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只选举了15位大儒,各有其时代和学派的代表性,自然不能“尽”儒,却可以“见”儒了。选择传记这种文体,是上承纪传体之传统,下应今日阅读要求人情味之品位。每位传主两万来字的篇幅也是个很刁的幅面,既是现成话撑不起来的,也不能容纳过于艰深专业的探索。它要求一种“后学术”的表达,要求尽量地化议论为叙述,将高文典册换成家常话。既要有无可挑剔的学术准确性,又要有可读性。要将那些神秘(假如不神圣的话)的圣贤还原为一个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有血有肉的人物,也尽可能地将他们的思想变成可以感性地来体认的思路,从而能够面向多层次的读者。养育人格最现成的办法是读杰出人物的传记,而全部文化运作的最后成果是人格。
这些彪炳史册的大儒们自然各有其过人之处,然而最让我们心仪的是:他们那种“麦田守望者”式静观人生的姿态却反而成为巨大话语发布者的秘密何在?可能还在于那个神秘又神圣的“道”,至高无上的道是终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的巨川淘尽了无数英雄,也浮现出一位位的大儒,如中流砥柱支撑着中华文明的“过河桥”、“铁路桥”。他们固守着心中那份文化良知,说那是天道在我心中结成的“圣胎”,我个人生死穷通等若轻尘。是这份高贵的价值体验使他们与庸人、歹徒彻底区别开来,判若凡圣,也使他们无论居江湖还是在魏阙却如居火宅,如入敌困,惺惺忧道,如履如临。若说天道是虚幻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像抱着千年古玩似的维护着它?若说天道实存且有效,怎么偏偏有皇帝来收拾圣道的维护者?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儒学这朵农业文明之花在工业文明中能结什么样的果实?
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入这个古老的文化帝国后,君主专制体制以及这种体制所派生出来的八股文化体系无法应付这三千年未有的变局,八股文化养育出来的官员更是出尽洋相,这样暴露出来的所谓儒家文化的困境,恐怕不是孔学的真困境。第一个寻找西化之路的学者严复就认为:让王阳明这样内圣外王均了得的人来“当今日之世变”则会不至于此。今天陆续有一批新儒家来反驳韦伯,说儒家文化具有推动社会改革的内在驱动力,而且亚洲四小龙飞出了“黑天鹅”。我们不管老内圣能否开出新外王或新外霸,我们只关心这内圣一路是否有益于人性建设,内圣之乌托邦情结能否成为国人走向21世纪的精神资源?这当然不是一个靠一厢情愿就能解决的情绪化的问题,而且谁也无法预卜结局。但是就连仰望宇宙星系说没有道德这一系的爱因斯坦都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龚自珍在给秦敦夫的信中说:“士大夫多瞻仰前辈一日,则胸中长一分丘壑;长一分丘壑,则去一份鄙陋;潜移默化,将来或出或处所以益人家邦与移人风俗不少矣。”恩格斯谆谆教导青年人:提高哲学思维水平除了读以往的哲学著作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假若读者能从本书中所列大儒们的际遇中得到人格方面的营养呵护,又能拎出一个儒学的大致脉络,则算是落实了主谋魏鸿鸣先生的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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