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族

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第三种类型是部族，它形成于原始公社制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的两次社会大分工加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换关系，人们除了制作自身需要的产品外，还生产了供交换需要的商品。氏族、部落独立的经济生活被相互间日益频繁的经济联系所取代。这时，起决定作用的已不是人们属于这个氏族或那个部落，而是属于这种或那种生产活动的部门。商品与货币吸引着大批群众远离原来的住地，这样就导致部落之间相互混合，破坏了氏族、部落联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创造剩余产品和财富积累提供了条件，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出现了。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原始共产主义的家族公社开始崩溃，每个家庭就成了与氏族相对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经济发展引起城镇的出现和繁荣，这些城镇变成了经济活动的中心并逐渐发展成为国家。在城市及其周围集中了大量来自附近各部落的居民和移民。这种城市居民集团的基础已不再是血缘联系而是地域联系。

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大批财富集中于氏族和部落首领手中。部落酋长和军事首领变成了统治者，并在城市里建立了国家政权的管理机构。新的国家管理机构代替了旧的氏族、部落管理机构。

但是，氏族、部落社会组织的解体和部族的形成不仅决定于内因，外因也起着重大作用。这种外因主要指的是战争，因为存在着私有制，战争已成了发财致富、奴役和掠夺其他居民集团的主要手段。胜利者散居到了被征服者的领土上，被征服者的广大群众被驱入胜利者的住地充当奴隶。罗马人在征服大片地区时就破坏了古代原有的氏族联系。他们在被征服地区确立自己的政权后就强令当地居民使用罗马人的语言。这样久而久之，罗马人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差异也就逐渐消除了。

在部族形成时期，货币和地方市场实际上已经出现，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通过这种地方市场进行交换。地方市场的另一重要活动是进行奴隶买卖。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自然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受到限制，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有局限性的，是不发达和不稳定的。

部族的语言在各部落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由于在部族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某个最强大的部落，因此这个部落的语言也就成了部族语言的基础。部族语言的形成并不完全排斥原先各部落的语言，这些语言还是作为各种方言被保留下来，同时也是充实和丰富部族语言的一个来源。与部落相比，部族内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更加丰富和发达，这使部族语言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部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势必要求创造文字。而文字又能把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详尽地记述下来并传给后代。标准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是部族发展史中一个极其光辉的成就。

在奴隶制发展时期形成的许多部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众所周知，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人类文化发展史作出了特别卓越的贡献。此外，如古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当时所达到的高度文明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曾有过十分显著和积极的影响。

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素质是部族所固有的。部族文化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艺术、哲学、宗教、习俗等等；部族的心理素质更是十分明显地表现在整个部族的统一意志方面。可以这样说，血缘关系是氏族、部落发展和存在的纽带，而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民族自觉则是维系部族存在的纽带。

部族与氏族、部落的根本区别是，它已不再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而建立在地域联系基础上。在部族生活中，血缘关系已是一种残余，它的影响已在部族经济和文化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削弱了。部族与氏族、部落的另一原则性区别是，部族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内部有阶级对抗和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氏族、部落内部是没有阶级的。

总之，部族是在氏族、部落关系日趋崩溃、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时形成的。部族是语言、地域、文化和经济尚属不稳定的共同体。部族发展时期是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相适应的。

下面有必要专门谈一下有关部族这个名词的含义和用法问题，因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在许多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和历史文献中，对于部族这一类型及其在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中的地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争论也最为激烈。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如本文所述)，部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中的第三个类型；另一种认为，部族不是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类型，继部落之后直接就是民族。所以提出后一种观点，可能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研究氏族、部落及民族关系的著作里，没有或者很少专门论述部族概念的缘故，亦即没有指出部族与部落、民族之间的区别，因而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部族”看成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中的一个单独类型。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时，笔者认为有必要联系当时的历史情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民族”(Nation)一词还没有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来使用，还没有像在列宁著作中那样把民族视为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类型。另外，在当时欧洲的一些语言中，“民族”、“人民”、“部族”这几个词在概念上尚无明显的区别。在拉丁文中，“民族”和“人民”用的是同一个词(People)，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把各种类型的民族共同体划分为“现代民族”和“古代民族”，用前者表示“现代的各族人民”，用后者表示“古代的各族人民”。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各族人民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有的已成为庞大的资产阶级民族，有的由于尚未进到资本主义时代而未及从部族转变成资产阶级民族。正因为如此，到列宁时代就少用或不再用“古代民族”这个名称，并纠正了把历史上所有各族人民一律称之谓“民族”的这种现象。由于概念有了明确的界限，“现代民族”这个称呼也就逐渐地少见了。因为非现代民族不能被列入到列宁所认为的具有现代含义的民族行列中来了。由此可见，“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这类称呼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不能混淆，也不能因为马克思把各种类型的民族共同体只划成了“现代民族”和“古代民族”而否认部族的存在。

到了列宁时代，有关民族共同体发展史的论述越来越丰富和深入。列宁对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历史类型都有过研究和论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了“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 这一高度概括的科学论断。诚然，在列宁的早期著作里还没有明确使用过“部族”这个术语，但他关于部族是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上的第三种类型的思想却早已形成。列宁在1894年就已指出：“……在古俄罗斯还可以说有过氏族生活，而在中世纪，在莫斯科皇朝时代，这种氏族联系毫无疑义已不存在了，就是说，当时国家完全不是建立在氏族的联合上，而是建立在地域的联合上：地主和寺院接纳了从各地来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但在当时很难说已有真正的民族联系……” 显然，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地域性的联合”既非氏族联合，又非民族联系。当然也不可能是部落联合，因为村社的出现意味着血缘关系已基本消失，生产资料(土地除外)已属于私有。这里说的“地域性联合”实际上相当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中“部族”这个范畴和概念。有人忽视了“地域性联合”这一环节，也有人把它看成是“部落联盟”，这是不妥当的。

斯大林对于“部族”概念的论述也是逐渐明确的。他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还没有使用过“部族”这个术语。但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普鲁士帝国或亚历山大帝国虽然是历史上形成的，是由不同的部落和种族组成的，但无疑地不能称为民族。这不是民族，而是偶然凑合起来的、内部缺少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其分合是依某一征服者的胜败为转移的。”

这里指出普鲁士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不是统一的民族，这无疑是对的，但把它们说成是“由不同的部落”组成就不确切了。因为加入这些国家的各个共同体都已划分成阶级而不再是部落了(尽管还存在部落残余)。国家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阶级的存在。此外，在斯大林的上述著作里还有这样一个观点：英吉利人、德意志人及其他各族都是由“不同的种族和部落的人们”所组成。这个提法与他在同一书中的下述论断不完全一致：“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前进时形成为民族的。” 前一论点给人以一个模糊的概念，似乎民族是直接在原始公社制和当时的血缘关系瓦解时期出现的。

斯大林著作中这两个论点之所以不一致，现在看来是可以理解的。这首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当时部族问题还没有引起重视，甚至还没有被提出来。而斯大林当时所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对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是如何同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等等。因此，关于民族历史和部族概念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并没有得到阐明。

1929年，斯大林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书中曾十分肯定地指出，“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 但对部族概念仍然未有明确论述。接着他引用了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关于“地域性联合”的一段话。这表明，斯大林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资产阶级民族以前已经形成地域性的联合，后者在资本主义产生时期形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可是，他并没有说明应该如何来称呼这种联盟。

直到1950年，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斯大林才正式明确地提出了“部族”这个术语。他写道：“至于语言的继续发展，从氏族语言到部落语言，从部落语言到部族语言，从部族语言到民族语言。” 接着又说：“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封建分割的消灭，民族市场的形成，于是部族就变成为民族，而部族语言就变成民族语言。” 斯大林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1)民族共同体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先后共经历了四种类型；(2)它们发展的程序是氏族——部落——部族——民族；(3)民族是由部族发展而来的。 DIZsmoxXQvdCqEFkbMGMy/CxGYjOuplT8kHtnLBNUD1GR5uQXZB27i4oCP8wVF5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