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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革命和信息经济的推动下，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从商品交换发展到资本交流，从劳动力流动发展到技术互通，从外部经济联系发展到内部经济融合，从跨国公司自发性的对外扩张发展到政府间制度性的目标经济合作，所有这一切表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时代潮流。约翰·邓宁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
。或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所说：“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
。
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等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又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它们正在改变着世界，改变着亚洲，改变着中国，但人们对它本身及其影响的认识还远远不够，理论落后于实践。学术界尤其在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矛盾的新变化，如何看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差距的拉大问题，如何处理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主权等问题上都存在不同看法，因而出现了“趋同论”、“陷阱论”、“依附论”、“脱钩论”、“新孤立主义论”、“新战国时代”（均势理论）等理论观点。
经济全球化渗透和贯穿于一切经济领域，已经成为观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解决各种问题的约束力量。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面对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在全球范围的扩展，面对超级大国推行的单边主义，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以及由本质生发出来的全球化的运动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向，如何探求不同文明共存、共荣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加以研究的迫切问题。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如何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经济全球化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关系到如何认识、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无疑是摆在世界经济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和使命。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从1997年一直关注、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逐步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及其相关问题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已在学术期刊上陆续发表。现在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指向为题，将我们有关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地阐述，并就教于诸位前辈和师长。
翻查《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就会发现，早在400年前即已出现“global”（地球的、全球性的）一词，但是“globalization”（全球化）、“globility”（全球性）等用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使用。大约在1960年，“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进入英语世界的日常生活
，1961年《韦伯斯特大词典》首次为“全球化”提供词义。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通用之词，而直到20世纪末该词才具有学术意义。
据外国学者考证，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美国泰奥多尔·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1985年提出的，他在《哈佛商报》上的一篇题为《谈市场全球化》一文中采用“全球化”一词来描述此前20年间世界经济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
。198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首次使用“全球工业化”用语，用以描述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全球化是一个涵盖极广的概念，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因此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和“知识全球化”等多种提法。在经济全球化中又提出“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等概念。毫无疑问，经济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是基础，“经济全球化”又是全球化问题的基础，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只是经济全球化的延伸和结果。本书只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书中涉及的其他领域的全球化问题都是借以论证经济全球化的现存矛盾、发展趋向和历史归宿。
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全球化与自由化》的讨论会定义经济全球化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1997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目前最高权威的定义是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加”
。这一定义不仅描述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和表现形式，揭示了各国、各地区之间在这个过程中所联结起来的越来越紧密的相互关系，而且较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现象和本质。
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很新、很大，涉及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等诸多方面和领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大课题。20世纪末以来，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为背景的各种学术会议非常之多，如全国政协举办了“21世纪论坛”，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分别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战略抉择”、“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为题举办了高级别的学术会议，2001年武汉大学举办了“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另外，以经济全球化为讨论主题，或讨论中涉及经济全球化的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这充分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观念和实践两个方面造成的强大而且多样的冲击力。
在“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上，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对经济全球化及其相关问题作了许多阐述。有人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商贸的扩张，即“国家货物市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长”；有人将经济全球化视为全球贸易规则的建立，即“管理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全球‘共同规则’的建立”；有人则认为是文化符号与行为标准的趋同，即“共享的全球文化空间的不断增大”。有人试图进行一定程度的综合，把经济全球化界定为人员、商品、资本、观念的跨国界交流的加快和扩大。也有人倾向于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一个由生产力、社会关系和各种不同文化在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上的全球扩散所导致的人类的一种新文明形态。
在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上，有人提出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得益于18世纪的交通运输技术进步以及20世纪后半叶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缩小了这个世界，并促进了真正意义上世界市场的形成，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导致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从而推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把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全球化亦即经济某种程度的“无国界化”，是资本、技术、商品、信息和服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
查阅已出版和发表的学术著作和文献，可以看到中国的许多学者对于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已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有的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既是一个范围概念，即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被纳入世界大市场范围之内；经济全球化也是一个程度概念，即世界上的主要经济要素须具备在全球范围进行配置的能力和条件。尽管对经济全球化确定一个量化标准比较困难，但从定性的角度来认识，至少要有以下三个标志：一是信息化，二是市场化，三是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没有这三化根本谈不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是科技和社会生产力达到更高水平，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大大加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减，规范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一种历史过程”
。
有的学者强调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过程，主要是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范围，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这就要求各国更加开放，经济更加市场化，从而使得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大大提高，导致世界经济趋向于某种程度的一体化”
。有人提出：“经济活动全球化泛指贸易、投资、金融活动的全球化，特殊的含义是指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
，有的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系指世界各国经济在生产、分配、消费环节的全球一体化趋势，是生产能力存量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活动”
。
有的学者提出：“第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机制。第三，在这一过程中，计划经济消失，市场经济统一世界。第四，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因此，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经济融合成整体，按照市场经济要求保证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
。
有的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即全球化概念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原始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裂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学者们还认为，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体现为各国、各民族和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趋同化，它具体表现为国际组织的增加，尤其是跨国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增大；另一方面，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资本、信息、权力和财富分散化的趋势也有增无减。经济全球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相反相成的过程，是一个悖论
。
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既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关系或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自然属性，生产关系或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内在联系的，所以全球化一开始就打上了“资本”的烙印。据此可以认为，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属性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国际垄断资本运动和扩展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
。
信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国化”，这是中国理论界的一种声音，有的学者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
；有的学者指出：“隐于全球化背后的无疑是一种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主义，它不仅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是这样，就是对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因此实际上全球化所要求的正是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范围的趋同性”
；还有的学者提出：“要害并不在于它上面深刻有美国的烙印，而在于其背后包藏祸心、暗设陷阱”
。对于这些观点，有的学者提出了反驳性的观点，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全球化‘姓资还是姓社’，而在于它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况且，全球化的实质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而至多只能说它目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
。
简言之，经济全球化命题的深化带来的不光是观念层面的巨大撞击和体制层面的加速变化，还有新思想的重大发现与新领域的重大开拓。纵观中国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命题的思考，不难看出其演进和深化的三个阶段，或者说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三个层次。也正是在此思考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它们可能预示着学术研究新的突破。
第一个阶段，用最简单形象的话讲，是对扑面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大潮的“热烈欢呼和拥抱”。在改革开放事业欣欣向荣的中国，多数研究者强调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后果，他们看到了这一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尤其当谈到加速发展、扑面而来的信息革命与科技进步、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些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人们仿佛突然发现了一个提升综合国力和加速改革开放的巨大机遇。这类对经济全球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看法，以及把经济全球化视为“纯粹客观的进程”的态度，既源于和受制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始阶段的特点，也多少受到欧美未来学家研究范式的思想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冲击及弊端的察觉和抵制。公平地讲，它亦具有矫枉过正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显化，尤其是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极后果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一面的突出，中国学术界及传播媒介对这一进程的批评意见大大加强，抵制的态度得到日益增多的公众赞同，不少有深度、有个性的见解受到国外“新左翼”的影响或与之趋近。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经济全球化已经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冲击及各种弊端，如南北贫富悬殊及科技差距的加大，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投机势力面前的束手无策，一系列主要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表现出来的“西方霸权”。
第三个阶段属于“进行时态”，仍然处于探讨过程之中，并没有整齐划一的研讨共识及其队伍，人们见到的只是新思维的端倪。它既是对前两个思想层次之优点的综合，更是对它们含有的缺失和问题的超越。一方面，新的认识态度继续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客观性，包括这一进程所含有的巨大机遇；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归根到底，经济全球化是肇始于欧美的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化与扩展，深刻认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压力。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无论愿意加入与否、擅长驾驭与否，经济全球化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和无法回避的历史必然。
由于西方社会各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受冲击程度以及各自的传统背景等情况各不相同，西方理论界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和理解各有不同。但是西方很多学者都同意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信息以及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散的现象，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其基本标志主要有“三化”，即“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跨国化”。西方很多学者都承认，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市场经济正在一统天下，国家和其他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西方人还注意到经济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差别，认为前者指经济活动在地理上越出国界，后者指扩散于国际间的经济活动达到一体化程度；经济全球化重在概括一个客观过程，而经济一体化则着重说明为适应全球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
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冷战结束以后的经济活动不仅在规模上是全球化的，而且在组织上也是全球化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新颖之处不在于经济活动的跨国扩散，而在于国际生产和贸易由代表工业和商业资本核心国家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Gereffi，1997）。有的西方学者提出经济全球化发展涉及“主体和客体”两者的流动，即货币、服务、货物、人员的流动和跨国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由于通信技术和媒体扩展正在逐步消除边界的限制，由于移动人口更多地跨越国家和地区边界，全球化力量的影响使生产地点变得无关紧要，进而推动着全球秩序的建立（Kennedy，1993）。
汤普森在《全球化与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能性》里提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这样一种正在出现的条件，在这一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价值观和财富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司网络中进行生产和分配。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在跨国界范围内的流通，又指出现一整套互补的组织结构，这一结构能够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网络和交易网络”。达伦道夫指出：“对全球化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单行线上的一条路，而应该理解为与所有人、所有企业、所有国家都同样有关的一条路。经济全球化是各国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加强所导致的一种结果，应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各国国民经济相互联系日益加强的一个过程”
。但是也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以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和资源全球配置为内容的“经济全球化”定义或概念尽管看上去比较宏大，却远不是成熟的，即使对这些过程和现象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详尽描述，其本质特征和背后的规律性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指经济要素和活动的跨国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的自由配置，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和依存关系，或者指的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那么无论在经济全球化流行以前还是以后，西方许多学者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过程中，已经对现在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向。例如世界体系分析学派指出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过程，它一出世就把世界作为舞台，形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运行、以资本积累为动力和目的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生存在其中的世界经济体系。
对于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学者的看法并无太大差别，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即全球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建立、相互竞争的技术具有的全球性特点，全球生产体系的进步，全球体系在竞争全球性或区域性霸权的过程中具有的政治力量，以及普遍化的文化特性。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冷战结束以后的经济全球化实际是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在这个共识之上，西方学者提出的不同定义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全球化不同方面特征的强调，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具有多维特征：
（1）从信息通讯角度，经济全球化被认为是地球上的人类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而进行的信息自由传递。马歇尔·麦克卢汉在1960年出版的《传播的探索》一书中提出的“地球村”是这种认识的始作俑者，他的这种认识影响了许多把经济全球化归于技术进步的学者。
（2）从经济角度，经济全球化被视为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依赖，特别是形成了世界性市场之后，资本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自由派经济学家将这些视为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这种认识由于把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市场的发展，从而在理论上把国家推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对立面。
（3）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出发，经济全球化被视为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等共同问题下面临的历史背景，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4）从体制角度，经济全球化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或“西方化”。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
，他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英国的斯克莱尔（Sklair）更直接地提出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体系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并强调全球化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统一的过程。
（5）从制度角度，把经济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认为经济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从某些地区向全世界的扩展，因为“现代性骨子里都在进行着全球化”
。
（6）从文化和文明角度，埃利亚斯、罗伯逊、费舍斯通等人把全球化看作是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存在的状态，他们强调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矛盾冲突的过程，既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也不会出现某种统一、一致的局面。罗伯逊认为全球化是指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不能把它视为现代性的直接后果
。费舍斯通探讨了全球文化出现的可能性问题
，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的扩展意味着“文化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
（7）渥特斯、泽梅（Randall D.Germain）和贝克从社会过程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渥特斯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理对社会和文化安排的约束减弱了”
；泽梅认为渥特斯的定义忽视了社会实践与特定的话语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一些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他主张突破普遍——特殊、全球——本土以及内部——外部的思维方法
；贝克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主权受到了困扰和削弱，全球化昭示着没有国家和世界政府的世界社会的未来
。
（8）有的西方学者试图把各家观点综合起来，如姆利纳尔（Z.Mlinar）把经济全球化概括为世界层次上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统治和依赖的扩大，世界的同质化，“区域共同体”内部的分化，以及克服时间间断的手段
。麦克格鲁（A.G.Mcgew）试图排除价值判断，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组成当代世界体系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沟通的多样化”，是“世界某个部分发生的事件、决定和活动能够对全球遥远地方的个人和团体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
。
关于经济全球化起始时间的认定问题，触及对全球化本质的认识。西方理论界关于经济全球化起始时间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近代。关于经济全球化起源的地点，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是从西欧开始的——在当时的各文明中只有西欧具有向更大的地理空间扩张的条件，但这与“西方中心论”无关。西方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普及提高了人类的认知能力，开阔了视野和胸怀；由于运输工具和通讯工具的不断革新缩短了空间距离，直接造成了生产成本的下降；由于人类活动范围和空间的扩大，相互交往的深入，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出现了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
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是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同步的，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西欧。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经济全球化的主题是西方强国的对外扩张。西方的一些学者在这期间已经有意识地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自由主义经济学、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十分引人瞩目。随着英国殖民领袖地位的确立，自由主义经济学战胜了重商主义，获得了政治上的支持和实践。作为民族国家及现代国家体系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最早系统地把全球经济视为一个整体，甚至认为会出现世界性的政府来消弭国家间的隔阂和战争，以保障世界和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的发展道路视为其他国家的必经阶段
，它们带有一定的“西方化”色彩。
20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发展，西方全球化理论开始趋于形成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不足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出现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
阶段。在这个时期，美国势力逐步强大，逐渐取代了西欧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领导地位，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大国争夺霸权的竞争和寻找新资源的需要
。这些变化为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全球化理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如何建立起能够准确描述和解释全球化进程的理论成为研究的重点。
战后现代化理论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有力支持和一定程度上的确认，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有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现代化理化所描述的那样出现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民主和社会的稳定，反而使情况出现了恶化，依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争论过程中整个世界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体制瓦解了，整个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以航天技术、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面对这种状况，西方理论界开始把文化、文明引入到全球化理论研究，试图更好地诠释真实的世界
。罗马俱乐部开创的全球性问题研究和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开创了系统地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先河，也标志着真正意义的全球化理论的出现
。
批判和修正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全球化理论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批判沃氏把世界体系看作单一的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假设的同时，蔡斯唐提出单一世界体系或全球结构中存在着两种或更多种生产方式的可能，从而使沃氏理论摆脱了窘境
。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在1987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一书中提出，目前社会理论最大的困难是它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中心模式和理论主宰着，它们把领土国家的边界视为社会分析的既有单位，因而使承认跨社会联系，或者以更强形式体现的跨社会体系成了问题。海纳兹（Hannerz）1982年在《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跨社会体系的观念是社会范式的有效发展，因为它允许潜在的“世界范围”的体系存在，这些体系既是跨政体的也是跨组织的
。莫德尔斯基（Modelski）认为，从1500年以来一个现代的、全球性的政治体系已经出现，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是秩序、安全、地区主义以及贸易稳定。
除此之外，西方学者在这一时期还研究了沟通问题（Mowlana在1986年出版了《全球信息和世界沟通》），“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意义（Jussawalla等人在1989年编辑了《信息技术和全球相互依存》），城市和地区领域问题（Knight和Gappert在1989年出版了《全球社会中的城市》、Henderson1989出版了《全球重建和地域发展》，Kuklinski在1990年出版了《全球性对抗地方性》）
，对发展和完善西方全球化理论作了有益的探索，使得西方全球化理论呈现出多元化和多视角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西方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文献非常丰富，詹姆斯·密特曼的全球化综合观、詹姆斯·罗斯诺的全球化动力学说、赛约姆·布朗的世界政体论、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全球体系论、肯尼思·华尔兹的全球治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全球比较观
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理论。由于学科逻辑和范式的不同，各个学科对于全球化的研究也有所差别。诸多学科的参与使得西方全球化理论呈现出多元的状态，这些理论的出现也体现了经济全球化对西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不同冲击。
按照对全球化本身所作的现象学上的判断和描述，西方全球化理论可划分为夸大论、过程论以及怀疑论。所谓的夸大论，指的是那些认为经济全球化已经带来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市场已经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力量，新自由主义
是这种观点的理论代表。过程论的许多提倡者来自社会学领域，英国的吉登斯、罗伯逊，德国的贝克等人
把经济全球化看作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因此强调多维度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动态性和渐进性，并力图把非西方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纳入研究的视野，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
怀疑论者的声音在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片赞美声中似乎越来越弱，但是这并没有减弱其观点的应有价值。作为怀疑论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汤普森、赫斯特以及韦斯等人力图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证明新自由主义犯了夸大事实、有意误导公众的错误
。汤普森和赫斯特认为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的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他们提出要把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国际化区分开来，认为现在的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只是国际化，而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经济结构，不仅仅是在既有的经济关系中发生了更大的贸易量和投资的重大变化
，当今世界并没有出现向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强大趋势。怀疑论者指出了经济全球化的现有局限性，但是并没有否认经济国际化、跨国化这些经济发展趋势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现实更加低调的认识以及对现有制度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认识目前经济全球化的现实。
冲突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卡普兰、亨廷顿、巴伯、布热津斯基、普法夫等人，他们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幅充满血与火的画面，反映了一些西方人在“冷战”格局瓦解后的担心
。冲突论虽然没有在整体上被西方各国政府接受，但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冲突论者对经济全球化未来的判断有些悲观色彩，但是其强调的一些问题确实是相当紧迫的。这些问题不仅威胁着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和平，而且是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障碍。变革论者的相当部分来自前面提到的过程论，他们强调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变革，这些变革主要包括：民族国家遇到的挑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金融风险的增加，社会结构的变化，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对其他本土文化的冲击。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把文化和文明因素考虑了进去：有直接从文化和文明角度入手研究的罗伯逊、费舍斯通等人，有沃勒斯坦、弗里德曼等试图把文化和文明因素融入自己既有的理论体系中的学者，也有斯克莱尔、海纳兹等试图建立一套能够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诠释全球化的学者，还有吉登斯这样的侧重从制度角度看待全球化的学者，有亨廷顿、福山这样的隐含意识形态色彩来看待文化和文明的极端自由派学者，他们的多数理论是对沃氏世界体系理论的回应。
罗伯逊称自己的理论是“唯意志”论，以区别于沃勒斯坦的“经济主义”
。在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里，罗伯逊认为需要对世界正在发展着的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但吉登斯的结构理论和阿切尔的理论过于抽象，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由于忽视了文化而显得过于僵硬，它们都无法实现这种目的；他认为应该抛弃“国家中心论”，把“民族社会”视为分析全人类状况的总的参照点。另一位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的学者费舍斯通在为《全球文化》专刊所写的导言中认为，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社会学和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国际问题的研究。费舍斯通特别强调了后现代主义对全球化理论发展的正面影响，认为后现代主义更多地关注多样性，从而弥补了从系统性与秩序的角度出发看待全球化现状的不足，推动了社会学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
在西方诸多全球化理论中，大部分学者承认经济全球化是统一性与多样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的聚合体，多数人都非常重视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并把它视为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特征。沃勒斯坦认为现在正处于世界体系发展的转折时期，现代世界体系正面临着各种反体系力量的挑战，反体系力量冲击着维持世界体系的文化基础和文明观念。因此，整个世界体系将面临着转变。那么转向何方呢？沃氏的回答是建构一个相对平等而民主的体系，这是世界体系发展的最终归宿。沃勒斯坦对原有理论的修正主要体现在1991年出版的《地理政治和地理文化》一书中
，他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观念体系”，这是一种把信条个人化和普遍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中国家融入这种“观念体系”只能得到二等公民的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是对抗这种不平等的战略要地。
与沃氏相比，哥本哈根大学的弗里德曼从后现代主义角度透视了全球体系的文化逻辑变化
，把文化与全球体系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弗里德曼认为，随着全球体系中心的转移以及体系内部各成员经济地位的升降起伏，现在的全球体系已经无法维持一元化的文化逻辑，多种文化的共存是历史的必然。斯克莱尔认为：“在20世纪末，全球体系还没有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重合，但是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背后的驱动力也是推动全球体系的、占主导地位的，尽管不是唯一的驱动力”
，应该从跨国惯例（跨国经济惯例的主要代理机构和制度是跨国公司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发研究全球体系。
与前面的学者不同，英国学者吉登斯主张从制度角度研究全球化问题，他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一书的第二版（1995）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一种批判理论应该转向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分析”
，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社会制度向世界的扩展。罗伯逊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处于不确定阶段，全球意识在该阶段得以加强，全球性机构大幅度增加，全球沟通途径的急剧增加，对人类的关注大幅度提高，由此也产生了对世界市民社会和世界公民的兴趣。罗伯逊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共存的发展进程，尽管资本主义的动力、国家间体制以及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出现是“整体化”趋势的组成部分，但是产生的结果却是全球复杂化而非统一化。在这点上，费舍斯通和海纳兹以及弗里德曼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费舍斯通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将会出现跨国文化，这种文化是由跨国组织和机构体现的真正的第三种文化。海纳兹认为，伴随目前社会关系网络内部的复杂化、多样化，会使经济全球化呈现多元化特征。弗里德曼则从霸权衰落的角度，指出了现在全球体系内多种文化并起的景象：在中心国家出现后现代主义倾向，一些力争加速工业化的国家推崇现代主义，有的地区由于远离全球体系仍保持着传统主义。
作为冲突论的代表人物，自由主义学者亨廷顿和福山看待全球化的观点也值得注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用文明之间的冲突替代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抗，以描述冷战后的全球状态
。亨廷顿虽然把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摆到了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同层次的地位，但是他仍然把它们假想成西方的敌人，以弥补冷战结束造成的心理空虚，这种假设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中则以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为蓝本，设想了一幅资本主义在全球“胜利”的景象
。面对学者们的批评，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对文化的关注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亨廷顿、福山等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理论的片面。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1996年11—1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西方文化是特有的，但不是普遍适用的》的新作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批评了西方世界中的流行的西方文化应当是全世界的文化的说法。亨廷顿提醒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应放弃关于西方文化普遍性的幻想。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介绍的一些西方全球化理论虽然试图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更客观、全面地解释经济全球化，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应该承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全球化理论一直在努力调整着自己，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继续进行方法论的变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种变革一是对沃勒斯坦理论的批判，二是把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引进对全球化的研究，将全球体系的变化视为不同文化的替代
，直接用文明和文化来解释全球化进程，以扩大全球化理论的包容力，提高了理论的解释效力。
第二，把粉碎“西方中心论”列为建构全球化理论的首要任务。西方理论界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源远流长，汤因比、斯宾格勒等人都曾加以批判，但是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冷战的结束为“西方中心论”的暂时抬头提供了机会，但非西方力量的逐渐加强客观地支持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亨廷顿、福山、布热津斯基等人观点的修正，以及欧美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三，共同关注经济全球化的目前状态和未来前景，并且取得了基本共识。西方许多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在20世纪末取得了大发展，尽管每个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在“经济全球化将处于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的状态”上取得了基本共识。之所以这样，主要因为经济全球化为各种文明、各种组织和个人认识自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提供了机会，为多样性的存在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第四，有意识地把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与经济全球化区分开来。从16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就一直是与资本主义相伴发展的，在“一战”之前二者是重合的，这就造成了有些学者误将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部分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二者区分开来，在肯定市场经济全球扩张的同时，强调经济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将遇到非西方文明、非主流文化的抵制。
第五，进一步认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作为一种波及各个领域的强大力量，经济全球化已经对现有的制度、观念提出了挑战。如何管理世界经济，如何看待民族国家的命运，如何对待种族认同、地方认同、性别认同等对传统的认同、政党认同的冲击和替代，所有这些问题亟待研究。
第六，进一步认识了市场经济全球扩张的消极影响。市场经济全球扩张的核心是资本势力的强大，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不仅要求摆脱现存制度的约束，而且正在建立自己的霸权。这不仅造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结构性失业的增多和劳工力量的削弱以及发展的不平衡，而且带来了社会福利和生态系统的恶化，激起了西方“反全球化”活动不断增多。吉登斯在1994年出版的《反思的现代化：当代社会秩序新的政治、传统和美学》中提出，西方文化的霸权或影响是通过市场经济和现代西方式官僚建构生活的措施实现的，但在现代信息丰富的社会里机会和危险的平衡是公平的
。
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今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见解，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许多学者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存在着种种误区，尤其缺乏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向性的制度分析和现实分析，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前景。尽管西方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结论却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从而妨碍和影响了人们的正确认识和客观研究。
经济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是与资产阶级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并不专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同经济全球化也并非完全相融。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仅不排斥社会主义经济，相反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开辟了道路。西方学者之所以未能得出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结论，就在于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所谓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全球化，就是以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为驱动力，以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为中心，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交通和通讯的大发展，使企业生产的内部分工扩展为全球性的分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优化组合和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各国和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各国和全球共同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由于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前景肯定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预言相反，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为消灭剥削和不平等的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础来研究经济全球化，才能揭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性，才能正确评价经济全球化在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迈进历程中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指出：“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会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对世界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尽管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正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研究、分析问题时采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作出制度分析，无疑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成因、内涵、本质、特征、规律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研究理论是为了解释过去、指导现实、预见未来，正确认识时代和世界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本书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依据，力求揭示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揭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南北关系及国际经济矛盾的新变化，揭示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客观必要性和紧迫性，探究中国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在研究中努力做到：
1.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掌握翔实而充足的最新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掌握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本书在收集、整理和运用大量国内外的有关资料、有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现有理论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密切相关性，紧密联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通过分析南北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演变，力求揭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
2.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本书通过经济学的范畴和利用大量统计数据，尤其是利用一些国际组织和著名学者的定量分析结果，力求提高分析和结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
3.一分为二分析方法。世间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都有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有主流和支流。世界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对各国的发展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和把握事物的两面性，是本书的重要指导思想。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不是战后或冷战结束以后出现的新现象，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后就开始了，并且出现了日益扩展和深化的趋势。从本质上讲，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超越了国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过程，即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不断扩展和深化的过程，也就是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推动人类共同发展的基础和强大动力。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各国、各地区获得了市场互通、资源共享、技术共用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促进了各国、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所以认为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步入了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是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跨国公司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机制转轨、WTO的建立，使世界经济在这个时期具有了真正的全球性。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任何民族和地域都不能背离世界经济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矛盾的推动下，不断进行着自我扬弃和自我否定。战后以来，伴随科学技术、股份经济、信息经济等的大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分配社会化的趋势。这种自我扬弃的实质是其适应生产力社会化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进行的自我调整，表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向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生产方式过渡。因此，经济全球化虽然在形式上或表面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这似乎是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背道而驰的。但从本质上或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管理制度向全世界蔓延的过程，是为全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过程，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的自我扬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前进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南北矛盾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力图主宰世界与发展中国家谋求独立、自主、平等地位的斗争，这个矛盾将长期存在。但是也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自发的、连锁的推进力量和冲击，使世界上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又都面临新的挑战。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可以获得更大、更好的资源配置条件，获得更大和更有利的商务和资本扩张空间，但与此同时它的科技优势、制度优势、竞争优势也将因经济全球化而日益受到严峻挑战；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常常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但经济全球化也为它们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条件，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后发优势。
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的扩大和加深，也意味着“一荣倶荣、一损倶损”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时代的到来。损人利己、唯我独尊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竞争中协调、在共存中谋求“双赢”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南北差距不断拉大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建立相对公平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斗争过程，还需要克服来自多方面、多领域的障碍，但是国际经济关系走向民主化、互利化和平等化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经济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以及市场竞争机制的增强，既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使世界经济的发展时常出现波动，发生金融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竞争带来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广泛而深刻，单一国家也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或回避多种全球性难题，因此建立更加密切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消除贸易壁垒、减少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有利于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的恢复与增长，各国都有可能从“增大了的蛋糕”中受益，还可以摆脱博弈论中所称的“囚徒困境”。拉美、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竞赛易于触发地区金融危机，终究无法独善其身，而区域金融合作则可以协调相关国家的货币政策，有效抑制金融动荡，维护经济与金融安全。
在科学技术和跨国公司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国际合作领域更加广泛。贸易从商品到服务，投资从间接到直接，技术从转让到共同开发，国际规则从制定到修改等，纷纷纳入国际经济合作的视野，企业、行业、非政府组织、国家等主体之间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交互展开。但是，南北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要求增加市场准入，而后者强调防止市场垄断。因此，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顺利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应朝着公平、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促进各国经济均衡增长、社会协调发展、福利共同提高，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能与发达国家一道，共同享受世界经济增长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
从1978年至今的30多年间，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这是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结果，也就是日益宽泛而深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中国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最关键的原因是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激发了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中国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很不平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使全体人民都过上富裕生活，还需要进行长期不懈的艰苦奋斗。纵观历史，放眼世界，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依靠全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是中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加快发展的关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不竭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激励下，具有无穷无尽的智慧，更具有光复旧物的决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尽管前进道路上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但是只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摆脱和扬弃旧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正确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切实采取各种风险防范措施；只要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认真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性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与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加以理解和把握。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世界经济运行规则的全球化。第一，作为客观的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世界各国都不可能离开这一进程而获得独立发展。第二，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超越国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方式。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通过市场这个纽带，逐步推动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融合，最终形成具有规范各经济实体经济行为的全球统一规则，并建立起世界经济运行机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增长。第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经济全球化之所以在20世纪末出现了新一轮浪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多数国家的选择。
2.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相伴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性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但是经济全球化绝不是“资本主义化”，更不是“西方化”、“美国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早已阐明了的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利益的再分配过程。由于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它们各自所获得的收益大不相同。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是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展的，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惯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和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收取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在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因素也在西方发达国家日益增多。
现实生活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还在发展、还在向全世界扩展，但它的先进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过渡，这表明经济全球化正在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开辟道路。所以就其历史性而言，经济全球化绝不是“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直接取代者。历史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与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向前发展的。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和平共处的暂时性和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性和稳定性；由以对抗为主转变为以合作为主，由势不两立的对抗关系转变为相互借鉴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才能认清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管理制度向全世界蔓延的过程，是为全世界走向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过程，是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的资本主义自我扬弃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才能弄懂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前进的互动性和价值的契合性；才能够坚定地相信“两个必然”，同时又牢记“两个决不会”，从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开辟了道路，社会主义是经济全球化的最终归宿”的结论。
3.南北矛盾在经济全球化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但是矛盾的性质和状态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对当前经济全球化下的南北关系要有一个正确认识。作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发展中国家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维护民族利益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控制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企图保持已拥有的经济地位的矛盾还将继续发展，但是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南北双方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交叉性或一致性，这就决定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化解南北经济矛盾和国际争端的唯一出路。因此，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分歧和争端都将有一定的限度，任何狭义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都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害而无益。
由于现今的世界各国都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多边主义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宗旨和原则的精神。联合国之所以要创立，之所以要弄一个联合国宪章，就是为使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由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说了算，而是要由世界各国，特别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来共同商量着办。事实证明多边主义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有效途径，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手段，是经济全球化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国家关系民主化的最佳途径。因此，互补不是替代，让度必须对等，各国决不会听命于美国的摆布，发展中国家更不会接受“西方化”，即使最弱小的国家也不会接受有损其国家主权的做法，国家基本主权不容侵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是实现各国、各地区共同受惠、共同发展、平等互利的全球化，而不是贫富悬殊、发达大国有单方制裁权的全球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南北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将逐步减少，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渠道和机制将不断拓展。南北国家既面临着必须紧紧抓住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必须认真应对的严峻挑战。尽管当今世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合作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妥善处理重大国际事务等方面，南北国家只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推动建立符合各国人民意愿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各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
4.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走经济全球化发展之路是历史的必然。加入WTO，中国已由政策性转向制度性开放。面对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其中包括正确把握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应对好经济全球化，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从国际国内因素的综合作用中掌握发展全局；坚持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继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断加强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平等对话与磋商，逐步解决存在的分歧，促进相互关系的稳定发展；逐步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探索合作的新渠道、新形式，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继续认真履行加入WTO的各项承诺，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展多边、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协调和指导，鼓励各类企业到境外投资兴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切实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