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期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仪礼》的文章选集。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早有晚，其中大部分篇章可能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作品。
传统说法认为，《礼记》的编纂者是西汉儒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做《大戴礼记》，到了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而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做《小戴礼记》，即是通常所谓的《礼记》。
东汉末年，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使《小戴礼记》影响渐大，由“记”升级为“经”。到了唐代，《小戴礼记》被列为“九经”之一；而到了宋代，更被列为“十三经”之一，成为士子必读之经典。
《礼记·大学》在唐代以前并不特别为人所重视。到了唐代，佛教兴盛，儒学日衰。为了扭转颓势，韩愈等儒学家引用《礼记·大学》中的文字，阐发儒家“修齐治平”的思想，试图以此与佛学相抗。此时，《礼记·大学》开始为人关注。
宋代以前，《大学》并无单行。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以《大学》赐给进士王拱宸等，这可能是《大学》单行的开始。此后，程颢、程颐兄弟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作了《大学》改本，编定了《大学》的章次，并把《大学》一书抬到极高的地位：“《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至南宋淳熙年间，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又进一步发扬了二程的思想，对《大学》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和编订。他把全文分为“经一章”“传十章”，其中：“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他还认为，“格物致知”一章已经缺失，便自己作了《补传》。经过这些改动，朱熹整理本的《大学》和《礼记·大学》就有了很大不同，后人就将前者称为“致本大学”，而后者称为“古本大学”。经过朱熹的整理，“致本大学”渗入了更多的理学色彩，突出了对“心性”的重视，有了更多的哲学意味。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所注的《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元史·选举一》）从此以后，直到废除科举，朱熹所注解的《大学》一直是中国读书人熟读成诵的经典。
《大学》的作者是谁？《礼记》并没有说明。宋代的朱熹认为：《大学》的“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意即，经文部分是曾子所述的孔子之言，而传文部分是曾子门人所记录的曾子思想。曾子（前505—前436）名参，字子舆，他和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著名弟子。
朱熹的说法虽然影响很大，但是这一说法也受到普遍质疑。在当代学者中，冯友兰等人认为作者属荀子一派；而郭沫若等人认为作者属思孟一派。张岱年则认为是“战国时代儒家学者的著作”（《大学浅解》序，郭兰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考虑到众说纷纭，暂无定论，所以本书仍沿袭传统的观点，把曾子作为《大学》一书的作者。
李春尧
2011年9月于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