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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向来有许多说法。根据都是由于《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那《自序》的原文是：“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有司马贞的《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有张守节的《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
我们知道司马谈是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的，所谓“卒三岁”就是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假若《索隐》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么，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一○四年，假若《正义》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么，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
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是相去有十年。如果迁就《索隐》，则《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应该是三十二岁的误记；如果迁就《正义》，则《索隐》所谓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的错写。
王静安、梁任公都是主张《正义》的，现在几乎已成为定说。只有张惟骧却另有一说，认为《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说《索隐》所谓年二十八，也不是指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乃是指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年）司马迁年二十八，所以司马迁应该生于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
我却认为仍是《索隐》对，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年。我的理由是：
第一，司马迁《报任安书》明明说：“早失二亲。”（据《汉书》）如果生于前一四五年，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一三五年，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得过去。
第二，《报任安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年）。其中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的话。如果他生于前一四五年，则这一年他五十三岁，而他做郎中又是二十岁遨游全国以后不久的事，那么，他就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余年了。他不会连自己做事的岁月也记不清楚。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第三，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七年，如果司马迁生于前一三五年，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第四，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前一四五年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前一二四年）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前一一○年），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么？这十几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前一三五年，则仕于前一一五年或一一四年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事（前一一二年），奉使巴蜀之事（前一一一年），不是更合情理么？
第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是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么，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第六，《自序》上，司马谈临死时，执迁手而泣，告诉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听了后，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三十六岁，远不如说他是二十六岁，更逼真些。
第七，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高士传》上说他既亲贵，因而有向挚峻劝进之书。那一种少年躁进的态度，与其说出自一个将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的人，决不如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二十八岁）的人，更适合些。
第八，郭解被杀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司马迁是曾经见过郭解的。但郭解并没有到过京师，只是郭解在死前却到过夏阳（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安置外祖家的老小，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到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第九，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之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李广死时司马迁二十七岁是不如说他十七岁更合理的。况且李广只活了六十几岁！
第十，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么二十八岁之说也就应该信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年无疑了。王静安、梁任公一定要说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误者，不过是为符合《正义》太初元年四十二岁之说。但我想《正义》四十二岁之说的确可能并非指太初元年四十二岁，却只是指司马迁一生有四十二岁。再看《正义》原文：“按迁年四十二岁。”不似特别标明某一年多大岁数，而且书中也很少有在某年忽然注出那人是某年几岁的例。《索隐》所引也是重在“为太史令”，不过很幸运，附带报告了一段信史，让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太史令时的年岁，又因而让我们推出生于建元六年而已。四十二岁即不一定是指太初元年；王静安、梁任公改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说也就不必了。张惟骧解释《正义》并不错，错只在不肯承认《索隐》所谓三年是元封三年，而硬说是太和三年，殊不知照《史记自序》恰恰是指元封，可惜他一转手之间，竟而对真理而交臂失之了。至于司马迁年寿是否只有四十二岁，我们暂不讨论，现在只说他的生年，《索隐》未必误，而情事一切吻合罢了。
《自序》和《报任安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
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也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这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争的！就现在论，我采取公元前一三五年说。
三十三年三月五日写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