法来取得。例如，一个平生从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提升为上校，是毫不罕见的。我要从我亲身观察到的一些事例中直接引证出一个来，作为这种迁升的可能性的最好的解释。

从我的家乡出来一个青年去投了军，凭着他的苦战和真正的功绩，升到了准将的职位。但是每次升迁，都有他的兄弟随他一道提升，我姑且称他的兄弟为X，这位兄弟和他已数年不见面，而且是在远远的一个鸦片窟里平平安安地充任着厨司的职务。事情是这样的：在每次有他立功的战役后，他报告了一些臆造的勇敢事迹，说是由这位兄弟完成的，而且他的报告被信以为真。有一天，这个从来没有见过一次战争的鸦片窟的厨司，从公报上读到他的名字，并且使他惊讶的是发现他已经在清帝国军队里得到了上校的军级。

从各方面看来，兵役对于官员是很有利的。他们召募任何他们喜爱的人，而且他们经常谎报比起实在在军队里的人要多得多的名额来吃缺额。就是在李鸿章的比较诚实的官员之下，也对于额定的在役人员抽提缺额，大约额定在役人员的百分之七十，才是各部队的实力平均数。而在别的地方，书面上号称百人的，往往意味着实际只有四十到五十个人。在检阅的日期里，军官们在白天雇用足数的闲人来充当，使得军队看起来完全是正常的。但是除了伪造士兵的办法以外，进款还有另外来源，就是这些活着的士兵必须穿着制服和吃饭食，而粮食和衣服都是由军官用扣克的方法供给的，以致于政府每月给每个士兵五两银子，大约只有一两五钱或者少于一两五钱送到士兵的荷包里。这一切都是关于“勇士”们的。他们在战争时只是受雇，在战斗时刻一过就遭到遗弃，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而且几乎常常没有路费回家，这样就使得武装强盗的补充人员在整个清帝国中随处都是。至于在和平时候的常备军，除了满人守备队外，都是受着非常恶劣的待遇，所以他们的力量只存在于公文中。这些人人伍了，按常规取得他们的供给，大约是每月三先令，就和兵役没有任何更多的关系了。那几个在城上执行职务的兵士，是完全依靠贿赂为生的。另一方面，满人军队在满人的领导下给养是好的，但是这些军队却不作战，他们只是守护城市，防止中国人“反叛”（防止革命）。他们居住在从中国人住居的城市中分划出来的角落里，他们常常无故欺压这些中国人，因此在中国人和满人土兵之间，战斗是经常发生的。又因为这些满兵不受民律审判，他们的暴行就经常受不到惩罚。自然，驻防兵和道地的中国人之间是不和气的。

在中国军职的迁升，只意味着买官职和买肥缺，这大概已经是够明白的了。但是另外一件事情，还可以帮助我们把它弄得更清楚一些。中国军队里的将军们惯于讲到要提升大量士兵，但这些士兵只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他们弄出一大批提升的名册，上面写着一些最通用的中国人的名字，但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文书里的伍长李四或兵卒张三，继续按规定晋级。所以将军就拥有一整套，具备各种军职、各种军阶的空头任命状，以备卖给新来谋事的人，假如他们的姓氏就是李或张，并且愿意照市价付款，这笔买卖就成功了。也有愿意得钱而不愿提升的兵卒，惯于改换他们的名字和出卖他们的任命状给市民，这些平民渴望取得军阶，于是就用收买和冒充的两种方法达到他们的目的。“兵役升迁”和第四种进入官场生活的途径（单纯购买），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分别。

进入官场的第三个方法“保荐贤才”是更糟的了，几乎没有单独考虑的必要，因为“保荐贤才”必须要有官员的记录，这些官员是毫无例外地贪污，靠行贿收贿为生的。所以除了他们推荐他们自己的家属和族人外，他们只能从那些用黄金打开了他们的眼睛的人当中来挑选“贤才”。

第四个作官的道路，就是纯粹的购买，这是完全受到法律认可的，并且一年比一年更普及。即使如张某 前驻美公使那样地位的高官，也没有通过考试，而他的第一次官简直就是买到手的。在政府财政困难和为了特殊目的而需要资金的任何时候，就推行“捐例”，来出卖给那些捐了一定数额金钱的人一个官品。常常还有人组织专门为购买官职而支付贿赂和别的费用为目的的公司，这就是县官制造有限公司（或叫打屁股公司，这是指未来的官员们用以向老百姓榨取金钱的方法说的），它的成员之一取得了任命，其余的伙伴和他分享公务上的贪污战利品。另外一些不曾加入公司的未来的官员们，可以向公司借钱去买官，数年内还清本钱和利息。

要买通一条作中国文官的职务的路，比起从考试进身花费要更大得多，在其他方面这两类候补官员获得晋升的机会实际上是相等的。当某个知县品级以及委任状一经买成了便层层升迁，随着规定一样办理，正如上文已经叙述过的一样。

我努力说明白这件事情：贪污行贿，任用私人，以及毫不知耻地对于权势地位的买卖，在中国并不是偶然的个人贪欲、环境或诱惑所产生的结果，而是普遍的，是在目前政权下取得或保持文武公职的唯一的可能条件。在中国要作一个公务人员，无论官阶高低如何，就意味着不可救药的贪污，并且意味着放弃实际贪污就是完全放弃公务人员的生活。

因此把新血液注入官僚阶层并不能使情况好转，因为官僚存在的条件就是不要有诚实的可能性。也不能希望从普及教育着手来改良，因为人民无知，不仅是官僚阶层公认的利益，而且官僚自己也是绝对无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甚且不能书写和阅读。即使是经过考场考试的，也是受到了一些毫无实益的“文学和文学上的文章格式”的训练的人，也完全没有世界情况的知识。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国家的需要和希望；连由受到可怜待遇的书记用这些官员自己的名义执行的法规，他们也不知道。

由于上面已经说过，关于军队及军职任命和得官的情况，似乎无须解释就会明白。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并不缺少身强体壮、勇敢而忠心爱国的人，只是因为无可救药的贪污制度的风行，这个制度受到他们满人统治者的保护，使得中国变成任何国家毫不费力的战利品，并且给我们何以很容易地败于日本人的手中作了解释。我在这里可以略提一下在英国海军朗司令领导下，海军的重新建立受到打击一事。他失败的唯一原因，是由于中国海军中不能容忍一个不贪污的官吏存在，因他遭到了阴谋和一连串的侮辱，实际上逼迫他不能不辞去职位。从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到官吏贪污是怎样地影响了中国抵御外侮的准备工作。一个青年海军军官，我的密友之一，他在不久气愤辞职了，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签署一个几吨煤灰的受货单，是作为火药来付款和订约的！我可以补充一点说，炮舰的官员们实际上享有偷关越境的专利权，在这里面他们在作一个巨大而且有利的生意；又海军南方舰队是完全并且专门用来担任运送清朝官吏和他们的眷属的，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另外一个用途就是走私。

在英国，有人以为只要能说服李鸿章等人，使他们相信铁路，电话、欧洲陆军和海军组织等的效用，启发中国人民，并设法把整套文明机器输入中国，那么中国的新生就会开始，这真是和使吃人的野兽改用银制餐具，想藉此把它们改变成素食者是同样的荒唐！

两个具体的例子比起论证也许更能使人信服。

三十年来，欧洲的新发明创造品曾经输入中国。我们在天津、福州和上海，都有兵工厂和船码头的开设，在天津和南京有军事和海军专门学校，现在电报遍于全国，天津、山海关中间有铁路，在沿海和沿江都有属于官办和商办的汽船。但是从具备这些近代的设备中，没有得到一点进步的效果或是希望。在兵工厂里没有完成过实际工作，只是曾经产生了一大批派用人员和“散工”（临时工作人员）。各部门常设的专家首长、工程师等等待遇很不好，而且在他们通晓的工作的处理上，也绝对没有发言权，只是完全由上级官员统治着。这些官员不仅是完全无知，在他们迁调离开以前连学习的时间也没有，他们的职位就被别人来代替了。这些暂时的官员们发出矛盾的命令，熟练的工头必须遵守，以致于无论任何产品的制造和设计，唯一的结果只是浪费材料而已。但这还不是常有的事，因为武器和军火的输入可以使官吏们获利更厚，他们既可赚钱，又可以得手续费。

电报起初是由清政府允许商人经营，但是后来落入清政府手中，从那个时候起，一切地方局长的任命都是通过亲属关系或“势力”，而且从来也没有制过年终结算表。和河道的情况一样，藉口整修也是生意中很有利可图的一部分。但是当某一新站成立时，因为材料是由中央当局供应的，所以几乎没有利润可图。在这里有一个使外国人惊异的奇怪现象，在供应时虽然一切规格相同，但乡村电报杆要比城镇上的电报杆短矮得多。我曾亲眼看到过一个足以解释这个短矮电杆的事例：主管人在建立电线杆以前，就把每根电杆锯下几尺，并且把材料卖给地方上的木匠。有人想是土人的迷信和保守主义造成了铁路和电报企业的最大障碍，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当电报线路初次在湖南架设起时，电线杆和电线立刻被百姓拉倒。公开的报道说：人民群众的心情上过于排外，以致不能容忍这样一种革新。私下而真正的原因完全不是这样，主管人没有给够工人的钱就是一个原因，工人群众发动了叛变，毁坏他们没有受到报酬的工作成果。排外的人是官吏而不是群众，是清朝人而不是乡下的中国人；而且就是这些官吏，英国曾保护过他们不曾落在太平天国的手中，他们搧起了反基督教的叛乱和屠杀，事后把一切责任归罪于人民。周汉，著名的排外煽动家，是一个道台，在中国受着官府的重视有如伟大的英雄一般。天津铁路局是受人民重视的，并且运输量也很大，可是它破产了。因为它在任意胡行的官吏掌握之下，行政人员也争着去拿钱贪污，其结果自然是铁路局破产。并且中国的资本家，他们懂得其中的道理是怎样的，就不轻易对任何同类的经营投资了。既然目前计划中的铁道是完全由中俄联合投资的，就不难预见，那些偿付并控制这条路线的人将是哪国的人了！

招商局原来是著名商人唐廷枢（景星）建立的，起初没有让官吏参加。本来，业务好象有希望成功似的。但正如一切民间事业一样，在露出有利可图的苗头时，那清政府就要接收管理起来了。自然，这个招商局目前是和其他清政府部门一样地腐败了。而每位船长必得要购买他们的任命状。这样就证明了，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只有用根绝官吏贪污的办法才行。这种官吏贪污，越来越坏，十年以前被认为骇人听闻的事，目前是十分平常。在最近以前还没有为出卖官职而制定一个固定的价目表的事情，现在当局的大官变得这样无耻，就是前任总督李瀚章——李鸿章的兄弟——对于两广（广西、广东）的每个官职曾定下一个正规的价格表。

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有大多数的诚实的人们，准备着而且决心要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军队是这样的腐败，即使不是大部分受到了同情革新党的感染，政府也不可能依靠它了。只有从清朝的士兵，或者从鼠目寸光的、自私自利的外国干涉者看来，革新党才会是任何可怕的东西。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实在就是要向英国人民证明，让我们成功，这也是为了欧洲的利益而特别是为了英国的利益；并且也说明，例如本论坛八月号Z君文中所建议的，保护现在政府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该文作者说，英国应当保卫中国现有的政权，使其免受本国人和外国人的打击。可惜有件事情他没有认识到，那就是只有清朝和仰赖现有制度维持生活的官吏，是敌视其他种族的。并且他又没有认识到，如果是由真正的中国人自治，他们就会和外国人和平相处，并且也将和世界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

要适当地写出革新党的目的和观点，单单这件事就需一篇专论文章。这里只须要说，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就可使得目前的制度让位于一个不贪污的制度了。纵使贸易暂时停顿，但不久也必会大有进展。同时，中国天然富源的开发，会增加整个世界的财富。中国政府的行政和军事的改革，会使它对于外来的打击（或是从帝俄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如能免于分裂，那么，象由于土耳其的分裂而引起的欧洲的严重纷扰，也就可以避免了。

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 u6BbEkKpFyUHm/2vZH1HLaK9oxPVk5pGo3GOixb28VoTCvh6qVwaXK3Wjd4VxR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