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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领导能力和决断力来说，很少有人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相媲美。早在战前他就发出了警告：“战争的乌云密布眼前”，而他的前任却优柔寡断，贻误战机，为世界政坛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除了态度暧昧之外，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特色就是妥协。政治家们不喜欢做决断，并总是推迟做决断，除非被逼无奈。只要有可能，一个政治家就尽量作一个妥协的决定，一个不会冒犯任何人或有损任何利益的决断。而且，政治家喜欢推卸决策的责任，以便出了问题时能尽量减轻自身的责任。
丘吉尔则完全相反，他充满自信，敢于决断，并且为此负全权责任。他崇拜与他同样的人物。1945年，他第一次见到哈里•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突出的自信和鲜明的决断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丘吉尔做决断时很少像大多数政治家那样，官僚办事，拖拖拉拉。他憎恶拖延、妥协、以及中庸和粗鄙的斤斤计较。保罗•迪森谈到丘吉尔时说：“与大多数政治家不同的是，当丘吉尔认为问题有必要解决的时候，他从来不从冲突中退缩。”
丘吉尔一个著名的格言是：“一个受欢迎的领导者总需要保证怎样做最好，至少自己要对此充满信心。”他不喜欢假设和怀疑，一旦要作决策或作出决策后，他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丘吉尔不断急切地督促：“无论确定了什么样的方针，我们现在都必须果断地采取行动。”当然，决定之后他就坚定不移地行动。他不会失眠，不会为自己刚刚做出的决策后悔或怀疑。他喜欢说：“我的特点是事情距离越近，我就变得越自信和果断。”他的另一句格言是：“犹豫不决将一事无成。”
对于丘吉尔的自信和决断众说纷纭。在丘吉尔漫长而多变故的一生中，他与许多重大的决策联系紧密。虽然有时是作为负有职责并有完全处理权的决策者，但更多的时候他是作为内阁委员会或内阁中的一员来参与决策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自信心和一味坚持己见的态度常常激怒那些更传统而折衷的同事们。没有什么人曾去了解他的自信心对决断的重要性，也没有人将它与其他政治家那些折衷的决断进行对比。他的朋友伯肯海德勋爵曾说：“温斯顿总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一旦出错时，哎，上帝!(那简直不可想象)”很少有人用这样的话语评价同时代的人。
丘吉尔的决断能力主要是由他的自信造成的。即使面对团体的阻力和惰性，他仍然坚信自己是正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就写道：“许多伟大的探索，在某些困难和阻碍下不得不放弃了。”他在1915年写道：“不做事有什么难?而做好任何一件事都不容易。”领导者光有好主意是不够的；自信、动力、决断和实施同样重要，但它们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好主意太多了，需要的是信心和实施它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向著名作家亚瑟•科南•道尔(《福尔摩斯》的作者)说道。
正是这种自信和克服团队惰性的驱动力使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丘吉尔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行动而行动。如果这样看待丘吉尔，就未免太不公允了。的确，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说过：“我从来不担心行动，我只担心没有行动。”但许多次，当他的判断力告诉他采取任何行动都是不明智的时候，他就建议拖延或者按兵不动。丘吉尔认为，困难时期在任何可能成形的计划和想法前面，都树立着“无数阻挡的高墙”，而自信是克服阻碍的有力武器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说：“困难的是，不在于赢得战争，而在于说服人们——说服那些傻瓜相信你会赢，并让你赢。”
自信、果断而无畏的本性，的确是使丘吉尔成为一个杰出领袖的原因，也正是丘吉尔、林肯和华盛顿这样杰出的政治家才使政治的地位不断地从平庸之才、犬儒主义和野心与权利那里恢复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反思说：“为了在同类中称王或显赫，权力被认为是合适的基础。”对这种政治家根本动机的普遍看法，在此前20年，他就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来了：“有能力追逐权力，并正当运用权力，是人最高贵的职业之一。”
【狮子的忠告】
一个杰出的领导者从来不担心行动，他只担心没有行动。他不喜欢假设和怀疑，一旦要作决策或作出决策后，他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相信自己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