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组建军委总司令部

南昌起义后，叶剑英随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不久，叶剑英又参加了张太雷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他来到了苏联莫斯科学习。1931年4月回国，进入中央苏区。

回国后，叶剑英被周恩来安排到苏区中央局军委参谋部工作。

叶剑英到达军委总参谋部时，第一次反“围剿”已经结束3个多月了，军民们还在为胜利而欢欣鼓舞。叶剑英在参谋部担任编辑委员会的总编辑，负责收集红军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著述。

1933年，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压境而来的敌人，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会上，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支持一些人“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者退出苏区摆脱敌人的主张，毛泽东、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主张仍然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因为两种意见不能统一，不得不又召开各军军长、政委的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方针。

但在如何打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有人建议先打弱的，有人提出先打强的，毛泽东却主张先打中的。他说：“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先在赣江西边打兵力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我军就可以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和建立根据地。”

任参谋长的叶剑英

最后，毛泽东坚持的打法取得了胜利。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续打了1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又一次打败了国民党20万军队的“围剿”。

参与了这次战役指挥的叶剑英，欢欣鼓舞。

这一年，红军第三次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11月15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主席。随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委员兼总参谋部长。

1933年5月，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在瑞金组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同设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分开，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在前方指挥作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同时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任命叶剑英为军委总司令部参谋长。

这是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连续打破国民党的3次军事“围剿”，军民士气更加高涨，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根据地里仍是热火朝天，特别在红军部队和各机关里，更是沉浸在欢乐之中。

作为参谋部长的叶剑英，并没有被胜利陶醉。敌人还会来“围剿”的，他的任务是协助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作战，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司令部机关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必须加强它的建设。为此，叶剑英开始筹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的工作。

这是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各方面都处在摸索和发展之中，有不少东西是从旧军队中沿袭下来的，司令部的建设也不例外。

叶剑英虽然到达苏区的时间很短，但已从实践中看出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参谋工作制度不那么适应战争的需要，组织分工不够完善，和部队的联系不那么畅通。随着部队的不断成长发展，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样的司令部机关在战争的指挥上会造成失误，甚至导致失败。作为参谋部长，他决定解决这些问题，使司令部机关更好地为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服务。

怎样加强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呢？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苏联红军的那一套，都只能参考，不能照搬照用，必须从红军自己的实际出发。叶剑英开始深入调查部队情况，然后又反复认真地进行思考，不久大概的盘子有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把握，即应该建多大的机关，是精干一点还是庞大一点？这是全军的领导机关，要短小精干，办事效率高。在干部的选配上要任人惟贤，不分亲疏厚薄。于是，他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些具体设想。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很赞赏叶剑英的建议，给予了热情大力的支持。

根据朱德的建议，叶剑英在总司令部组建了4个职能局：即第一局(作战)、第二局(情报)、第三局(通信)、第四局(供给)，并分别委任左权、钱壮飞、翁瑛、杨至诚为局长。左权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到苏联深造过，曾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事学识渊博；钱壮飞、翁瑛是从白区来的，有丰富的地下和情报工作经验；杨至诚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是红四军的副官，擅长军队的后勤供给工作。

局长确定之后，叶剑英就和他们一起总结3次反“围剿”中参谋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和苏联军队有益的参谋业务。这样做，不但开创了司令部工作的新局面，而且有着红军自己的鲜明特点，更适合作战指挥的需要。比如，作战局除作战科以外，还增设了机要译电科、教育训练科、地面侦察科、生活管理科。这时行军主要靠向导，有人不识地图也就不注意利用它，缴获敌人的地图就随便扔掉。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建议新成立了一个测绘地图科，专门收集地图，组织参谋人员学习利用地图指挥行军作战。

此时毛泽东是有什么样的条件打什么样的仗，叶剑英也是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搞什么样的司令部建设。他组织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从中获取敌军情报；他统一全军的军号号谱，主持召开司号员会议，使全军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军、作息、战斗。他多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开会，讲苏联红军的经验，讲《孙子兵法》，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他还带领参谋们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等，结合实际编写红军自己的条令、条例，从而提高了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

叶剑英所做的这些在人民军队的司令部建设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不但提高了司令部的工作效率，迅速沟通了与其他战区的指挥、联系关系，更好地为朱德等领导指挥作战服务，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参谋事业建设打下了基础。后来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

军委总司令部在沙洲坝的乌石龙村筹建总部机关。

总司令部机关组成以后，迅速建立了各项参谋业务工作，与全国各主要战区的红军领导机关沟通了指挥、联络关系，卓有成效。

叶剑英的参谋工作，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等的高度赞扬，所以，后来红军——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都尊敬地称叶剑英为“叶参座”。 I7bOnh0DeBZCpBVJgqYeZZ0wsLmWqTqLt2aJpn+T4zzsT8UutNDeYlgqM0XPFW7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