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

于天池　李书

如果在现当代有所谓“陶学”的话，那么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大概是其中最惹人瞩目和引起争议的著作了。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949年至1953年《陶渊明传论》出版之前，全国各报纸、杂志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论文不过三两篇，而在此之后，研究陶渊明的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已发表近百篇，而且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李长之《陶渊明传论》的相关话题进行的。

《陶渊明传论》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个急就章。从作者标明的创作时日来看，它的创作始于1952年的9月16日，止于10月17日。六万余字的小册子，前后也就写了一个月的光景。以李长之一贯的文笔迅捷而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在体例上它的确有些问题，既不像作者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那样体大思精，恢宏厚实；也不像作者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那样精致完整，一气呵成；而是只写出作者在“较长的时间内比较固定一些的看法。主要是企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他和晋、桓玄、刘裕的关系如何，以及他对农民的态度如何，总之是他的政治态度；二是他和儒家、道家、佛教等的关系如何，究竟应该肯定他有几分儒家思想，有几分道家思想，以及他自成为一种思想面目的是什么，总之也就是他的思想态度”。作者“本来还想论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但因为有些其他工作耽搁太久了，所以姑且暂告一个段落”。按照一般“传论”的体例思路，传主的生平和作品的论述应是传论的主体，而在《陶渊明传论》中，情况恰恰倒了过来，是为了“企图解决两个问题”“准备论据”，才“有一个较详的传记，并且对他的作品创作的时日也需有一个考订，这也就是书的前半部分的内容”。这似乎有点本末倒置。从这个意义上，《陶渊明传论》不能算作是作者研究陶渊明的完成，而只能看作是他时常要给陶渊明写一个“传或者评论”的阶段性成果。但是要说《陶渊明传论》不成熟，是心血来潮之作，也不尽然。因为，李长之对于陶渊明的研究几乎是终其一生的。1933年，他尚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时，就发表了《我所了解的陶渊明》（《清华周刊》1933年4月第39卷5期、6期合刊），那几乎是他古典文学研究的开始。在这之后，他的陶渊明研究一直没有中断。1939年他准备写《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的专著，其中就有陶渊明；四十年代初，他又曾表示要写一组对于中国思想和文艺界影响很大的作家的传记，其中也包括陶渊明。 1947年他连续发表了《陶渊明真能超出于时代吗？》、《陶渊明的孤独之感及其否定精神》等文章，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高度赞扬，称他“说了人家没有说的话，人家不敢说的话”，“都是极有价值的批评”。因此，《陶渊明传论》的写作时日虽短，所论虽然主要限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态度，表述的却是作者较长时间内萦绕于怀，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的比较固定的一些看法。

《陶渊明传论》在陶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自来论陶渊明政治态度的人分成极端的两派，一派认为陶渊明的诗歌表达了“忠愤”之情，陶渊明是晋室的忠实奴仆；一派认为陶渊明超然于当时的政争，“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而李长之则提出一种新的看法：即“虽不忠于晋室，但仍同情” 。也就是说，陶渊明既不超然于尘世，对于晋室也比较冷淡。关于陶渊明思想态度的评议，向来也是分为两派，一派认定陶渊明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一派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完全是道家。李长之则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道家思想。“儒家思想让他有一种操守，给他的躬耕生活以一种安贫乐道的坚强支持，同时限制了他和农民距离的真正缩短，于是有时表现为一种没落的地主官僚式的情感；道家思想却使他有一种原始公社式的社会制度理想，再结合着他自身经历的饥寒困苦，便反映了当时一般农民的一部分痛苦，同时也使他对生死有了明确的看法，使他接近于唯物论思想。他推崇儒家，不排斥道家，后来又结合为一，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思想面目”。而且，李长之认为，无论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还是思想情感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着的。陶渊明“晚年是愈接近于一个农民的生活了。这阶级生活的变动，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的思想情感的变化。这不但表现在他的政治态度上了，也还表现在他的思想态度上”。这些观点尽管仍然有商榷的余地，但较之前人，无疑新颖并深入了一层。

《陶渊明传论》不仅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而且在研究的方法上也别开生面，蹊径独辟。其切入的角度，立论的线索，往往与众不同。比如，在论述陶渊明的政治立场的时候，他选择了陶渊明的两个重要的先辈——陶侃和孟嘉作为论证的切入点。他说：“陶渊明的性格和政治态度，是和他的两位著名的先辈有密切关系的。这倒并不是仅仅由于生理学的或遗传学的看法，如果那样，便未免是太机械唯物论的了。问题是，陶渊明对于这两位先辈，的确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因为崇拜，就容易受着影响。在事实上，陶渊明的风度、爱好、习惯，我们也都可以在他那两位先辈的专辑里找到鲜明的影子。那么，关于陶渊明的政治态度，也就在他这两位先辈的政治态度中可能得到一点线索了，虽然这不是唯一的线索。”这个视角应该说是带有方法上的突破的，因为从现有的陶渊明传记资料和诗歌作品当中论述其政治态度和思想情感，不仅缺乏数量上的充分性，而且由于诗歌意象的丰富和不确定性，千百年来，研究者各执一端，各说各话，很难有所突破。李长之论陶渊明从其两个重要的先辈入手，虽然不是唯一的最佳的路径，但毕竟使人耳目一新。

在史料的运用上，李长之也目光敏锐，视野开阔。比如，他在论述诗人陶渊明的成长环境时，所观照的不仅是文学的环境，而且是文化的、艺术的环境，他说：“作为诗人的陶渊明，他的幼年和少年，恰是生长在一个艺术时代里。除了方才提到过的书法家王羲之和他同时之外，雕塑家戴逵（死于公元396年，时陶渊明32岁）、大画家顾恺之（生于公元343年，大陶渊明22岁）、山水画家宗炳（生于公元375年，时陶渊明11岁）也都和陶渊明同时。就文学范围内而论，虽然过江的大诗人郭璞死在陶渊明生前四十年，中间似乎空白了些，但玄言诗人孙绰、许询，咏史诗人袁宏都在陶渊明幼年时还活着，至于和陶渊明同时的年轻诗人谢灵运（ 385年生）、谢惠连（ 397年生）、颜延之（ 384年生）、鲍照（可能生于416年左右）等，就更多了。附带提及的是，这时还有大思想家支遁（ 366年卒）、鸠摩罗什（ 409年卒）、慧远（ 416年卒）、大历史家裴松之（ 372年生）、《世说新语》的编著者刘义庆（ 403年生），这都是和陶渊明同时在文化上放着光彩的人物。这就是陶渊明的时代——文化上一点也不寂寞的时代。”他在论及陶渊明的思想发展时则说：“陶渊明究竟是一个生长在长期‘习尚老庄’而风气在向崇尚儒术转变着的时代的人物，所以也就不可能在他的思想中没有道家的成分。明显的是关于社会理想方面，关于生死的看法方面，他是采取道家的看法的。更确切地说，他不只是采取了老庄的思想，而且更多地吸取了当时新的道家——那就是表现在受了印度佛教的启发而产生的《列子》中的——思想。”这就突破了前人就文学论文学，就文学家论文学家的视野传统，显得恢宏而开阔。这种开阔，既得力于时代的文艺思潮的进步，也得力于李长之同时是一个美学史家、哲学史家，他对于中国美学史和哲学史有着深湛的研究，能够对于文学和艺术乃至思想史相互间的关系的理解更圆融贯通，对于文学家成长的时代环境的感悟超出了狭隘的纯文学视野。

李长之又是仔细审慎的。比如，虽然他是从陶侃和孟嘉入手论述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的，但他并不就认可陶侃就是陶渊明的曾祖，对此他持有保留的态度，他说“这事情确有可疑”。他引朱自清所写的《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的结论后，说：“朱自清的文章是带有总结性的，这就是说，这个问题就现有的史料论，已证明是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了。”“我们可以不必纠缠在陶侃是否是陶渊明的曾祖上”，“我们现在要指出的乃是纵然陶侃不是陶渊明的曾祖，他们的关系是不是很密切呢？答案是，也仍然是的”。这就使得他的相关论述建立在较为牢靠的基础之上。

为了给论述陶渊明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态度以论据，李长之写了陶渊明“一个较详的传记”，并且对其作品创作的时日也进行了考订。这一部分内容虽然不是李长之论述的重点，当时大肆批判李长之《陶渊明传论》的人也没有充分予以注意，但是其内容至今看来仍有许多闪光之处。在李长之之前，对于陶渊明的生平和创作时日，前人已有很多创获，就近人来说，梁启超的文章有新意而略嫌笼统；古直的《陶渊明年谱》，尤其是朱自清的《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一文“带有总结性的”，但是都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年谱、系年体例的束缚。李长之的“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最大的成绩是从发展的角度，将陶渊明的一生给予了梳理，认为“陶渊明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代：二十九岁以前是一个时代，大概是过着种田和读书的生活；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是一个时代，他做了好几次小官吏，也时常出门，多半是由于职务；四十二岁到死，就是到六十三岁，是一个时代。这时他眼见晋室衰微，桓玄的政权也倏起倏灭，刘裕已慢慢握起大权，代替了桓玄，最后逼死了晋朝最后的两个皇帝，而自己又建立了新的王朝。这期间有不少的惨杀倾轧，诗人陶渊明看不顺眼，便因而隐退起来，也因此暗中牢骚多起来，并为了保持自由而再度去躬耕。于是在二十余年中，慢慢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化，也理论化，遂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面目的有思想的诗人，这就是他的晚年。这就是他的一生。”这么明确的分期，是前人所从来没有的。这种阶段的划分，虽然在当时没能引起充分的注意，却成为后来研究陶渊明生平时间段落划分的基础。充分注意作家思想和生平的发展阶段，不是静止地、平面地分析、评价作家的思想，而是流动地、历史地加以观照，这是李长之对于古典文学作家评论的一个特点，也是李长之古典文学评论——当然不止是古典文学评论——的长处所在。

在“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中，精彩的考证和创见随处可见。比如谈到陶渊明的《还旧居》一诗的“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时，李长之说，“有许多人认为‘上京’不是建康而是浔阳附近的一个地名。但我们认为这个‘上京’，正是当时京都建康，理由是：第一，集中另一处说‘上京’确指建康，即《答庞参军》中所说：‘大藩有命，作使上京’，不会同一‘上京’而指两地。第二，就陶渊明所去过的地方论，除了建康以外，是再没有适合‘六载去还归’的条件的。六又作十，但‘十年去还归’的地方就更没有了。或者有人认为‘六载去还归’是指六年中常来常往的意思，那样是可以把‘上京’解作浔阳附近的。但下文明明说‘今日始复来’，绝不像指六年中常来常往的地方，诗意乃是说六年前离开六年后又归来。第三，就诗中‘阡陌不依旧，邑屋或时非’看，乃是前所未经的情况，这绝不是浔阳。因为大乱时，陶渊明正居家守丧，对浔阳的乱况是熟悉的。第四，这首诗也不会早年还浔阳时作，因为其中有‘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的话，一定是靠后些才合适。第五，这首诗是在编年诗的一系列中，恰在《经钱溪》一首之后，相传的本子必定依时间先后。例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诗之前，已证明那诗中的事实也确在庚子岁之前了。反复地考虑，这首诗就是这一年使都时的所见”。在考证《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一去三十年”时，他说，“何孟春本引刘履说，‘三当作逾，或在十字下’，陶澍又说‘三当作已’，那就是这句话有这样几个可能：一去三十年，一去逾十年，一去十三年，一去已十年，但他们都没有注意‘一去三十年’是陶渊明所常说的，正如上引‘闲居三十载’见《还江陵》。且宋曾集本校各本异同最富，但此句下并无异文。故做‘一去三十年’为是”。都相当精核。

李长之是一个批评家，在作品的解读、人物的解析和评价上，往往能够三言两语，随手拈来，言简意赅而又精彩纷呈。他评陶渊明的《形影神》，说“诗中化身为形影神三者，其实各有陶渊明的一部分。‘得酒莫苟辞’的形，固然是篇篇有酒的诗人陶渊明了，‘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的影，也是像陶渊明那样‘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的积极的一面。而‘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神，也正是自‘归去来’后‘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结论的重述。从‘无复独多虑’，‘复奚疑’的口气看，就见出陶渊明常是在形影神三者的交战状态中，这就越可以说明三者各是陶渊明一部分了。但是这三首诗却有共同的一点，那就是反对神仙，主张自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作者是一个唯物论者。我们说在某一种程度上，就因为他究竟还说‘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神）故’，还是把神高看一等的。然而无论如何，比起要在形影神的论据中肯定神不灭并肯定报应的慧远来，陶渊明是鲜明地拿起一面新兴的儒家旗帜去反对道释二家了。这是陶渊明的思想成熟期的面目，这是他高出于当时莲社诸人处。陶渊明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卓绝的地位者也就以此”。阐释得何等深刻！谈到《归去来兮辞》时，他说：“《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的重要作品之一，就了解陶渊明本人的思想和生活论，那尤其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首先，我们要记得，这是产生在桓玄失败的次一年的作品，这是这篇作品的政治性；其次，这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而归的作品，所以这篇作品在陶渊明的生活史上有着前一段生活之总结性。最后，就陶渊明的一生论，那《归去来兮辞》中的主题更几乎是他所有的作品中的基本情调，所以，它又特别有着代表性。”这大概是那个时代最透彻和简明的讲解了！

他尤其善于融会贯通陶渊明的诗文作品，把它们前后串联起来，把似乎难以联系的诗文勾连在一起，再现陶渊明诗文的发展和变化，给人以流动的完整的陶渊明的影像。他评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就说，“《归去来兮辞》的实际思想，我们又不能只从‘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几句表面的话来把握。如果这样，陶渊明的出仕就未免太无意识的了，他的归来也未免太单纯，单纯到一点矛盾也没有了。其实不然的。我们不要忘了，陶渊明是一个受有很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因而在他出仕乃是正常的，归来却是不得已的。正面表示这个态度的，就是他的《感士不遇赋》，‘原百行之悠贵，莫为善之可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这才是本来的理想。‘发忠孝于君亲’，还不包括出仕么？这才是他正面的态度。只有看到像贾谊、董仲舒那样仕途的挫折，才‘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于是‘苍昊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味，畴测其理’，这就是，有感于政局变动的迅速，刺激太深，才因而‘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了。赋中说得最露骨的是这几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路而归耕。’结尾的话也说得很明显：‘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缪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我们是体会体会他那‘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的情感，他哪里是‘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样单纯呢？假若我们把《悲士不遇赋》和《归去来兮辞》会合起来读，一里一表，对陶渊明的真相就猜得十之八九了”。谈到《五柳先生传》，他说：“有名的《五柳先生传》应该作于这一期间。因为其中的情况很像上面所引的《饮酒》诗，同时，这时又是他最能够产生那样思想成熟、态度明朗的自叙传的时候。”“这篇被称为‘实录’的自叙传，‘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正是前引诗中的‘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这里的‘闲静少言’也就是前一诗的‘有时不肯言’，可知二者是姊妹篇。这定居下来从容地读书习静的生活，又见之于《读山海经》诗的第一首。”“这同样有‘好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情景。此外，《闲情赋》也可能是这一期间所做。因为照那序上说，‘余园闾多暇’，也只有这时最相近。而‘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那样理想的美人，也可能是五柳先生自况的一种方法——‘颇示己志’的自娱的文章呢。”这些连缀看起来不起眼，好像游戏拼图，又好像文物碎片的复原，却给进一步的评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需要耐心、细致，更需要功力和眼光。在这些方面，李长之表现了一个批评家特有的天赋，使得他的“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摆脱了旧日年谱和作品系年的模式，充满了现代的气息，也使得他的《陶渊明传论》虽然没有正式谈及“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却又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弥补。

《陶渊明传论》没有来得及谈“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人之所以热爱陶渊明，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态度，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儒家、道家、佛教等的关系，而恰恰是因为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和表现的生活态度。而且，作为一个诗人的传记，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也恰恰应该是传记的核心和不能回避的重要方面。这些课题的写作，以李长之的才力、学识，是完全可以交出出色的答卷，一如他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所作的那样，那将是学术史上何等的幸事啊！但是，天忌其才，碍于时艰，李长之终于没有能够做。李长之在《陶渊明传论》序言中说：“本来还想论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但因为有些其他工作耽搁太久了。所以姑且暂告一个段落。”这话说得有些模糊，甚至躲闪。我们无法知道李长之的所谓“其他工作”是什么，但是知道当时李长之的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刚刚从三反五反中（在高校中称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仍有些惊魂未定。他写《陶渊明传论》时的环境并不从容，甚至有些偷偷摸摸。“其他工作”者，并非指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而是政治运动也。连续的政治运动使他没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写作，时而被停止，时而又被恢复教学资格的待遇更使他战战兢兢。《陶渊明传论》署的是笔名“张芝”，这在李长之的专著署名中是绝无仅有的。据说李长之看《陶渊明传论》的校样时被同事看见，于是“张芝”即李长之，很快被学校当作动态上报。李长之得知后，夜梦频惊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这之前，他为《鲁迅批判》写检查，为评论电影《武训传》写检查的余悸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可以想见，在构思《陶渊明传论》的时候，李长之大概可以思及其结构内容，立此存照；可以把想清楚的问题诉之于笔端，却很难从容展开，悠然挥洒了。“有些其他工作耽搁太久了”的话，大概是心态不从容的托词。当然，这推测可能只是外部环境的一种说明。从李长之的性格来看，他思路活跃，跳跃性很大，有时一件事情没有干完，兴趣便转移，旁骛其他，以致许多写作计划中途终止也是常有的事。当年他写《鲁迅批判》时，也是声言“我要停笔。因为我惦记着许多别的文章和书”后，便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像“鲁迅翻译的剧本和小说”、“鲁迅翻译的散文和随笔”、“鲁迅之杂译和杂著”、“鲁迅对旧籍之整理著作”等章节的写作计划搁置下来。后来时光荏苒，没能完成。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作一种性格悲剧吧。但这似乎仍也只是问题的一面。任何艺术活动，都有创作的间歇性和阶段性，都有不能强求的一面。假如这“暂告一个段落”的工作后来能够继续完成，真的只是暂停了一下，也未尝不是可以理解的事。现在存留的李长之的资料表明，尽管《陶渊明传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李长之对于所热爱的陶渊明的研究并没有停止。1956年12月3日，他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刊物《蓓蕾》写了《谈陶渊明——陶渊明逝世一千五百三十年纪念》文章，就着重讲了陶渊明的艺术成就和生活态度。他似乎也有继续或重写陶渊明传记的打算，但这一切都被后来的反右斗争，被来势汹汹的“文化大革命”所击碎。《陶渊明传论》最后只能是李长之研究陶渊明的“一个段落”。

《陶渊明传论》发表后，意外地引发了轩然大波，古典文学界为此展开了关于陶渊明的热烈讨论。从1954年6月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阎简弼《读<陶渊明传论>》的批评文章开始到该年年底，仅半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已经超过了建国后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颇有“报春花”的意味。但讨论很快形成了围攻之势。有的文章声言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带来一定的毒害” ，“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必然的” 等等。从李长之还没有噤口，还能够进行答辩，讨论没有最终的结论，不同的说法也没有定于一尊来看，围攻的局面大概主要是学术风气不够正常造成的。建国之初，在古典文学界，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解释说明中国古典文学作家和作品，一方面缺乏对于具体对象的分析经验和实践，一方面也缺乏宏观地组织学术讨论的实践和经验。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并没有很好地掌握，因此整个学术界庸俗地对待阶级分析，简单而幼稚地贴术语标签的地方比比皆是。批判李长之专著观点的文章不必说，就是李长之自己的观点和表述方法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比如他说“只是由于阶级的限制，陶渊明不能理解到要做到‘秋熟靡王税’不能只凭空想，而是要经过斗争——随闯王”就是一例。李长之的文章如此，遑论批判李长之的文章！李长之善于简单明了地归纳自己论文的观点，他的论文具有思辨的明确性、尖锐性。由于明确、尖锐，其观点就容易引发争论，可以成为旗帜，也可以成为聚焦的目标和箭垛靶子，这不仅见于《陶渊明传论》，也见于他的其他论著。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的发表，在陶学领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波澜效应。雄鸡一唱，群鸡叫白，自是合于人情物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总不能超出尘世，而且，与朝政还是留心的，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吧”。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可以说是建国后对于鲁迅的这一提议的第一次认真的落实。然而，《陶渊明传论》的命运却不佳，它本身有些“春柳初黄半未匀”的味道，又遇到了寒流，先是铺天盖地的围攻，接着遭到了尘封。不过，就《陶渊明传论》引来了建国后陶渊明研究的短暂的春天而言，也还值得，因为它告诉我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指明方向和路径不容易，实践起来并完成它更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