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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后的小册子，以及《联邦论》，记录的都是“参与者”的观点与经验。行文中带着高度的迫切感与说服的热情，是其优点，当然相对的缺点就是少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少了对于这样一场革命带来的政治大改变，在美国以外其他地区是否具备普遍意义的讨论。
客观分析和普遍意义的讨论，正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最大的贡献。托克维尔是个法国人，他的书是用法文写成的，显然刚开始是以法国读者为对象。这原是一本向法国人介绍美国革命、美国政治制度的书，是为一群对于美国没有什么认识的读者而写的书。他当然没有打算要将这样的题材写给美国人看，更不会预期到他的书后来竟然吸引了那么多法国以外的读者，甚至包括大批的美国读者。
如果预见到会有许多美国读者来读他的书，想从他的书里找到一条自我理解的管道，托克维尔当年还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吗？
在书籍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趣的对照、对比，那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写的《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一本分析解释日本文化的书。本尼迪克特动笔写《菊与刀》时，一句日语都不懂，也没有去过日本。更糟的是，她还不可能有机会去到日本做调查观察。因为那时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美国对日本宣战，两个国家处于敌对的战争状态中。
事实上，就是珍珠港事变、对日宣战，刺激了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出于战争需要，美国政府必须对于新的敌人有所了解，以便作为拟订战争策略的参考。了解敌人的一种方式，就是进行人类学式的文化研究，看看日本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日本人相信什么，又会有什么样的基本价值态度。
本尼迪克特接受了委托，凭借着她对于“文化模式”的长期思考，设定了一套认识日本人、日本文化的问题。但她要到哪里去找到日本人来让她问，来做她的受访者（informant）呢？
到日侨集中营里去。美国对日宣战后，强制所有在美日人，包括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包括日裔第二代年轻人、小孩，不得在社会上自由活动，都得被拘留在集中营里。没有学过一天日语，没有待过一天日本的本尼迪克特就到集中营里和这些日裔美国人相处，做她的田野调查，写出《菊与刀》来。
如果不是处于战争非常状态，本尼迪克特不可能只靠这么有限的调查资料，就写一本分析日本文化的书。如果不是有迫切让美国人掌握敌人日本的基本面貌需求，本尼迪克特恐怕也不会那么快速写出一本书，马上印刷出版。然而这样一本调查条件严重不足、迫于现实仓促完成的书，出版后不只影响了美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战争结束后竟然译成日文，卖回日本，在日本成了畅销书，也影响了日本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认知！
不久前，我到日本去，在东京地铁看到一本免费杂志，叫《R25》，那是专门办给二十五岁左右年轻读者的刊物，我看到的那一期，封面大标题是“耻文化？”，里面用了几十页的篇幅做了大专题，讨论日本的年轻世代是不是“耻文化”下的产物。“耻文化”这种说法，不是传统的日文，是从英文Shame Culture翻译过来的，而Shame Culture正就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出来定性描述日本社会文化的一个主要观念。
Shame Culture对比西方的Guilt Culture，是本尼迪克特用来帮助美国读者了解日本人的关键切入点，日本人没有原罪观念，却有强烈的集体评判，所以日本人做什么不做什么，在意什么不在意什么，主要不是出自内在的是非善恶信念，而是考虑外在周遭众人的眼光与意见，被发现做出了不合一般仪节的行为，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
本尼迪克特的分析，半个世纪后，还在影响日本人的自我形象讨论。真是令人惊讶。
《论美国的民主》和《菊与刀》类似之处，在于作者托克维尔和他分析、描述的对象 ——美国 ——也没有那么亲近、密切的关系。托克维尔比本尼迪克特好一点，他写书之前，到过美国，对于美国有第一手的观察资历。好一点，但也没有好太多。
托克维尔去美国时，还不满二十六岁，前后在美国待了九个月时间。然后回到法国，几年后写出《论美国的民主》。比较一下，我二十四岁去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连续住了六年才回台湾，好像我会比托克维尔更有资格来写《论美国的民主》吧？
当然，这是玩笑话。托克维尔的书，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产生的，历史情境使得这本书能够在大西洋两岸都赢得众多读者，那样的历史背景，跟本尼迪克特的书在战争中写作，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在日本流行的历史背景一样，都是无法复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