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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世事巨变。如水般流逝的时间，推动着万事影影绰绰着。有道是乱世出英豪，天下局势之动荡，必昭示人中豪杰之光影。
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内部开始出现派别划分，分别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和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洋务派”的成员皆为有权势的官僚，他们提倡借用西方力量维护封建统治，学习西方技术，发展对外经济。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发起了“洋务运动”，其内容包括开展外事交涉，与西方政府签订条约，派留学生去西方留学，购买洋枪洋炮，以及有按照“洋法”操练军队。之后，他们还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后来，虽然“洋务运动”失败了，新式教育却得到了发展。
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用副朕图治做人之至意。”随后，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对于大城市的人来说，建立新式学堂已经成为一件势在必行的事，进入新学堂学习也成为一件时髦的事，而对于远离京城的一些小城市的人而言，他们的思维仍停留在“参加科举，入朝为官”的阶段。虽然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和私塾馆改作学堂，可在注重传统儒家文化的聊城学堂里，教授的东西仍是书院和私塾所教授的那一套，可谓“新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傅斯年在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清末，一面在那里办新学，一面在那里读经，更因今文为‘康梁逆党’，不得用，读经乃令与现物隔开。”
齐鲁大地出现的第一座学堂，是由济南泺源书院改成的山东高等大学堂，大学堂分为“备斋”、“正斋”和“专斋”三个等级：“备斋”负责进行预备教育，学期2年，以教授中国历史为主，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等为辅；“正斋”负责进行高一级的教育，学期4年，包括政学和艺学两类学科；“专斋”负责进行高等教育，学期2～4年，共开设十门课程。
山东高等大学堂与朝廷的旨意完全相符，故而皇帝将这所大学堂作为山东省内学堂的标准模式，并要求省内所有学堂的章程都要以山东高等大学堂的章程为范本。
1902年，山东各书院开始更名。聊城县府衙也不得不将县内的书院改成中学、高等小学学堂和小学学堂，并在学堂内开展一些相对新式的教育。先是东昌府启文书院改设东昌府官立中学堂，随后，长山、惠民、嘉祥、郯城、高密、堂邑、馆陶、东平、牟平、胶县、诸城等县都陆续开设了高等小学堂。
新式的小学堂里除了传统的古文学习外，还增添了算术、写字和作文课，学生们不再需要每天只背诵“之乎者也”，他们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
傅斯年进入东昌府高等小学学堂之后，第一次接触到除古文之外的知识，这让他觉得十分新鲜。不过，这里毕竟还是以传统文化为主的城镇，新式教育的内容也有一定的限制。即便如此，新的学习内容还是让傅斯年兴奋了好久。
傅斯年着迷于新鲜事物，也是孩子的天性，傅淦却为此深感忧心，老学究的传统思想让他始终认为，只有学习儒家文化和思想才是正事，其他事只会让孩子荒废学业。在他的心中，儒家经典才是正道。为避免孙子走上“歪路”，傅斯年一回到家，傅淦便急忙督促他背诵古文，复习儒家经典，灌输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
傅淦的教育虽过于保守，却也不是没有好处，至少他为傅斯年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基础。由于傅淦让傅斯年入学的时间较早，所以从私塾到学堂，他一直都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孩子。年龄小又聪慧的他，很容易得到老师的喜爱，加之当时民风淳朴，孩子之间并无因谁学习好或得老师的宠就心生嫉妒、故意为难的情况，因而班上同学对傅斯年也只有羡慕和崇拜之情。傅斯年天性聪慧，记忆力超强，又有满腹的国学基础，入小学堂后，很快成了人们眼中的“神童”。
傅斯年是班上最聪明、最用功的学生，也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但他身上从无骄傲之气。他对待每一位同学都很友好，无论谁在学习上有困难，他都会耐心为对方讲解。
傅斯年声音洪亮，思路清晰，什么难题只要被他一讲，马上就变得清晰明了。他的知识面非常广，常能在讲解一件事时旁征博引，整个过程也透出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因此每当他为一位同学讲解时，其他同学也都会主动凑上来，将他围在中间，一脸崇敬地侧耳倾听。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将傅斯年当成班里的“小先生”，老师不在时，大家一遇难题便自然而然地向他请教。
在傅斯年所就读的东昌府高级小学学堂里，最令大家头疼的便是作文课。在这之前，他们只要把书上的文章原封不动地背诵出来便大功告成，现在却截然不同，他们必须根据老师的要求写满一整篇文章，不但要条理通顺，还要文采俱佳。
这门同学们眼中的“困难课”，却让傅斯年兴趣盎然，他的脑子里从小就存入了不可计数的各种学问，随便拿出一些来，就能完成老师的命题了。更何况，他对这些命题也有自己的理解，所以从来不担心没东西写。一些同学们见他每次都能一气呵成，且得到老师的赞许，除了羡慕外，还生出了一点“小心思”。
傅斯年生性忠厚，乐于助人，有时见其他同学绞尽脑汁，苦咬笔头半天，纸上还是空白一片，心里有些着急，便主动上前提点一二。他原本是好心，却不想一些家境富裕的同学动了歪念头，提议干脆让傅斯年替他们写，并开出一篇作文一个烧饼的价格。
烧饼本身对傅斯年并无吸引力，何况他也不是一个会为了利益帮人作弊的主儿，他肯出手助人，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写作文这件事本身兴趣浓厚。他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写同一个题目，写好之后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更让同学们惊叹不已。
不过，虽然看不出几篇作文均系一人所作，老师却还是能一眼看出哪些作文是由傅斯年代笔而成的，因为班上像傅斯年这般有文采、有思路的孩子只此一人。老师知道，傅斯年并非存心，更不是为了利益而帮同学弄虚作假，故而从来没有严厉训斥他，只是稍加开导。
傅斯年确有“神童”之风，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有“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鉴，若他依仗天生之才裹足不前，不肯刻苦学习、勤奋背诵，也未必会有他日的辉煌成就。
学习方面，傅斯年大行“打破砂锅问到底”之举，从来不容许自己一知半解。自开始识字起，就时刻观察身边的字，一遇到不认识的，便立刻向祖父请教。听人言时，听到不懂的句子，也会用心记下，回家问祖父言辞含义。
独自读书时，他在遇到看不懂的词和句子，又担心自己记不住时，便会用毛笔将它们抄写在纸上，以便遇到祖父或老师时拿出来向他们请教。若是身边暂时无纸张可写，他干脆卷起衣袖和裤腿，以“肉”做纸，把词句誊在胳膊和腿上。
好学之心，令人赞赏不已。只是，他这个习惯给他的母亲添了不少麻烦，虽然他尽量在墨汁干了之后再放下衣服，可还是会将墨汁沾到衣服上。在容易出汗的夏天，墨汁遇汗即化，弄得衣服大片大片的黑。他也会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可母亲每次都笑着接过他的衣服，还直夸他是用功学习的好孩子。傅斯年见母亲没有责备，便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方式学习，无谓其他人的眼光。
李夫人只是一位普通妇人，却比更多受过教育的女子都识大体、懂教育，她用自己的温柔和坚强一直支持着傅斯年，让他在学习上没有丝毫后顾之忧，不会被家境的贫困而干扰，也不会因一些小误会心存芥蒂。在学习上，她无法像傅淦一样给予傅斯年学识上的帮助，但却能以最平实、厚爱的行为，让儿子在温和之境中徐徐而上。
无忧的学习环境让傅斯年受到了最好的呵护，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他的求学之路畅通无阻，让他能够尽情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