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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讨厌女人
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戴高乐将军也有自己的顾问参谋班子，也有自己的智囊团，但他又和许多领导人不一样。他勤于思维，才华横溢，当他于1959年1月8日入主爱丽舍宫时，已69岁高龄，具有了一般人难有的悲欢离合的情感和道德的修养。所以，戴高乐对待自己的顾问和参谋有着不同于他人的三个特色：不与女人为谋、需要唱反调的人和恪守“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戴高乐一生讨厌女人干预政事。大概，他首次对此有切肤之痛是在雷诺组阁之时。雷诺是在1940年绥靖主义的迷雾笼罩着巴黎的时候组阁的。当时法国的多数军政要员都醉心于“祸水东引”，希望尽早结束“奇怪的战争”，与希特勒媾和。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魏刚被雷诺任命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后，也因他临时组织起来的“魏刚防线”势如破竹地被德军所攻破而悲哀地说：“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的最后防线已经完全崩溃。法兰西战役已告失败。”法国的另一位元老贝当也认为法国早就输定了。
这时，刚刚被提升为准将的戴高乐成了雷诺新政府的国防部副国务秘书。他的态度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战斗，不论叫我打到哪里，不论叫我打多久。不打垮敌人，洗雪国耻，决不罢休。”然而，在雷诺身旁不仅有魏刚、贝当这些一心想投降的元老宿将，更有一位妖艳妩媚的一心主和的情妇，她就是德•波特伯爵夫人。这是一个喜欢参政的野心勃勃的女人。她不停地在雷诺耳边讲着同一句话：“停战吧，亲爱的!继续打下去又有什么用?兵临城下了，投降吧，保住我们的美丽的巴黎吧!”在主和这个问题上，她串通了雷诺身边所有的人，鼓动他们只把一句话送到雷诺的耳中：“和吧，不能再打下去了！”她为此展示了一个得宠情妇的全部花招：笑、妩媚、眼泪和哭闹。
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本来就摇摆不定并倾向于和的雷诺，被这位伯爵夫人搞得更加焦头烂额，他心怀畏惧地把她称为几乎无所不在的“主和旋风”。
戴高乐对此深为不满，他奉劝雷诺，离开这位伯爵夫人和魏刚，在目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法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你不能带着一位主和的情妇和一位要走求和路线的最高统帅走上战争之路。
但雷诺没有听从主战派戴高乐的意见，却被这位伯爵夫人的意志所左右。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和雷诺举行了一次会谈。
这时，德•波特夫人再次插手干预国事。她把雷诺的惟一随行人员国务秘书博杜安找来，不厌其烦地说：“告诉保罗，我们必须投降，我们必须结束战争，必须停战！”
雷诺在会谈中向丘吉尔表达了要与德国单独讲和的愿望。戴高乐闻讯赶到会场，得知雷诺停战投降的决心已定时，十分沮丧。他对雷诺说，你是个被围困在碉堡里的指挥官，法国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怎能听从于那些不战自降的元帅和夫人?当法国内阁最后一次讨论是战还是降的问题时，德•波特夫人又一次给雷诺递条子，要他不要缔结英法联盟。雷诺又一次屈从，于这次内阁会议后宣布辞职。雷诺与其说成了投降派元帅与将军们的附庸，不如说成了主和派情妇的牺牲品。
戴高乐把从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中所得到教训总结为：不能让女人参政，不能与女人，尤其是最亲近的女人为谋。多年后，从他一当上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起，他就把前总统办公室里那些花枝招展、爱说闲话、喜欢在各个办公室之间串游的女秘书们统统轰走了。在他的十多年的任期中，在他的顾问和参谋人员中，甚至在他的阁员中也没有一个女人。
对于那些想以丈夫的战争功勋来为自己捞取参政资本的遗孀们，戴高乐同样十分讨厌。一谈到这些人，他总是气愤地说：“跨过莱茵河的毕竟不是她们!”
他从不和夫人谈论政事，戴高乐夫人也从不参政，从不做那些总统夫人们做惯了的替丈夫收受礼物、呈递书信、冒名顶替地写字作答、假传“圣旨”的事。她只关心戴高乐的健康：不能喝白酒，不能操劳过度；她只关心他能早日不当这个总统，好有更多的时间能和她在一起度过所剩无几的风烛残年。
同时，戴高乐也禁止子女和亲属们参与政事。他没有指派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在总统府和政府里任职，没有任何重大的事件与他们私谋。他一进总统府就对礼宾处规定，一年之中请他的子女们来爱丽舍宫参加招待会不得超过两次。戴高乐夫人甚至给礼宾处交代，没有事先和她打招呼就不得邀请她家里的人。
需要唱反调的人
戴高乐本人文笔优美，又勤于写作，因此，他和智囊团中的重要组成人员——“笔杆子”的关系就很特殊，他需要这些人，需要他们就他指定的题目撰写发言稿和文章。但这些“笔杆子”为他撰写的东西，常常不能为他所用。
有一次，一位智囊为他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自认为十分满意。可当第二天他拿到戴高乐阅过的这份稿子时，他失望了。戴高乐已把它改得面目全非。这位智囊认为这表明戴高乐对自己很不满意，已经面临着被辞之祸，于是尴尬地问，他是不是还有必要留的总统府工作。戴高乐淡然一笑说：“当然有必要了!我需要一份讲演稿，为的就是和他唱反调。”
戴高乐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身边的智囊进行运筹于帷幄中的较量，来加深和发展自己的思考，来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决断，来和自己想象中的论敌或政敌进行争斗。
他要求顾问和智囊不断地给他写报告、文件和备忘录。当他面对他们时，就像面对能言善辩、勤于思考的饱学之士。戴高乐是个来文必复的总统，他阅过的文件在第二天一定要退回给作者，并在文件上面留下他的意见，即同意、否定、争议或是赞扬。对这些顾问和智囊们的这种关系是由他终身所信守的一句格言决定的：为了思考，只需要宁静，而为了写作，只需要一小块空间就够了。
与部下保持一定距离
军旅生涯使戴高乐建立了一个座右铭：“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他和顾问、智囊和参谋们的关系。在他十年多的总统岁月里，在他的总统秘书处、办公厅和私人参谋部等顾问和智囊机构里，没有什么人的工作年限能超过两年以上。他对新上任的办公厅主任总是这样说：“我使用你两年。正如人们不能以参谋部的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你也不能以办公厅主任作为自己的职业。”这是戴高乐的规定。
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在他看来，调动是正常的，而固定是不正常的；二是他不想让这些人变成他“离不开的人”。前者明显是军队的影响，军队总是流动的，调动的，没有始终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军队；后者表明戴高乐是个主要靠自己的思维和决断而生存的领袖，他不会容许身边有永远离不开的人。
只有调动，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而惟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保证顾问和参谋的思维和决断的新鲜和充满朝气，也就可杜绝年长日久的顾问和参谋们利用总统和政府的名义来营私舞弊的恶果。
戴高乐对这一原则的执行是毫不留情的。
他的第二任办公厅主任是他战时的支持者，他们的关系相当好。两年后该人离去，他为了向后任交代必要的文件和工作程序，在调离后的初期还常来办公厅。戴高乐见后，极其严厉地问：“此人为什么还在这里?”戴高乐无情的冷漠使第三任办公厅主任惊讶不已。
这就是戴高乐，这就是只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任何他人的戴高乐。他承认和吸收他人的智慧和谋略，但这时这种智慧和谋略已经是化为他自己的了，他为此前行不止，无所顾忌。无论这种智慧和谋略带给他的是失败、挫折，还是长期的孤寂与等待之后的东山再、起，他都百折不回。
戴高乐并不想终身为人君，也不想成为法兰西的一个尊神。他对爱丽舍宫从一开始就有不能久居之预感，他对生死也淡然处之。他曾对一位记者袒露过自己的心境：“任何事物都有尽头，任何人都有末日。‘戴高乐之后’无论如何是会发生的，可能是在今天晚上，也许是六个月之后，或是一年之后!”
对于这样一个戴高乐，这样一个崇尚个人智慧和谋略的戴高乐，有没有什么他人的智慧和谋略影响可言呢?很多人都犹豫不定，很多人都说如果有的话，那就肯定是安德烈•马尔罗。他是法国著名的作家，戴高乐的密友，戴高乐政府的第一任文化事务部部长。而马尔罗怎么说呢?他说，他只不过是和戴高乐私下谈话的时间长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