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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问题是一个关涉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社会并不是一个人的社会，也绝不仅仅只有一个利益主体，这个“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
。因此，各个利益主体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利益协调则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实质所在，人类社会正是在对利益冲突的不断协调中发展进步的。研究党群关系，就必须深入探究利益关系。特别是在利益多元化格局的背景下，党群之间的矛盾会趋于激烈，对党群关系的协调也就显得尤为迫切。马克思正是在对利益问题的深入探析中，告别了历史唯心主义，最终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厘清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利益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马克思利益理论层面对党群关系进行深刻、全面、系统的把握和阐释，并进而寻求合理有效的党群关系和谐之道，就成了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内驱力
一切旧唯物主义，对事物仅仅是从直观的客体去认识和理解，而不是像实践的唯物主义那样从活动来理解。从这一区别中可以看出，是否从活动的视角来理解利益，这是区分旧唯物主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试金石。既然实践的唯物主义是从活动出发的，那么活动又是由什么所引发的呢？答案就是利益，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内驱力。
首先，利益本身就包括活动。马克思主义利益范畴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利益范畴相互区别的一个根本标志，就在于它是从活动去理解利益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利益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感性经验可以感知的。人们从事活动的动机、目的和意志使人们产生了愿望和需求。如当人有饥饿感时，就会产生出对食物的需求。但是对食物的需求是有选择的，而选择就必然有标准。这种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利的就将其作为目标固定下来，而有害的则趋于回避。近代唯物主义将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称为人的本性。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趋利避害实际上是人活动的动力源泉。利本身就是活动的动力，害是人们防范和避免的东西，避害也是活动的动力。可见，实践的唯物主义对利益的理解，就是从活动去理解，利益本身就包括活动。
其次，利益是活动的内驱力。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由利益所产生的。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是活动的最直接动机，它是由利益所产生的。对于人类较高层次的活动来说，同样也是由利益所产生的。如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等都是由利益产生的，政治活动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经济关系首先是通过利益关系表现出来的。所谓政治，实质上就是一定阶级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政治活动产生利益。不仅如此，活动的手段也是由利益所决定的。不能创造和产生利益的工具和方法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说：“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
在这里，活动目的是为适合利益的需要所提出的要求，手段是实现这种需要的工具，而结果就是现实的利益。可见，贯彻活动的整个过程的内在驱动力就是利益。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基础上，第一次把对人的关注从抽象的人转到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广大劳动者方面来，从而形成了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观点。概括地说，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由于不懂得实践的观点，因而就把物质世界的一切变化，甚至人本身的一切活动都视为神灵、上帝的产物。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仅仅是把人作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对于谁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向人们揭示出了社会发展史就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发展的历史这一最简单最不容否定的事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马克思首先从吃、喝、住、穿等人的基本需求出发，找到了打开人类历史发展之谜的钥匙，离开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对历史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揭示出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才促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为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后，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虽然提出了“人民”或“群众”的概念，但其指向却是要让“人民”或“群众”通过契约把权力让渡出来，交给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人民”或“群众”低俗、愚昧、缺乏理性，故不能行使主权。因此，他们提出的所谓“群众理论”都是与一些贬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的。针对资产阶级诋毁人民群众为精神的敌人，把人民群众列为没有教养、愚昧无知的群氓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慧和道德上的优越，特别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愚昧无知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出发，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是一切精神生产的源泉，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等一切人类社会精神财富都是由人民群众直接创造的，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精神财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从人民群众的实践出发，找到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引起社会的变革。而在生产力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是劳动者，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就是首要的生产力。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指的就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组成这种关系必不可少的主体力量也同样是劳动者。诚然，封建社会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劳动者，都是生产关系的决定力量。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变化发展的根源全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推动生产力发展，打破生产关系束缚的关键还是通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历史发展证明，无论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还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
（三）党群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互动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政党来说，都是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者，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的行动，以期达成共同的目的。当然，政党自身利益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其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能够服务于社会的利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这就决定了政党与其所代表的民众利益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也是民众利益表达的工具。因此，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最根本的标准绝不是看这个政党获取了多少自身利益，而是要看其所代表的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否得到了满足，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迎合了民众的利益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群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互动关系：一方面，政党组织要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代表民众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民众也必须依赖于政党组织，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政党与群众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表明，党群关系的本质就是以利益关系为基础的一种互动关系，利益关系构成了维系党群关系的最简单而又最深刻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始终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毛泽东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之中，形成了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群众路线。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并始终强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最多的就是人民，讲得最深的就是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认识论的必然结论，又与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完全一致，即共产党人为实现“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可见，利益关系不仅是党群关系互动的轴心，也是实现和谐党群关系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