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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站在这混合着魔力与矛盾、东方与西方、摩登又颓旧的上海滩时，有片刻里意识会混浊，会想要定睛再瞧瞧这真的是上海吗?
“到西安看坟头，到上海看人头”，上海滩的人头果然以“攒动”方可形容。在这样的攒动状态，我会陡然片刻里想要蹲下身来。白日里如潮水的人流车声滑过耳膜，街上开始走动着匆忙的脚步，看似精明的人从眼前走过，一派朝气地往摩登高楼的办公厅前去。
而就在摩登高楼的背后，却是一个仍不可死去的旧上海，隐藏在弄堂里仍有着旧面孔，虽简陋却有着生活气味，在城隍庙和大小公园内，上海老人跳着舞，有的且大跳探戈、练太极，有的在咿呀咿呀地拉着胡琴，喝茶聊天。石库门窗口处，有的是就着大街到处晾晒着花花绿绿的一家子衣服，但就在那极民间气味下，门开处却端然走出一个蹬着高跟鞋的时髦现代女子。
女人画着细眉，眼眶烟黑熏黄，嘴角倔强似的有一种冷淡。
西式餐厅满街有，旧式弄堂也依样飘来豆腐香。有些对象、有些口味，它们从来没有逝去。
说穿了只是精神的依赖形式迭有更替，包装略有不同，生活底层的食色欲还是一样。三十年前沉下去的月亮，如今又浮了上来，风花雪月还是风花雪月。
“文革”时期上海的停滞像云烟往事，哈一下就杏了去，不过像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般被短暂停格而已，喊一声扭转一下，上海就又快速动了起来。
上海人实际，在喟叹人生滔滔消殒中，骨子里还是实际世故的。许多人把生命的精华挥发在美食大餐上，菊黄蟹肥脂的秋天美食亮澄澄的，就是开胃菜的甜莲藕片也让人食欲大开。在一家位于淮海路，上海艺文界人士颇爱去的上海电影文艺沙龙锦亭酒家里吃着餐，上海乐音浓浓流泻，此景此食，倒又让我喜欢上海了。
上海人享受，这享受是要带着品味与个性，他们很少提及自己师承于谁，样子好像是自体繁殖似的，有时无天也无地，天生就拥有的自信，即便这自信带着盲目式的骄傲，即使别人看了很不爽。他们知道要“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即使出洋到国外的上海人，还是骨性依然如此，到哪他们都会想起自己的身世来自上海、在上海，外国人听得懂上海，上海出来的不会寒酸；Shanghai，Shanghai，说到尾音的hai时，眉毛尾角还得扬一扬。
我常想起我在纽约皇后区时的上海女房东，她不占我便宜，但也不会太善待，我也欠她一分不得；见面时她温和但也不大有微笑，有事有信一定帮我代收且丢进门缝给我，连敲门都简略。我见过她和男人大声吵架的架势，别人几乎无法动到她一根头发，但她却几乎要狠甩那男人一巴掌。她把整栋房子仔细地划分，一栋楼分租了好几个人，但又不显得拥挤。
是的，她们很擅长世间事，疏离和温的拿捏颇有分寸；我虽不喜欢她，但似乎也无法对她发牢骚，顶多只能希望厨房不要有老鼠。
这是几年前我遇到的上海女人，而这上海女人也已过时了。
上海人对爱情、对快乐一直相信着，或正确地说是他们根本不相信爱情，也不相信永恒的快乐；他们无疑地更相信无常，更习惯变化，更接受悲愁在人生旅途里永不缺席的事实。所以他们不谈政治，这不符合上海人自由又自我的胃口，他们宁愿满口生意经或是沉醉男欢女爱，这是建构在经济里的风花雪月。这风气有其来由，老上海大亨谁不是三妻四妾的，想当年杜月笙时代，在此广下英雄帖，名角名旦以赴沪攀大户为荣；杜府堂会里，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戏中儿女情长，戏外生意兴隆。
如今这等气派不见了，然而戏码犹在，遗风仍吹拂。生意场和爱情合而为一，当然就不能不讲究衣装和身分，似乎也是这座城市的一种生活法则。于是上海外滩的繁华夜风总是吹啊吹的，抖落一地的殖民颓唐繁华，隔天清晨又是小弄巷充溢着既残花败柳又繁忙营生的况味。
我曾经向往在上海走一遭，居一回，我以为我的前魂一角曾在此流浪过。当我抵达上海夜空，当我行履在上海外滩，黄浦江的海风吹拂，周边的夜灯繁华闪炽如星火，气息在驯养中带着原始，魅惑里渗着传奇味。在那一刻，我被那浓厚的光鲜物质与曾有过的殖民异国气息惊得片刻说不出话来，像突然有只巨手暗暗地张牙舞爪了起来，往我体内探去：瞬间我被掏了空，沉沦下去。
这是上海滩的迷离夜色。一切白日里暗巷的伧俗和弄堂里的营生味全都抿了去，就剩一个个游荡在物质世界里的无数旅人在东张西望着，外滩上的百年西风建筑像上海小姐般地在暗夜里媚媚生态着，闪亮着各色光线，绿紫红黄白……交错又离身。那个断腿的行乞者拄着拐杖来来回回地向我索钱，低语着“小姐呀”声音拖得极长，行乞也不太经心似的：然后又来了个抱小孩的妇人，也是喊着“小，姐呀”也许我天生就长得一副不是上海女人的模样，我的皮肤不够白；我说话不够嗲，我的脸庞有太多沧桑棱角，我的眼睛过于锐利，我对乞讨者有着过于滥情式的怜悯，我的背包里放了相机和一本笔记本、一支口红……我是个台北女人，女人里的作家。
我和他们不同，我留意着许多细节、许多琐碎、许多过往云烟。这里地下道的摊贩多得不得了，他们总是眼睛转啊转地，骨溜溜地盯着有无公安来袭检。
在极物质的城市，相对的就会产生人潮，人潮里夹杂着丐帮和小贩，因为城市人多、机会多。十里洋场，就在和平饭店外围的南京路上一路迤迤而过，四周尽是拥挤的肉身。和平饭店内的老爵土乐流泻于外，恍惚以为自己来到了30年代。
可什么是30年代?40年代我母亲还未面世，而我在哪里?路上有人发着广告传单，SPA美容和算命；瘦身风吹到了这里，处处是赚女人钱的行业——“红火”的行业，他们把很流行说很“火”、很“红火”；一张广告单写通灵人土看出某某女星的前世是北宋青楼艺妓。我望着眼前江水，想着前世是北宋，北宋至今近千年，这千年光阴里，这人在哪里?她的游魂飘去了哪?
说给上海人听，他们笑我多心思。
除了行乞人的低语外，这里的人可一点儿都没有我想象的，应有着苏杭人般的吴侬软语；可能是街上人多，也可能是城市的生意算盘性格，人们说话的声浪奇大，且腔调也不柔软，反而我这种来自岛屿的人，声音显得薄弱和低款。
我向上海妇人探寻上海事，她说这城市现在是“一流美女嫁老外，二流美女上夜班，三流美女带小孩”，她接着笑说那么你属于第几美女呢?我一时想起我夜晚写作的状态，想想自己竟是“上夜班”的二流美女。但若要照这上海俚语，那么要当一流美女也不是什么难事，问题是自己的人生走向并不是这样被定义的。当然这里开玩笑的成分多，但也反映了上海外商多的现象。
夜晚行经绽放蓝光的延安高速公路，见到成排洋房，上海人说那是“鸟区”，我听了觉得有趣，原来是指台商在此包养美丽“金丝鸟”的外称。上海的红男绿女，让我不禁惘然起来，我确信这城市里的某个部分对生命是挥霍的，挥霍至只要拥有，一切大可不管的地步。当物质把人心提升至此，我不知该说是升华还是沉沦?上海男女在急速混血中，上海愈发多元化、异域化，愈来愈看不出过往路人中哪个像上海人。
三四十年代的长衫与旗袍，好似已失去了它的浓浓气味；上海原有的许多细节风格可以慢慢体会，但这些细节却已在时间的飞速中慢慢消亡，连上海人都说只要一个月不出门，那么连路、怎么坐公车都不会了呢。上海人正大幅迈向改写历史、地理的商业行程里，它看似繁华似锦，却也难逃记忆消失的无奈。上海处在顶端潮流与历史灵魂徘徊不去的两极间，在这两极间它产生了海派作家、海派食物、海派性格、海派时尚。
上海男人出了名的居家软调性格，煮饭、带小孩、买菜……他们可是很行的。
“海派”台湾都说成“阿莎力”。
上海女人可说是“最敢穿”的城市人，连在街上都可见到把睡衣穿出来，一脸惺忪的女人，手里挂着豆浆晃啁晃地，趿着步履回家。
上海人在商言商，以钱来度量，上海男女的关系也有一种微妙，一种像小调小曲般的和谐。即使自家的女人到酒馆和其他男人作陪，这女人的男人竟还会来酒馆接她下班。上海男人有的还会提个篮子上菜场买菜做饭，北方汉子笑上海男人不像个男人，意指不是那种会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豪放之辈。
上海人似乎自有他依存的生活模式，他们可以依靠生意、依靠时尚、依靠美食，甚至依靠极端个人化的生活来突显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品味与存在。
就像单脚行乞者以眼神行乞，就像写《上海宝贝》的卫慧以个人身体为性爱实验场来下笔为文，就像和平饭店以胸腔之音吹奏老爵士乐的乐手，这是一座身体和身体极端对撞，再碰出火花的城市，没有身体，这座城市的物质文明将没有了依归与注目。
这里虽然天空雾蒙蒙，但人的颜色却鲜明。一切既真实又恍然身在镜花水月，而镜花水月早已转成空。
旧时代的上海气氛在外滩里有了还魂的时空，而这座上海城市的名人多如过江之鲫。在上海滩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回，我觉得隐藏在旧时代的男欢女爱、戏子和烟赌娼的人生故事恐怕还是最引我好奇的。就像广告月份牌的女子般，她们凝结在一种不曾消亡的时间里，随着海报不断被复制再复制。烟花巷弄的摩登女，纸醉金迷，醒来时即使世界突然变了个样，上海还是上海。
醒来世界即变了个样，于是每个对象在此都以最快递嬗的步伐前进，于是时尚推演迅速，而人们在此行走，最后都有了一种既疏离又紧密的过客心情。不独是上海过客，也是人间过客。因是过客，所以有花堪折直须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