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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
民族问题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具有深厚历史根源和重大现实意义的事务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共同体形式随着国家形态的演变，在国际之间、地区之间和国家内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这种共同体形式所具有的语言、聚居、经济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文化特点及其所由形成的价值观念，构成了人类群体多样性差异的基本标志。在各民族的交往互动中，这种差异性引发的奇异感、歧见感、鄙视感及其所导致的不公正性，成为产生民族不平等的社会观念基础，也是引起民族矛盾最普遍的原因。而将这种差异感放大到人类肤色、体貌等生物学范畴，则导致了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产生。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大千世界的差异性在阶级统治的作用下，使民族之间形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其统治阶级将社会观念中普遍存在的对异己民族的歧视和排斥，上升为阶级统治意识，放大到民族关系这一社会关系领域，从而导致阶级压迫必然实行民族压迫的统治政策。在多民族国家，统治阶级为了转嫁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往往会利用民族之间的矛盾，即通过挑起民族矛盾来转移和掩盖阶级矛盾。因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总是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的属性也因此彰显了阶级社会不平等的实质。
古往今来，国家形态经历了城邦国家、帝国、民族君主国、民族-国家(na_tion_state)的发展历程，民族共同体形式也随着这一过程展现了从氏族到部落、从部落到部落联盟、从部落联盟到民族的演变和发展。在国家与民族的同步发展进程中，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始终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大事务，很多国家历史上曾经形成过以消除差异、排斥多样为主旨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征服同化、驱赶围困、屠杀灭绝、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等。而一些开明的统治者也曾实行过羁縻统治、因俗而治、和亲互市、分封笼络等政策，但是由于阶级社会本质属性的制约，这些政策并不能够真正实行。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平等理念，包括了民族平等的内涵。但是，在实践上，资本主义无论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族际关系，还是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的族际关系，所谓“平等”产生的是在民族主义伸张下的民族压迫，在种族主义喧嚣下的“丛林法则”。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类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始终没有触及到阶级统治这一本质问题，某些开明的政策也仅具有缓解民族矛盾的统治策略意义，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民族矛盾、解决民族问题。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预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其中，对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而实现这一必由之路，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为人类社会指出的根本方向，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所持的根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论述，融汇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中，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与国家学说联系紧密。其基本立论基础是始终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立场出发观察和论述民族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探索、研究中，对民族现象及其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民族-国家(Nation_State)时代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对民族问题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对人类社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给予了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民族这种人类共同体形式的形成和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国家学说加以研究，将民族问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进行思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建立的过程中，从沙俄帝国的多民族国情实际出发，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道路，同时从西方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出发在民族问题、殖民地问题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原则做出了阐释，通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理论的斗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斯大林遵循列宁的思想，对俄国的民族问题、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苏联建立和发展中的民族问题进行了有所深化的研究，在关系到民族理论的某些基本原理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纵观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建立，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都面对着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任务。在这一实践中，这两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民族压迫、消除民族对立关系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这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都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经济社会落后和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度，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总体预见存在着时代、阶级条件和国情等方面的重大差别，包括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在内的所有社会问题也都面临着新问题。如何在条件迥异的具体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考验。
20世纪90年代，建国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大厦在政治演变中轰然倒塌。世人从各个方面去探究其解体的原因，但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最终倾覆联盟大厦的杠杆，主要是依托于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专区普遍高涨的民族主义势力。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包含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过程中，政治演变引发的族际冲突，不仅加剧了社会动荡和思想分裂，而且导致了武装冲突和国家裂变。这种现象也普遍发生在被迫遵循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东欧地区，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垮台和人头落地，导火索就是蒂米什瓦拉的匈牙利人问题；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下台，则因大批土耳其人外迁引起的社会问题而使反对党一举夺权；虽然捷克斯洛伐克的两大民族“和平分手”，而南斯拉夫则在血与火的冲突中经历了10多年的民族分裂和国家裂变，2006年塞黑联盟的再度分离并没有结束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2008年2月17日塞尔维亚和国际社会又面对着科索沃独立建国及其对巴尔干地区局势的影响，等等。
这些现象，从表征上突出地反映了前苏东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由此也导致了西方政要所谓“民族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的判断，所谓“失败论”、“历史终结论”等论调纷至沓来。然而，正当西方世界为“共产主义大失败”和“所有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都将步苏联后尘”而弹冠相庆之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种族矛盾、民族冲突、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普遍高涨起来，属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分裂、种族冲突、部族仇杀、教族矛盾也纷纷爆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和国内动乱，大都与这些问题有关。这也导致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笼，即试图从非意识形态、非社会制度的视角，以宗教、语言等文化差异来解释冷战后的国际冲突，从而在多极化发展的世界格局中重新确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优势。亨廷顿有关世界范围的“文明冲突论”及其缩小版——美国的“文化冲突论”，
试图从文明、文化的角度释读族际冲突，而事实上不过是为以所谓美国为核心地位的“西方文明”、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为核心价值的“白人至上”观念的辩护，充满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族际政治理论的悖论。
总之，冷战后西方世界提出的种种重新解释世界的理论，都试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阐释和影响。
然而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后，任何政治思想都未能提出复杂的思维和远大的目标。”
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虽然距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今时代已相当久远，但是实践证明包括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解决民族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和成就，则在不断证明着“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一论断。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的研究和科学理解，不仅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人类社会这个民族大千世界正确处理和科学解决民族问题也具有深远的未来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前苏联(含东欧)、中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之中。其中，前苏联的研究较为系统且影响广泛，在相当长时段内处于权威地位，但不乏僵化的范式；中国民族理论界虽然受到苏联学派和观点的影响，但力求结合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实践，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路径并取得一定成绩；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具有较宽泛的学科视野，与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联系紧密，注重学理性分析。在这些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有关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演变，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民族运动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等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中国学界对经典作家有关民族问题基本观点的研究和阐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教科书式的研究框架和诠释民族政策的研究取向，在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失，如对经典作家对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权等基本观点的研究就长期未予重视。同时，民族理论学界在展开学术视野、吸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尤为不足。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前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无论是在前苏联东欧范围，还是西方学界，乃至中国学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将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甚至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身的评判。事实上，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失败，是遵循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理的结果？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理论上的充分回答。其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的研究并不充分、并不深入，甚至存在理解的误区。毫无疑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是如果对真理本身的理解不确、甚至有误，那么实践的错误会更加深重地掩盖真理的本意和埋没真理的光泽。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科学、准确和全面地理解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并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出发加以阐释，是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理解和研究，不仅需要从确指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具体对象等方面着眼，而且需要从变化的实践过程、社会发展、当代意义等方面思考。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观点现实指导意义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中国学界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研究的着力点。
本辑《论丛》收录的论文是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研究的部分成果，这些论文较为集中地讨论了经典作家有关民族理论方面的某一或某些基本观点，包括对基本概念的探讨。这些论文在解读经典作家相关论述方面虽然见仁见智，但总体上体现了对经典作家关于民族问题基本观点的基础性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显示了学界力求准确理解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取向。限于篇幅的要求，本论集虽然难以更多地收录相关的学术成果，但是这部论集的基础性研究指向，有助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的关注和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在纷然杂陈的国际学术思潮激荡中去阐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观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从而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民族理论研究的现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