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这种主导作用取决于它们较早完成了工业化革命，经济实力雄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它们在当代先进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此外，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发达国家已经拥有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凭借这些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最主要的受益者。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积极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达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投资渠道获取了巨额现实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使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为发达国家扩大出口贸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外市场。它们不仅继续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继续居于支配地位，而且其贸易结构的优势也更加突出，其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制造业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以及服务、技术专利等的出口迅速增长，从中获益更多。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投资自由化，使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急剧扩大，这不仅为其国内过剩资本找到了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投资场所，也带来了资本和技术出口贸易的扩大，跨国公司得以充分利用国外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从中获取多重经济利益。

第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为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扩张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潜在利益。由于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自然也就成为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都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主导。这些组织从根本上反映和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常常以此为活动舞台，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不断扩展其对外经济活动空间，借以谋求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潜在利益。例如，要求发展中国家不顾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对其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提出不切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采取各种手段迫使部分国家货币快速升值，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贸易、投资利益，并长期维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三，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使其获得国际分工深化的巨大好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国际分工的深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目的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产业所生产的大量产品，又由前来投资的跨国公司返销到发达国家，这既为发达国家消费者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产品，满足了其生产、生活所需，也使其节约了资源，避免或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更使其得以将更多经济资源投入到具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尤其是金融业中，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发达国家还在对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服务外包，旨在进一步利用发展中国家服务行业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好处，使其经济结构进一步高级化。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发达国家引进人才。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科技全球化和人员流动全球化，为受过良好教育、具有高技能的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创造了条件，而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资源和各国争夺的焦点。利用各种条件吸引全球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的高层次人才，既大大节省了发达国家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成本，也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手段。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消极影响

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发达国家的金融风险。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全球金融资本的流动速度加快，规模不断增大，使巨额资金的调度更为便捷，一方面很容易造成发达国家资金的充溢和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又由于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热钱”的过度投机使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强，风险加大，对金融活动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增加。在金融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加紧密的条件下，一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极有可能通过各种传染机制传导和扩大为国际金融危机，进而将所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金融全球化所蕴含的巨大风险。

第二，经济全球化使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职位的流失。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和企业迅速向国外转移，从而使这些部门的就业急剧减少，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会出现产业“空心化”，主要是由于其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和对外投资的急剧扩大，根本原因是资本追逐更高的投资利润。由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对外投资迅速扩大，使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特别是其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成为所谓“夕阳产业”而迅速外移，以致整个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趋下降，由此也带来这些行业的就业职位的流失。表2-2反映了198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GDP及私人非农业就业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显然，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职位的流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这些国家的失业状况，因此发达国家的部分工会成员往往对经济全球化持否定态度。

虽然就总体而言，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在发达国家之间及其内部各个地区、行业和人群之间的分配并不平等，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它们面临诸多风险与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

第一，参与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可能。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以及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紧迫任务，而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必须要有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还要有市场。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些资源以及市场等要素绝大部分都为发达国家所拥有，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参与经济全球化便不可能获得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源，也不可能获得商品销售所必需的市场。

第二，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显著的贸易、投资利益，使其得以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更快的经济发展。其一，通过吸引外资，大大缓解了发展资金匮乏的瓶颈约束，同时也引进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带动了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扩大了就业，提高了居民收入，增加了税收，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其二，贸易投资自由化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三，贸易自由化为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产品赢得了不断扩大的销售市场，在增加了外汇收入的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提供了机会。其四，通过承接发达国家对外产业转移和服务外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学习效应，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为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起飞和更好更快发展，在某些领域赶超发达国家带来了现实可能。

（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

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对本来发展基础就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和负面影响也需加以高度关注。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威胁，经济安全受到挑战。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国经济的相互开放与一国国家主权的排他性本身就是矛盾甚至对立的，在经济开放条件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更加重要，其难度也更大。经济全球化以经济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经营为基础，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金融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外汇市场和金融资本流动的限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是追求垄断利润，其本能要求是不受任何民族国家边界的约束，哪里最有利可图就到哪里去，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控制能力构成严重挑战。国际分工的深化，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已使一国贸易收支差额等指标的经济含义变得模糊，经济收益的核算更加困难；现代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则使民族国家的权力受到侵蚀和削弱。加之国际经济组织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无孔不入，所有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管理本国经济事务的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国际资本加速流动，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风险。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虽有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也会使其面临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尤其在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如果盲目地、过快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监管，便很容易使金融风险暴露甚至酿成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尤其是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度使其中部分国家长期快速经济增长积累的成果丧失殆尽，损失惨重。

第三，盲目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容易损害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中国家在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时，往往易患“投资饥渴症”，导致盲目、重复引进，甚至不惜以免费或廉价提供土地、任由外资企业排污、压低工资、提供各种超国民待遇等为条件，其结果是资源过快枯竭，环境受到污染，本土企业发展受到抑制。另外，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还常常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策略，但因其具体实施过程失当，往往未能引进真正的先进技术，所引进的只是在发达国家已经过时、淘汰的技术或设备，同时却让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占领了本国市场，造成本国民族品牌的消失，本国产业萎缩或为外资所占领。事实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盲目引进外资，不但不能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反而会对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严重损害。

第四，最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于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极力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和社会制度。为了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实现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某些敌对势力甚至不惜挑起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动乱，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实际上，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带来经济的发展，任何社会动乱都会严重伤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注意解决社会矛盾，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面对以上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决不应“因噎废食”，更不能采取抵制、排斥态度。必须看到，经济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只有适应这一客观要求，采取正确的政策趋利避害、妥善应对，才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发展。任何抵制、排斥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做法，都是于事无补的，只能使自己丧失发展的机遇。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的新问题

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反映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进步性，并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如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差距

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原有的经济发展差距巨大，而各自从经济全球化中得益又极不平等，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它们获取了贸易全球化所带来的绝大部分利益，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获取的大量外汇储备流入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急需的大量优秀人才也被吸引到了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都使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大部分为发达国家所获得。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缓慢、经济社会发展落后成为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矛盾，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被“边缘化”和“外围化”。正如表2-3所表明的，2006年，高收入国家的人口虽然只占全球的15.9％，但其GDP却占全球的75.9％，商品出口占69.9％，国际直接投资占71.1％。与之相对应，占全球人口84.1％的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却只拥有全球GDP的24.1％、商品出口的30.1％和国际直接投资的28.9％。而就人均收入来衡量，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更明显，据《世界发展报告》数据显示，1984年，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260美元，相当于当时高收入国家人均GDP的1/44，而到2008年其人均GDP虽提高为524美元，但却只相当于同期高收入国家的1/75。 根据联合国制定的标准，1970年世界上的最不发达国家为25个，而到2009年却增加为48个。 很显然，南北发展的不平衡是世界经济最大的不平衡。南北差距的显著扩大会使南北矛盾加剧，并因此造成世界上各种对立和冲突。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一部分贫穷国家的居民看不到他们的希望所在，因而很容易为国际恐怖主义所利用。

（二）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增多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之所以具有更多不确定性，更易引起经济的动荡不安，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的扩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对生产和流通的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经济运行易于发生波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严重失衡还会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更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发展使金融资本流动加速，规模更大，投机性加强。尤其是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规模庞大的国际“热钱”和对冲基金使金融交易与实体经济活动几乎完全脱节，成为纯粹的金融赌博，这对那些金融体制有缺陷、监管不力的国家来说，风险和动荡在所难免。此外，在贸易全球化条件下，商品与要素的大规模自由流动，也极易受到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影响，国际游资在国际市场上对大宗商品和战略物资的恶意炒作，使其价格大起大落，全球股市、汇市、期市更是变化莫测，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加剧了世界经济的动荡与不安，对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提出了空前严峻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已使得各国经济开放度大为提高，一国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已紧密相联并互相制约，外部冲击对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面对有可能随时变化的剧烈外部冲击，为确保本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经常陷入两难境地。

（三）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

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但只是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确立并向全球扩展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才使环境加速恶化。现代工业在给人类带来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给人类各种环境问题，恩格斯早就发出过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针对二战以后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国际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在80年代后期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也很快跨越国界向全球扩展。发达国家出于提高其自身生活环境质量的需要以及为了降低环保成本，将原有的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做法使发达国家减少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获得了高额的利润，结果却造成了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跨境转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减少处理有害垃圾的费用和避免污染本国环境，还借贸易自由化之机千方百计把大量危险废物和有害垃圾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为了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承受能力，发展劳动密集型或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出口其产品，结果是发达国家居民享受到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而污染却留在了生产这些产品的发展中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来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日趋严重，特别是因温室气体排放致使全球气候加速变暖，导致诸如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快速上升、土地荒漠化加剧、极端天气增多、物种加速灭绝等全球性恶果，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日趋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力图抛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推卸其减排责任，并拒绝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减排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又胁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强制减排任务，否则便试图以征收“碳关税”相威胁。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过程中，类似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环境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平等协商，按照责任与义务对等原则共同加以解决，作为具有更大历史和现实责任的发达国家毫无疑问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面临着上述诸多新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反全球化运动也与之相伴而生，并有日趋扩大之势。尽管反全球化运动参与者的成分和动机复杂，且至今未能明确提出统一的目标或口号，但反全球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弱势群体的诉求，有利于促使国际社会反思和正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更加重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

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经济全球化

迄今为止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无论是自由经济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学派、现实主义学派，还是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都从不同立场和不同角度对经济全球化的起因、内涵、特征和影响进行了阐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乏偏颇和谬误。

到目前为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变化总体上仍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分析、理解经济全球化问题必然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从各国经济交往扩大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上考察和论述了人类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资本扩张等的精辟论述，无比深刻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向全球发展的趋势。实践证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经受住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检验。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无疑是研究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向性的根本。

“世界历史”概念是黑格尔提出的，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他在阐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指出，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之中。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阐明，由于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产生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16世纪以来，特别是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变革。作为这场大变革标志之一的社会化大生产，它的出现是以新兴工业为龙头、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以科技革命为动力，进而实现了生产领域以至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样的生产方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推进作用，原因就在于它有着与传统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的发展机制。

第一，社会化大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必然要求建立稳定的国内市场，并开辟国际市场。只有冲破自然经济的封闭体系和国内的有限市场，把生产和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并按国际分工与发展的需要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才能使商品生产获得长足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扩张机制和自发调节机制给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不可遏制的强大动力，无所不在的世界市场又把各地区、各民族自足性发展的传统格局改变为国际性竞争发展的新格局，这种新的动力、格局必然使世界联系大大增强。

第二，社会化大生产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而大工业的基本特点是“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 ，这种“最广泛的分工”不仅扩大了原有的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而且扩展到国际分工；国际分工必然造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进而把最遥远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连在一起，走向新的世界融合。因此，“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大工业还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大大拉近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距离，使得整个世界的发展日益具有整体关联性。

第三，社会化大生产是以科学技术为基本动力的生产，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又必然带来新的文明出现。社会化大生产与传统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从使用简单的、传统的技能转变到使用科学知识与工艺技术。既然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生产不可或缺的东西，那么每一个不甘灭亡的国家和民族就必须向其他国家、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这种学习、创新的过程就是文化交流及文明传播的过程，这种交流与传播无疑对世界历史的形成起了一种加速与催化的作用。

第四，近代西方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与殖民扩张相伴而生的，而殖民侵略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张铺平了道路。往日的田园生活被破除了，各个国家、民族封闭式的屏障被攻破了，在殖民扩张飓风的袭击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种世界的出现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历史”正在形成。

总之，正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而来的新的发展环境、新的发展机制、新的发展手段汇合成一种强大动力，促进了世界历史形成。当然，“社会化大生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指进入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水平都达到了这种水准。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对世界历史形成的促进作用，主要是指社会化大生产在当时逐渐成为生产发展的主要潮流，它以一种巨大的亲和力将世界连为一体。

世界历史的形成尽管是一个过程，但其真正展露曙光的时间是在16世纪，此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就是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交往。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交往的主渠道由陆路转向海路，这就为扩大交往、最终形成世界整体联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意义，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开创了世界交往，使人类社会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既是世界历史的时代，又是资本主义的时代。

地理大发现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主要起的是催化和促成的作用，世界历史的真正形成最终有赖于内在力量的生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就在于物质生产实践，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交往的普遍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会引起交往的普遍发展，关键在于分工的扩大与发展。为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对国际分工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交往对于形成世界历史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来得到具体体现的：首先是交往和交换的扩大，使得商业贸易普遍繁荣起来；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必然要求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而普遍竞争既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又使得各个国家、民族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由此产生了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而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序幕又是由资产阶级揭开的。“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本逐渐冲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原有疆界，使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就是在执行这种使命中开创世界历史的，资产阶级在它取得统治的地方，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和田园诗般的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资产阶级在铲除封建关系的过程中日甚一日地消灭着生产资料、社会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资本支配一切，正是在资本的驱动下生产力与交往才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以至民族、区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所以资产阶级在摧毁封建割据、使民族、区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确实起了开创新纪元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同其狭隘的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它只能实现在封建制度束缚下的政治解放，而绝对无意于人类的解放，这就是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局限性。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创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以血腥的手段开路，是用“火与剑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所以，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要确实看到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和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用世界历史的观点辩证地对待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得到比较集中的阐释和表述，但这一思想并不仅仅限于这一时期。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晚年，马克思始终没有停止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将主要精力用在《资本论》的研究、创作上，这一研究主要用唯物史观来解剖、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其社会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到了晚年，则是和对东方国家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及古代社会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正是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一方面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另一方面又得到了深化和发展。正是这种研究重点的转移，确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即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作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即用世界历史的眼光和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二是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离开世界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将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理论。马克思正是借助于“世界历史”的方法与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剖析，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尽管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但主要还是从经济领域的分析中来阐发的。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要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本性是无限制地攫取最大利润，为此它必然要打破以往行会制度的限制和地方上的限制，使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资本的本性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冲动完全是出于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但是在客观上却不自觉地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马克思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世界市场中才能真正存在和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主要是从国际分工、交往的扩大以及地理大发现以来资产阶级的奔波、开创来一般地说明世界市场的形成，那么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则更多地是从经济分析中来具体说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早在1847年，马克思在一份题为《需求》的手稿片断中就提出：“需求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它的普遍推广——首先取决于世界各国相互间对产品的了解，如果说，在发展过程中，需求创造贸易，那么最初的贸易又是由需求创造的。需求是贸易的物质内容——交换对象的总和，用来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商品的总和。战争、为了有所发现等等而进行的旅游、使各国人民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一切历史事件，同样是扩大需求——建立世界市场的条件。需求的增长，直接和首先以各国现有的产品相互进行交换为保证。需求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地方性等等，而带有广泛扩展的性质”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需求与贸易的关系、需求与生产、流通的相互关系中看需求对世界市场的影响。马克思认为“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经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了。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价值改变了；但是流通和交换还没有影响到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这就是所谓对外贸易的传播文明的作用” 。这样的生产和交换必然会推动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推动世界性经济联系的建立。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需求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同资本一道并在资本的支配和操纵下发挥作用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资本的扩张本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随着资本的发展，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小，以致成为资本发展的障碍，因此资本必然要突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虽然最初是从商品流通领域起步向世界发展的，但随着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渗透和影响，必然会形成生产的国际化。在这里，“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它首先使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当国内物质资源不能满足生产，国内劳动力价格升高，资本在国内投资获利较低时，或者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的运费增加而使成本过高时，资本家就会把目光转向世界市场，其最典型的形式是建立起“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 。由生产所决定的消费也呈现出国际化趋势，一个国家的消费不仅来自本国的产品，而且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消费的需求和消费的品种也日益多样化。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来说，世界市场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国际生产造就了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分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这种分配日趋不合理。

如上所述，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自由贸易的历史进步性，同样地也没有完全否定自由贸易理论中的合理因素，但是马克思更多地是用一种历史批判的眼光，对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分析，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贸易的真实本质。马克思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比落后国家在生产上有较多的便利，它的劳动生产率比落后国家要高得多，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就能够以较少的劳动赚回较多的劳动。马克思既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同时也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因此认为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不能完全割断与世界的联系，应当在普遍交往中发展生产力，推进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体系中的依附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南北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发展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控制基本上是强制式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征服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世界历史的形成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又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发展到了顶点，“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 ，西方国家往往通过对外贸易转移国内经济危机，“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21世纪初的今天，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支配主要依靠经济优势，市场控制代替殖民统治而成为维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的主要手段，非西方国家借助于经济上、政治上的各种革命力量，完全可能在世界历史中走出一条新发展道路。

如果说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反映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东西方社会比较分析上，那么在70年代中期以后（即通常说的“马克思晚年”），这一理论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社会史、尤其是俄国公社的研究上，即重点体现在对俄国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马克思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于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3月给查苏利奇的信及其草稿的一、二、三稿，1882年1月21日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马克思早在1853年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中就曾谈到俄国公社的问题 。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马克思认识到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可能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

马克思认为西欧的道路不是其他国家因循的唯一道路，各个国家、民族应该而且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但走的最后结果则是“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马克思在这里重申了未来社会主义的两大规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主义的追求有一个共同的、确定的目标，不致因为发展道路、发展方式的不同而降低目标的标准。

1879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对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作出了详细论证，这些看法主要反映在1881年2月至3月间写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四个草稿里。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未来发展必须注意“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 。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就为公社提供了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机会，可以把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积累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吸收过来，加快发展的进程，以至实现跨越式的发展。马克思因此得出这样的看法：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 。但是马克思始终强调两点：第一，俄国之所以能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它自身的特殊条件，尤其是同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中；第二，俄国所可能跨越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时代所代表的生产力和交往水平。因此，俄国必需在充分吸取西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成果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超越，这与马克思早年世界历史理论对生产力、交往程度的要求是一致的。

马克思晚年“跨越论”的提出其意义不在于它作出了什么样的结论，重要的在于它所体现的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论原则。这些方法论原则对于人们认识和反思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马克思从全球的视野阐发了“世界历史”理论，开掘和研究这一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性问题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以往的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研究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世界历史，其主要的方法特征是社会批判。为了论证“两个必然性”，马克思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确立阐明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必然性：从生产资料的分散占有向生产资料的集中使用转变、小商品生产向现代商品生产转变、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以及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等的转变，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与世界历史相伴而生，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客观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是世界历史的开端。马克思又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入手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扩展过程，即从资本本身的限制与不断克服限制的辩证运动阐述了世界历史的加速发展，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发展趋势，论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向只能是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其社会批判理论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离开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就不可以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世界历史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研究方法的显著特征。马克思的方法论与其辩证法是一致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地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既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正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革命的、批判的，所以他对世界历史的缘起和发展、本质和规律的提示无不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的。

由社会批判的基本理论特征所决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将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融为一体。尽管在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中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晚年的著作与书信中，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各有不同的角度和特点，所体现的学科特色也各有侧重，但不论哪一个时期的著作，都不是纯粹的哲学探讨或经济学探讨，而是将这些探讨有机地融合起来的理论研究。因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社会批判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就决定了它的内容必然既是哲学的，又是经济的，同时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所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凝结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成果。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是批判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的。马克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为了通过批判发现和建立一个“新世界”。从实际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正是在揭示世界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找到了自我否定的力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找到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必然是“世界历史性”的，在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中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在充满阶级对立的世界中找到了未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以，批判本身就包含着超越，超越就意味着新的建构。可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就是批判与建构统一。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研究上的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力求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考察世界历史，自然离不了对投资、贸易、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等具体问题的分析，舍此无法探寻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其他政治、文化联系等。但是仅靠这样的分析、研究，又不足以深刻地把握世界历史。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仅仅停留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从历史观上予以说明。

第二，把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制度分析相联系。马克思所讲的世界历史是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世界历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追求价值增值的内在本性促使以往民族、区域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创造，而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向却不属于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因为社会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

第三，对世界历史予以整体的把握。对于世界历史问题，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要真正全面、系统地把握世界历史还必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并没有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加以审视，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国、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多少结论性的意见和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而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经济全球化所显示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划时代的，它所展示的世界性联系彻底打破了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经济全球化固然是由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但经济全球化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既然经济全球化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那么变革中的每一部分都必然是相互依赖的，不可能离开相关的其他方面来寻求某一方面的发展。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在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如经济全球化是否是“西方化”和“美国化”等问题就必须运用这些方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也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推进社会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事实表明善于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一般是发展比较快的国家。能否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直接关系到每一国家、民族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二战后以来世界的发展，战败后的日本、德国之所以成为后来的经济强国，正是由于它们瞅准了世界经济变动和产业结构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的速度。20世纪60、70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很快跃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也是由于它们及时捕捉到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大力转换原有的产业结构，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出超常发展的势头。

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际分工和交往的扩大而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民族、区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进而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马克思之所以重视分工和交往的扩大在民族、区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所造成的世界统一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本方式和基本形式。马克思提出“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 。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

“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它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充满着矛盾的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建立了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如何在民族、区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寻求适合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是马克思晚年关注的重点问题。如果说民族、区域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须趋向，那么各民族融入“世界历史”的道路则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任何民族都必须从自身的条件出发，探求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这对于人们认识和探索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道路问题，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经济全球化在当今时代的新发展对人类生活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之所以在今天受到世人高度关注，正是当今时代形势所引发的，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新发展凸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而重新认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性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第一，重视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首先是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需要。今天所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尽管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现象，但它正在成为改变世界面貌的基本动力，同时又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像人们谈论较多的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全球化与霸权主义、全球治理与全球公民社会等问题，都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即使其中有些问题从近代以来已经有所显现，但无论就其性质还是就其发展程度来说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已经获得了全新的意义。对于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以便及时采取对策来适应。这就客观上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以寻求方法论上的启迪。

第二，重视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是回答经济全球化理论问题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诱发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研究。要在研究中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必须在理论上有一种高度的自觉。这种理论自觉有赖于深刻的理论反思，而深刻的理论反思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

面对经济全球化，众多学科和众多学者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全球化理论。这些理论尽管林林总总，纷繁复杂，但就其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来看，不外是赞成的、反对的、犹豫观望的、冷静对待的。赞成者之所以赞成，就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成为各国与世界经济对接的唯一通道；反对者之所以表示反对，就是认为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西方化”、“美国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下的一个“陷阱”；犹豫观望者之所以表示犹豫，就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的问题与矛盾非常复杂，以后如何发展，向什么方向发展，发展的最终结局如何，现在很难断言，需要观望、考察；冷静对待者之所以比较冷静、客观，就是在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上，不是简单地赞成或反对，而是基本上保持一种理智的态度，既看到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历史进步意义，又看到经济全球化给一些国家、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对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现实既不是视为洪水猛兽，又不是欢呼雀跃。对于这些观点究竟怎么看？这就要求人们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作为分析评价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的基本尺度和对各种理论、观点取舍、借鉴的主要依据。

第三，要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客观上也要求人们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由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准备不足、研究的起步较晚，西方许多全球化理论的引介和传播对于推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其理论本身还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这就客观上提出了一种要求，即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全球化理论。而要建立这样的理论，必须注意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汲取思想资源，同时结合新的发展现实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就其内容来说主要是和新的历史观的阐发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所阐发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思想对于今天研究有关经济全球化的许多具体问题也是适用的。时代性质的一致性决定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仍然具有当代性，它依然是当代全球化理论的一大源头。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基本立场、观点，以此为基础来研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性问题，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就要求我们从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出发，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野，然后再从这种理论视野回到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现实。也就是说，虽然在经典理论与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践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就其所涉及的问题和所内含的意义而言，二者又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正是这种相关性，要求我们自觉地从今天经济全球化的问题出发来重新探索和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而后再从这种探索和理解中引发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启迪，弄清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向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或任意性的理解，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真正“趋向”现实。 NW7aKE6lZehclAU+ME84vIIKVDbPZWpK9AN7Ab3dmWs8AyT6hmE5bGs6mBQds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