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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兴盛，在于祖上的修为。聊城八大家之一的傅家在历史上赫赫有名，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傅斯年成年后几乎不曾向人提起他这位德高望重的七世祖，但不可否认，傅家正是因他的这位七世祖而走向兴盛。
傅家的祖籍原在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明朝年间，傅家的远祖傅回祖被派到山东东昌府下属的县城为官，任期满后，他的夫人不愿与他一同回江西，他便遂了夫人心意，并安排三个儿子留下，与夫人为伴。三个儿子中，有一个名叫傅祥，心思敏锐，他定居聊城后，见当地经济日益发达，便萌生出经商的念头，后通过经商维持傅家生计。
傅以渐是傅祥的后代，他出生时，傅家已濒临衰败，家中颇为清贫。虽家道中落，傅家人从未放弃过对子女的教育，这或许与傅家本是官宦家庭，所有子孙都自小习举子之业不无关联。让子孙受到最好的教育，是傅家的一个传统。
从傅祥开始，傅家人养成了对子女进行“口授章句”的习惯，故而傅以渐自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加上他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对看过的章句几乎能过目不忘，所以进入私塾后，他很快就成为老师的得意门生，也成了许多同学心中的小偶像。所有人都认为，他长大后必然能走上仕途，入朝为官，然傅以渐成年之后，明朝正值末年，宦官当道，世道黑暗，他的满腹才华不得施展，令人遗憾。
清兵入关第二年，清政府求才若渴，为了招纳人才而恢复了科举制度。这一年，傅以渐参加了乡试，考中举人，全家上下皆欢。次年春，傅以渐进京赶考，中了贡士，又在殿试中表现出众，成为清朝第一位考中状元的人，并入内宏文院，从事史册的修撰工作。自此，傅家真正成了聊城的名门望族。
傅以渐入朝后，深受顺治皇帝的赏识和器重，几次被升职加官，先后封他为内秘书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国史院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最高至兵部尚书即当朝宰相。不仅如此，顺治还给傅以渐的几位先人加封了官位，这对傅家人来说是无上的荣誉。傅家后人也不负所望，不断有人考取功名，入朝或外出为官，故称傅家为书香世家绝非妄言。
顺治对傅以渐的器重主要表现在：每逢机务大政时，都会将傅以渐传唤至宫，与他细细磋商，傅以渐也不辜皇恩，每次都能提出好点子，深得顺治心意。傅以渐不但受到皇帝的器重，在朝廷众臣中亦德高望重。据史料记载，顺治当年将傅以渐提为兵部尚书属于破格提拔，然而此意一出，朝廷上下竟然没有一人反对，众人皆极力赞成，认为由傅以渐担任此职可谓“选择得当，用人适时”，这在清朝实属罕见。
1658年，傅以渐因病回家疗养，谁知一年之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他便主动向顺治请辞，想要告老还乡。顺治听过之后，下旨允许他安心在家调理，等身体痊愈后再回京，至于请辞的事，则不予以批准。
又过了一年，傅以渐再次请辞，可顺治仍然不许。1661年，顺治驾崩，傅以渐心痛不已，赴京奔丧。丧礼结束后，他再次以病告辞，回到聊城，并于康熙即位后第三次上书请辞，康熙考虑到傅以渐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方才予以批准。
傅以渐为官清廉，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视百姓之疾苦为自己之疾苦，凡有利于百姓的事，他都极力向上谏言，这使他深受百姓爱戴。在聊城安养晚年的日子里，傅以渐也没有无视百姓疾苦。在聊城当地流传着一个有关“傅以渐巧惩镖师”的故事，讲的就是傅以渐告老还乡后，在当地惩恶扬善的事。
傅以渐因下棋与一名为赵良堂的人有半面之缘。他在慧明法师口中得知，赵良堂一年前曾在运货途中遇到运送皇纲的镖师刘显丕，被对方撞毁了船，损失了全部货物，帮他运货的人也有伤亡，不得已赵良堂只能靠拾粪换钱度日。听闻刘显丕仗着自己运送皇纲，总是横行霸道，傅以渐闻之心中大怒，决意惩治一下这个跋扈的镖师。
傅以渐修书给东昌知府，命人下闸拦下刘显丕的船。得到船已被拦下的信号后，他便命家中的佣人在庭院里洒下清水，撒满草灰，自己则在顺治为他画的骑驴图上写下“阁老骑驴，皇帝拎缰，天子赶脚，悠哉悠哉”十六个字。之后，他命侍从把这骑驴图挂到了门口。
刘显丕气冲冲地找到傅以渐府上时还不知里面住的是谁，当他看到这骑驴图时，顿时气焰全无，急忙进院请罪。面对刘显丕的请罪，傅以渐阴沉着脸，“哼”了一声问：“镖夫，给老夫有何安可请？”未及对方请罪话落，便又打断他说：“狗儿有眼有珠，只是肺烂心黑！速取老夫人头吧！”刘显丕吓得连连求饶，磕头磕得像吃米的鸡，傅以渐见状，从太师椅上起身道：“狂吠狗儿，别脏了我的耳朵，给老夫四肢触地滚出去！”
刘显丕立刻照做，走出傅府时，他的红袍马褂上已经沾满了草灰，颜面尽失。刘显丕找到知府，询问傅以渐为何会突然拦住自己，在知府的暗示下，他才明白起因在于自己撞毁了赵良堂的货船。于是他急忙带上五百两银子和昂贵的布匹去向赵良堂赔罪。傅以渐惩治了刘显丕一事，很快在聊城流传开，成为聊城人一提便拍手称快之事。
傅继勋是傅以渐的孙子、傅斯年的曾祖父，他曾担任过安徽布政使。布政使又称“承宣布政使司”，官居二品，专门管理一省的财政和人事。傅继勋还曾是李鸿章和丁宝桢的老师，学识自然不需多疑。傅继勋的七个儿子中，有一名为傅淦，是傅斯年的祖父。
傅淦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才子，年少便负有才名。当时，许多人都很羡慕傅家出了这样一位才子，想着若是他入京赶考，定能高中，之后入朝为官，光耀傅家门楣。可傅淦虽才华出众，饱读诗书，却一向淡泊名利，对考取功名毫无兴趣。同治十二年，他取得了贡生资格后，便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过起了清闲的日子。想来，傅斯年那种拒不为官从政的性格，大抵是从他这位祖父那里遗传过来的。
傅淦书生气十足，只懂忠孝礼义，乐善好施，却对金钱没什么概念，不懂经营和理家。年轻时，由于家境优越，不需要他操心，于是他一有空就四处游览，遇到贫困落难之人，不分三六九等，一概施予援手。
傅淦不重物质而重精神，分家时，只要了家中的一所马厩，将其他宅所都留给了他的六个兄弟。之后，便完全依靠分家时所得到的一些钱财生活。起初，他从没想到自己今后的日子要如何度过，花钱也没有计划，钱越花越少时，都没有意识到谋生之事。
时光流逝，三个儿子的出生令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糟，傅淦不得不出去寻些差事，挣钱养家。有这样一句俗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傅淦虽满腹诗书，但这些才华除了考取功名入朝为官，并没有其他用武之地。当他决定出外谋职时，才发现除了当私塾先生，自己身外无技。
私塾先生的薪水不高，远远不足以养活一家人，傅淦便用闲下来的时间写字作画，而后售卖贴补家用。傅淦在书法上极有造诣，只是在当时，他并非名人，字画也卖不上价钱。日子实在捉襟见肘时，他只得典当夫人的嫁妆。傅淦的夫人是江西巡抚的女儿，嫁入傅家时带了丰厚的嫁妆，然再丰厚的嫁妆也有用尽的一天，斗转星移，傅家还是陷入了窘境。
傅淦身上有着浓重的书生气，这书生气不仅是书卷气，更是一种文人的清高脾气。一次，李鸿章因为不想恩师的儿子过得太困窘，便写信给傅淦，表示只要傅淦肯到天津，他就能为傅淦安排一个职务。傅淦接到信后考虑了许久，深知李鸿章是好意，又想到家中经济拮据，于是勉强同意。
当时，李鸿章任职直隶总督，事务繁忙，傅淦刚到达天津后，李鸿章便被派以紧急公务，不得不简单安排傅淦去安徽会馆休息一晚，并告诉傅淦自己第二天去找他，与他细谈工作的事。傅淦见李鸿章话都没说两句便离开，误以为李鸿章找他只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并未真心想要伸出援手，文人脾气顿时直冲脑门，遂打道回府了。
清朝末年，傅淦外出遇到一位身染重病的宦官，对方听闻傅淦懂医术，愿意出高价请傅淦看病，可傅淦却因痛恨当时宦官干政导致政治黑暗，拒不肯救治。直到看到对方的同伴在地上长跪不起，他才勉强答应。然而诊治过后，他没有接受对方的诊金，还将对方留给他的银两扔出了门外。
早有傅以渐为惩镖师拦皇纲，后有傅淦不屑为宦官诊治，可见，傅家这种不恃权贵、清高的文人脾气也是祖传的了，难怪傅斯年能在日后做出“炮轰”腐败官员的事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