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于天池　李书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李长之先生1946年完成的作品，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在李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生活环境上更为恶劣的了：他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创作于他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之际，虽然生活清贫，但衣食无忧；他的《李白》《陶渊明传论》创作于50年代，生活更是安定了很多；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不同了，它的创作始于1941年，正是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

长之先生生于1910年，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他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在父亲病逝后，长之身为长子，负担着全家的生活重担，在四川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不遑宁处。在中央大学和编译馆工作期间，每当日机轰炸的时候，他要拉着甚或背着母亲躲进防空洞。他的生活极其艰难，弟弟知道他喜欢吃老玉米，特意买来老玉米，为了省钱，他竟硬逼着弟弟退回去。长期的艰苦生活，使他得了肺结核。婚后，由于夫妻双方的性格都很刚烈，尚处于磨合期，龃龉时有发生，以至于李长之说那段时间是他“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

但是，在长之先生的传记批评专著中，大概也没有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创作的文化和思想条件上更为优越的了。尽管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写作的《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才华横溢，学识相当深厚，但毕竟生活阅历有限，挥洒之时显得才气大于学识。而且，那时他的德文和德国文艺美学理论的学习刚刚踏入门槛，像他的《鲁迅批判》对于鲁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对于李白人格精神的分析也依稀感觉到尼采“超人”理论的痕迹。1949年之后写《李白》《陶渊明传论》，生活倒是安定了，但是在批评的思想方法上似乎受到了较大的挤压，他自觉不自觉地抛却了原来所服膺的美学利器，尝试拿起当时风靡的文艺理论工具。尽管长之先生肯于努力并有天分，在当时的批评家里，他对工具的运用颇为出色，但有的地方显得生硬勉强，连续不断的政治斗争更是使他在写作这些传记人物时力不从心。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则不然，在学术道路上，作为中央大学的讲师、副教授，长之先生通过讲授文艺理论、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对于中国文化有了更系统的把握。尤其此时，他与宗白华先生朝夕切磋，更是对于文艺美学理论、对于中国美学史的认识和研究有了系统的提高。在中国文化方面，他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史的核心——孔孟之道，写有《从孔子到孟轲》《儒家的根本精神》《孔子与屈原》《韩愈》等论文，他研究古代的美学理论，发表了《古代的审美教育》《秦汉之际之儒家美学之继续发展与结束》《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等论文。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这时他译有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版了《德国兴亡鉴》《西洋哲学史》《德国的古典精神》等系列专著。此时长之先生的学养、阅历与十年之前他在清华大学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不仅成熟、深厚、广博、自由，也不再对德国古典美学盲目崇拜，而是有了理性认识。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也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加以排斥，而是有了理性的吸收。批判的武器在他手中此时可谓得心应手，挥洒自由，如同庖丁解牛那样奏刀豁然。如果说，我们在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依然感到长之先生作品中那种热情、浪漫、鲜活，那种特有的年轻气的话，那么其中在文笔的奔腾澎湃之中显然又增加了纯净而沉着的成分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时，正是长之先生鉴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全面地思考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之时，他由国防文化，想到了文化的国防，由战前的五四运动想到了战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断言“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他喝路”。他曾经向许多青年热切地说过这一愿望，认为自己所指出的这文艺复兴的征兆终于不虚。他曾在《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国》一文中满怀深情地放言：“就中国说，我愿意在战后做一个胜利巡礼，重温一温我们的锦绣山河，并在新世界，新文化中，看新中国！”这使他在研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时候具有一种开阔的文化视野，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更具有一种难得的文化激情。在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同时，长之先生还写有一部论文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部书充满热情地探讨中国在抗战中，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文化走向，预言“胜利既然在望，我们好的传统之更加发挥也一定在望”。“我们现在业已走上民族的解放之途了，随着应该是文化的解放。从偏枯的理智变而为情感理智同样发展，从清浅鄙近变而为深厚远大，从移植的变而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从单单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变而为各方面的进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这应该是新的文化运动的姿态。这不是启蒙运动了，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文艺复兴！”（《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2页）表面上看，《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与《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两部不相干的书，一个是就当前的文化发展谈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就历史上的巨著进行研究，但实际上两书是互为表里的姊妹篇。前者阐述的是长之先生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态度方法，是宏观的鸟瞰；后者是就中国文化的一部著作进行研究，是具体而微的解析。《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的形而上的阐释；《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理论上的具体实践。

一部成功的专著的出现，除去作者的才气素质外，同作家的生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乃至时代精神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都是不能或缺的。但如果生活环境是从生存的意义上说的，那么它并不是很重要，一般来说，只要能生存就能创作。有时恶劣的生活环境反而能达到“贫穷出诗人”“愤怒出诗人”的效果。相对来说，思想文化环境反而比较重要些，它可以营造学者的创作氛围，限制或者发展学者的思维想象空间，推动或者阻滞学者的逻辑思维，它对于学者能否创作出质量高或者质量低的学术著作关系甚大。但是，时代精神和激情对于学者的作品在更高层面上的意义更为重要，它决定的是能否产生更高层次的伟大的作品，而这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对于长之先生而言，大概抗日战争所激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激情对于他创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至关重要，他对于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文艺复兴的渴望和期盼，从某种意义上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产生了难得的共鸣共振，这对于他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的创作是莫大的助力，也是我们今天阅读《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最有兴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