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巾事变一百多年后，游牧民族占领了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其中一个政权国号为赵，历史上称为“后赵”。

后赵帝国的皇帝石勒的身世非常传奇。他是奴隶出身，一路拼杀，最后竟然成了开国之主。

佛教在中国的处境因此发生了巨变。

石勒不傻，他知道利用儒教维持统治有巨大的优势。他原本属于游牧民族，但是在建立自己的政权后，特意使用了汉人曾经用过的国号“赵”，意思是希望把自己的政权纳入到儒家体系中，自己想当一个属于“三纲五常”系统里的儒家帝王。

可是石勒是少数民族，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儒家特别强调“华夷之别”，说少数民族野蛮粗鲁，根本不算文明人。因此石勒在使用儒家系统的时候，天生就吃了亏。

为了弥补儒家系统的不足，石勒想到了佛教。就在他打算要在中国北方长久统治的时候，他开始重用一位从西域来的，叫做佛图澄的僧人。

因为石勒的重用，佛图澄在后赵帝国中极为尊贵，地位甚至超过了王公贵族。石勒和他的继任者们尊称佛图澄为“大和上”、“国之大宝”。上朝的时候，只要佛图澄到来，满朝文武都要起立向他致敬。皇帝还规定，监察部长每天都要早晚两次向佛图澄请安。

以这种尊贵来论，佛图澄可以堪称国师了。

有了皇帝的推崇，佛图澄在平民中的威望也很高。后赵百姓在吐口水的时候，都要先想想佛图澄大师人在哪个方向，要是大师在东边，就不朝东边吐口水。帝国境内，佛教大为兴盛。到处都是庙宇，百姓争先恐后出家为僧。

佛教在中国终于兴旺起来了。

不过我们这章的主角不是佛图澄，而是他的徒弟，一个叫做道安的年轻人。

道安的家在今天我国的河北省南部。道安出生前不久，这里还是晋帝国的领土。

道安家世代都是儒生。刚才说过，儒家非常鄙视外民族。按照常理，一个接受儒家教育的人，很难去信仰一个来自外国的宗教。

但自从石勒席卷中国北方，情况就不同了。

就在道安出生的前一年，匈奴攻入了晋帝国的首都洛阳。晋帝国皇帝以及无数的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嫔妃宫女都被异族俘虏。皇宫被焚烧，皇后当了匈奴的老婆。皇帝的侄女流落民间，被卖到普通汉人家里当奴仆，惨遭虐待。

皇帝本人也受到百般凌辱，被当做低贱的仆役。匈奴首领出门打猎的时候，命令曾经的皇帝穿着军人的服装走在队伍前面，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市。长安的百姓认出了自己的皇帝，“聚而观之，故老有泣者” 。

汉人担心了数百年的危机变成了现实：中国北方遍布游牧民族的刀锋。

生活在这一时代的陶渊明作诗说：“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汉人过的都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躲避乱世也就成了头等大事。

道安7岁的时候，石勒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后赵政权。此时石勒重用佛图澄也已经7年了，在朝廷的影响下，中国北方已经拜佛成风。既然佛教是朝廷鼓励的宗教，那么出家为僧也就成为汉人躲避灾祸最有效的手段。

道安幼年家道中落，小时候住在表兄家。道安在年仅12岁的时候就出家了。这么小的年纪，出家不大可能是道安自己做的决定。从他表兄的立场讲，可能是为了道安的生活考虑，才让他进入佛门的。

但道安不只安于避难。

他在23岁的时候来到了后赵帝国的首都，见到了佛图澄。

道安相貌丑陋。中国的知识界向来有以貌取人的习惯。佛图澄的弟子们一见到道安的长相，都觉得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只有佛图澄在交谈中发现这位年轻人佛学精深，立刻决定收他为徒。

这成为道安佛学之旅的转折点。使他一跃进入中国北方最高级别的僧人团体之中。

——但是，道安为什么要钻研佛学？

只是为了避难的话，道安只要安心在寺庙里呆着就是了，他为什么学佛法呢？

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问题问得多余？

您可能会说，出家人研习佛法，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就算道安原本是为了避难出家，那他出家以后接触了佛学，对佛学产生了兴趣，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个问题的奥妙在于：中国佛教并没有自己的启蒙教育。

佛学典籍里没有《三字经》，没有识字课本。一个人就算你再喜欢佛法，你要研究它，你也得先识字，先能阅读对吧。那时候要想启蒙，只能先学儒学。道安也不例外，《梁高僧传》说道安“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说明他出家前就受过了儒学的系统教育。

也就是说，在魏晋时代（其实是整个中国古代），一个佛学家必然首先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受过儒学等传统教育，才可能去研究佛学。

但道安既然已经学了儒学，为什么还要热衷于佛学呢？

您可能觉得，这不难理解啊：儒学讲的是治国礼法，佛学讲的是个人解脱，两者研究的不是一件事。有人只关心个人解脱，不在乎安家治国，所以弃儒学佛，这个完全合理。

说的没错。

但是在道安那个时代，除了儒学外还有一门叫做“玄学”的学问。这门学问以研究道家学说为主，也关心个人如何解脱。道安时代的汉人知识分子都精通玄学，道安也不例外。

道安最终成为了佛教高僧，而没成为玄学大师，也就意味着他认为玄学不如佛学好。

实际上，魏晋时代的每一名汉人高僧，都学过玄学，他们都是弃玄求佛的人。

那么，玄学哪不好了，玄学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二

玄学是门很奇怪的学问。

我们大都听说过“玄学”这个名字，可是很少有人具体谈论它。中学课本上讲到魏晋，只说士大夫清谈，不讲玄学。各种讲座和畅销书讲到魏晋，大多只说晋人风骨，也不细讲玄学的观点。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这门学问到了魏晋以后就基本没人再研究，差不多消失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说说“玄学”这两个字的意思。

我们不应该把“玄学”两个字解释成“玄妙之学”——这就好像一个人给自己起名叫“有内涵”一样滑稽。魏晋玄学家王弼认为，“玄学”的“玄”字是“远”的意思。那么，“玄学”的字面意思就可以理解成“高远之学”，远离现实之学，也就是形而上学 。

说白了，就是研究终极真理、人生意义这些“大问题”的。现在有些人把“玄学”理解成“鬼怪学”、“灵异学”，这是误读了。

汉朝是崇拜儒学的。从董仲舒独尊儒术开始，儒学——具体来说是考证儒家经典文献的“经学”——成为汉朝的官方学说。汉朝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只要学好了经学，对儒家经典里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能给出正确的解释，那么就能掌握治理国家的真理，就能达到天下大治。

西汉末年的王莽就是典型，他疯狂地崇拜儒家经典《周礼》，试图在现实里复原《周礼》中的各种规章制度，结果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他当了皇帝没几年，他的王朝就因为经济崩溃灭亡了。

等到东汉末年的时候，又是天下大乱。从黄巾之乱到三国，全国打了好几十年。好不容易熬到了晋朝统一，结果没两年又发生八王之乱，又打。然后就是石勒等游牧民族陆续入侵的“五胡乱华”，一大堆政权你来我往，打个没有消停。

政权更替，意味着统治阶层的频繁洗牌。那是个只有上层贵族才读得起书的时代。贵族被频繁洗牌，也就意味着读书人天天被洗牌。用王小波的话说：“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

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什么时候能过去呢？

《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这话的人站在了明朝，他回顾历史看到的是汉唐宋长久的统一，所以觉得分合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然而一个南北朝时的文人回顾历史，看到的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的战乱、东汉西汉各自二百年的统一，随后又是三四百年的战乱，直到他眼皮底下，这个乱局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在他看来，统一并不是历史的常态，眼前的乱局有可能无穷无尽，永远没有出路。

在这么一个倒霉的年头里，知识分子们自然会去想这么一个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天下为什么那么乱呢？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年咱们特别推崇的儒学、经学，它是有问题的。

不过，那时候的人们还没有彻底否认整个儒学——毕竟“独尊儒术”之后，汉朝还是稳定了好些年的。如果儒学的根子没问题，那自然是咱们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出了问题。

不是孔孟的错，是我们这些学子的错。

那怎么改进呢？

儒学有个弱点，就是不去考虑形而上学的问题 。换句话说，不去研究“世界、人类和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样”这类根子上的问题。

这在儒学行之有效的时候，不是个问题。只要儒学所说的内容对统治有效就行了，我们没必要非拿本质问题去抬杠。

但是当儒学受到质疑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因为任何问题一旦不断地追究下去，最后触及的总是形而上学的问题。

儒家不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什么学问研究呢？

那就是道家。

于是到了魏晋的时候，逐渐产生了一股用老庄等道家思想去解释儒学的风气，这就是玄学。

一开始，玄学家们进行了一些很棒的学术研究，但是到了后来，玄学家们讨论的内容越来越玄，甚至到最后他们说的话普通人听都听不懂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一说到《老子》 ^[1] 、《庄子》，我们大概都有个印象：这几本书是不是故意有话不好好说呢？

[1] 老子生活在什么时代，《老子》的作者是谁，书中包括了多少老子的思想，这几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庄子》中一些篇目的作者同样有争议。所以我们没法严格的知道老子和庄子的主张到底有哪些，也就不应该用“老庄哲学”这个词。本书权且使用了“老庄哲学”，一是为了行文方便，二是因为魏晋学者多认为《老子》和《庄子》就是老子和庄子的作品。我们对于《论语》等书的处理方式也是类似。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在下面，为避免卖弄之嫌，在援引《老子》时，我还是援旧例称：老子如何如何说，如同我们今天仍旧用‘日出’‘日落’这些语词，虽然我们知道，太阳在太空中并没有出，也没有入。

比如《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咱们乍一听，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说的是人类的语言么，这都什么意思啊？

等你正为这些听不懂的怪话皱眉头的时候，老庄大喝一声：

这就对了！

因为老庄认为，语言不能反应这个世界的本质。

你想，在人类出现之前，那时候还没有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可世界早已经存在了。可见这个世界是超越人类语言和思维存在的。

或者说：语言是人类后天规定出来的东西，自然不能百分百准确地表达这个世界。

比如，我告诉别人说：“我现在很高兴”。“高兴”这两个字其实很苍白。别人听到这句话也不能准确地知道我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心情。就算我用再详尽地文字描述也没有用。其他人除了亲身体验之外，没有任何办法来复制我的感觉。

再比如，我手里拿着一块石头。我说：“这是个石头”。可“石头”这个词并不能准确描述我手里的这个东西，因为每块石头都有不同的形状、颜色。就算我用语言进一步详细描述，说“这个石头很大”“是灰色的”，“大”和“灰色”也仍旧只是一种泛泛的概括。

再者，语言描述是需要时间的。石头上一瞬和下一瞬的状态总有细微的不同，就算你能用语言准确描述出某一瞬的状态，等你话说完，石头此时状态已经和你描述的那一瞬不同了。

这就是老庄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

语言不能代表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歪曲。

所以《老子》一上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意思是，终极真理这种东西，一旦用语言说出来，就已经不是终极真理了。所以真正的道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又说：“多言数穷。” 《庄子》说：“道不可言。” 《周易》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

这些话都是一个意思：

语言描述不出真理。

这个观点本身是不错的，当代西方哲学也有类似的主张。

但是当玄学家们接受这个观点的时候，他们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如果不用语言，我们该怎么讨论玄学、传播玄学呢？

在古代，你想传播学问，唯一的办法是写书。就算再拒斥语言，老庄要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主张，就必须用文字写下来。我们今天了解老庄的思想，也是全凭《老子》、《庄子》这几本书。

既然真正的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那么《老子》、《庄子》中的文字，就只能尽量接近真理，而不是真正的真理。后来的学者只能根据老庄的著作尽量去领悟，悟到多少是多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这种困境，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唐代有个诗人叫陈子昂，有一天他在高楼上游玩，突然体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又非常强烈的感觉。他想让别人也和他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感觉这种东西，怎么能用文字直接描述呢？好在他是个大文学家，于是写下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句。

后人要想理解陈子昂的感觉，就要去念这首诗，然后反复咂摸滋味，试图获得一些特别的感受。然而，这感受很难和陈子昂当年的感觉一模一样，甚至于你根本无法确认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和陈子昂的一样。

所以，陈子昂借用“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句话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并不是最完美的方法。后人很可能对他的感觉有误解。但是，陈子昂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要么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他的感受，要么就只能用文字勉强记录了。

这就是老庄面对的困境。

有人问了，那老庄为什么不把话说得有条理点呢？

反正文字已经是对真理的歪曲了，那你老庄为什么不像课本那样，选择用“一、二、三”这样有条理的话去解释你的真理，为什么非要用“怪话”去解释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拿陈子昂打比方：

陈子昂当年的感受，能不能用有条理的语言来表达呢？

其实也能，比如写成：

一、我当时的心情处于低潮期。

二、我当时想起了很多历史往事。

三、我忍不住哭了。

……

等等，可以写好多。

实际上，我们后来人对这首诗的评论，就是这么写的：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什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什么什么的感情，都是很有逻辑的话。

可是，假如陈子昂真的用上述一、二、三的形式来写这首诗，我们作为读者，就不可能体验到诗歌中的独特感受了，对吧？

“一、二、三”和“念天地之悠悠”相比，虽然两种写法都对作者当时的感受有歪曲，但后者比前者的歪曲更小，所以陈子昂选择了后者。

老庄的著作也是这样。

老庄认为，那些不大容易明白的“怪话”，比有条理的话更接近他们心目中的真理，所以就把书写成这样了。

到目前为止，老庄的这些主张都没问题。

后面就有问题了。

问题在于，陈子昂的诗是文学作品，是追求美的。美这种东西可以求同存异，你自己体验到舒服就行。

但老庄写的是哲学作品，是求真的。要求真，就必须辩论出是非对错。一个观点，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含糊，否则这个学说就没有价值了。

然而要想讨论对错，就需要逻辑语言啊！

研究老庄的玄学家们，都写了一些学术论文阐述自己对老庄的理解。这些人的观点不一，有时互相矛盾，所以需要辩论。

可我们说了，玄学偏偏拒斥语言，认为语言是对真理的歪曲。《老子》说：“不言而善应” ，《庄子》说：“辩不若默” 。这些话的意思都是，在辩论中，不说才是最高的境界。

那么在玄学辩论中，处于下风的一方就可以跟对手说：

“你呀，就是嘴皮子厉害，你越能说，你离老庄的真谛就越远啦！”

如此一来，玄学讨论就变成了越说越错，说的越多离真理就越远。

最后的结果是，每个学习玄学的人都在那里笑而不语，都觉得自己领悟了最妙的思想，但是什么东西也表达不出来。一想说话就得赶紧捂自己的嘴——差点就输啦！

所以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魏晋的“清谈”到了后期，内容往往让人听不懂：两个不讲逻辑的人，两个认为谁善辩谁就愚蠢的人，他们能谈出什么？可不就谈了一个外人莫名其妙嘛。

或许有人会说，拒斥辩论又有什么不好呢？

假如《老子》、《庄子》和《周易》是距离真理最近的文字，那学习者能领悟就自己领悟了呗。他自己明白就行了，没必要和别人交流。更没必要再写新的著作给老庄添乱啊。

这话有道理。假如学者从老庄中能直接领悟到真理，心满意足，那这的确是很棒的结果。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

学者们研究玄学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心满意足了吗？

在魏晋时代，人们研究玄学大致出于两个目的。

一个是用道家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试图发现定国安邦的真理。

在这点上，玄学显然是失败了。人们用玄学，并没有培养出格外多的政治家。崇尚玄学的东晋和南朝统治得都不怎么样，最后是被来自北方的王朝所灭。后世的儒学家们，也都放弃了用道学解释儒学的思路。

但除了治国外，玄学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目标，用来追求个人解脱。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生活不得志，又没有未来可以奋斗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生而为人有种种痛苦，对世间万物有种种困惑，自己能力有限又老之将至，必然会去思考“我应该怎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之类属于形而上学的问题。

而玄学正好是来研究形而上学的。

因此，当一个玄学学者说“啊，我的人生好幸福！我心满意足，对人生不再困惑！”的时候，他的研究目的也就达到了。

那么，老庄能够实现这一点么？

既然玄学拒斥语言，我们就没法亲自问一问那些学者他们自己的感受——我一问，他们准得笑而不语。但我仍旧敢说，老庄基本上没完成这个任务。

我的证明如下。

假如修行老庄，有很大的概率能实现“对人生不再困惑，心满意足”，那么这是一件很棒的事。因为对人生的困惑是古往今来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痛苦，而且老庄的作品又不长，人人都可以阅读。那么通过学习老庄来解决人生困惑就应该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就像用手机联络在今天是一件性价比很高的事，因此几乎人人都有手机一样。老庄和玄学也应该被广泛推广，人们只消按照前辈的方法学上一学，就能获得幸福了。

但事实是，今天老庄和玄学并不是显学，就算有人学，其中还有不少只是附庸风雅。在大众的精神领域里，用来解决人生痛苦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老庄玄学，而是人生小感悟和心理医生。与此同时，现代人仍旧常常陷于各种人生困惑中。空虚和恐慌像幽灵一样徘徊在城市上空，时不时狠狠击中某一个正在思考人生的凡人。困扰着魏晋玄学家们的问题，仍旧困扰着我们。

根据以上证据，虽然我不能亲身体验玄学家的感受，虽然那些自命领悟玄学的聪明人大可以嘲笑我“你不懂！”“你没悟！”，但我仍旧可以推理出：学习老庄并不能轻易解决人生的种种困惑。它费力不讨好，因此才会被势利的普罗大众弃而不用。

这就是玄学的问题：

首先，老庄认为真理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导致老庄的著作都是一些让人难以看懂的怪话。

其次，老庄鄙视逻辑语言，导致玄学家们也大都在说一些怪话。玄学研究没法辩论对错，也就等于这门学问不会有进步。

同时，实践证明，直接领悟老庄著作也难以解答人生困惑。

那这门学问还有什么价值呢？

三

或许有人会不服气，他们坚持认为老庄在改变人生观、追求事业成功、管理公司等领域，有着了不起的作用。

那么，老庄到底都说了什么呢？

我现在试着用不多的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老庄的大意 。

对于世界的起源。《老子》认为世界的起源没有名字，《老子》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道” ^[1] ，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1] 《老子》通行本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帛书甲本《道经》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帛书乙本《道经》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

对于“道”没有名字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有一个很精彩的论证，照抄如下，供您参考：“‘道’既是万物之所由来，它就不是万物之一；如果它是万物之一，它就不是万物之所由来。每一个事物都有一个名字，道不是一个事物，因此，它没有名字。”

因为万物都由“道”产生，所以万物就都含有相同的规律，这个规律也叫“道”。基于这个理论，所以中国人才会有“阴阳”、“五行”之类的说法。认为无论是宇宙大地、社会国家、动物植物、还是人体、还是学术研究，全都能用“阴阳”、“五行”等同一套理论来分析。这就像物理学家们认为，无论是宇宙星辰还是人体细胞，都要遵守同一套物理定律一样。

正因为人和天地同根同源，遵守同样的规律，所以老庄认为人的行为应该效仿天地。

这叫做“人法地，地法天” 。

——讲到这里插一句嘴。

有一些人喜欢不求甚解地引名人名言。

比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被引用次数很多，看表面意思，好像是在呐喊：“天地啊！你太没有仁慈之心啦！百姓都如猪狗一般的偷生哪！”特悲天悯人似的。

实际上，老子说这话，是在反对儒家的“仁”。儒家把“仁”当做人必须无条件遵守的道德准则，而老子认为万物的本质“道”，是不包含“仁”的。“仁”就像逻辑思维一样，都是人类后天才产生的东西。因此，老子要对儒生说，老天爷那里是没有“仁”的概念的，你们主张“仁”没有道理。所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的意思是：

“天地没有仁慈之心，万物对于老天来说，都是一样的。”

常被误用的还有一句“道法自然”。

从字面上看，这好像是在说“道家的思想无所拘束，顺应自然”。有些网络小说把这句话当做某种充满了奥妙力量的哲言，或者是道家修行的高级境界。

实际上，这句话的原文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四句句式一模一样，前三句中的“法”显而易见是个动词，大意为“效法”或者“顺应”。“道法自然”的意思是“道效法自己”，也就是“道不需要效法谁”。换句话说，“道”不依赖于其他事物存在，是永恒的，是终极真理。

那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效法地，地效法天，天效法道，道就是终极真理。”

因为天地都遵循“道”，所以老庄认为，只要人的一举一动也符合“道”。就和天地没有区别了，就会“天人合一”。那是人生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但是自从人类拥有了思想、文化和社会以后，人们会做出很多违反“道”的事 。

比如，人们不断地追求奢华的生活，因此去压榨、侵占别人的财物、引发战争，给别人带来苦难。等追求到了财物，人又会产生追求更多财物的贪欲和担心失去一切的焦虑，自己白白承受痛苦。

因而老庄主张，人应该抛弃掉理性、欲望等外在于“道”的东西 。做事顺其自然，不做作、不刻意 ，心态要回到初生的婴儿那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

光不做作还不够，最好还要修行。

因为真正的“道”是超越语言、超越理性的。所以要回到最终得道，人还需要通过静坐等手段，抛弃一切理性和语言 。慢慢就可以接近于“道”，和天地化为一体。

如果不听从老庄的主张，去刻意追求欲望，那会怎么样呢？

那会加速自己的灭亡。

老子认为“道”在不断进行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 。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阳早晚会变成阴，阴早晚会变成阳。盛早晚会变为衰，衰又早晚会发展为盛。

所以如果人过于积极的生活，那么反倒会加快自己的毁灭 。那么还不如尽量停留在生命的原点，永远不前进，那样才可以尽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社会也是一样。老子认为，社会过于强盛会生出种种弊端，引起战乱，走向毁灭。

所以老子提倡“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也就是说，老子提倡社会应该回到原始部落的状态，什么都不发展，有新技术也不用。这样就不会有犯罪、战乱，社会不会由极盛而走向毁灭，人民就可以永远安宁地生活了。

这是老子的理想社会。

老庄讲无为，有它的历史背景。

中国本土的主要思想流派：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都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不是巧合。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经济发达了，读书的人多了。

那是个贵族和平民有天壤之别的时代，能读书的基本都是贵族，读书人都是某某诸侯、某某士大夫的亲戚。按说在贵族时代，贵族的亲戚都有资格做官，但是因为读书人太多，官不够做了，就有很多读书人赋闲在家。这些人为了出名当官或者教学生赚钱，就有动力去著书立说。

第二个特点是旧的贵族制度崩溃了。

原本周朝的制度是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分封下来的贵族制度。下级贵族服从上级贵族，大家相安无事，一片和平。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们强大起来，不再听周王室的话，自己互相乱打，称王称霸。诸侯下面的臣子也不再听诸侯的话，有的家臣轰走自己的国王，瓜分了国家。

这幅样子在旧贵族看来，就是大灾难时代了：贵族们原本过着一辈子荣华富贵的生活。而这时的贵族时刻有性命危险，老百姓也日夜陷于战火之中。

那么，贵族知识分子们就会去思考：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怎么才能回到当年周王一言九鼎，天下和平的时代呢？

这时产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家学说，基本是对这个问题的各种反应。

比如孔子讲“克己复礼”，他认为天下大乱的问题就在于人们都不遵守“周礼”了。只要好好办教育，让贵族们都努力学习周礼，让人人都遵守周礼，这世界又会回到原来的和平局面。

法家呢，他们不像儒家那么理想主义，不去幻想“咱们回到以前就好了”，而是“面对这个新局面，咱得迎难而上啊”。于是他们就给争霸的诸侯王们量身定做了一套成功学，讲如何利用权术驾驭群臣、统治百姓。他们认为，新的时代是权术的时代，只有让一个最有力的君主掌握了最高级的权术，这个世界才能重新恢复秩序。

站在这个历史背景里，就很好理解老庄的思想了。

老子认为世界的问题出在哪呢？他认为是国家经济太发达了。

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因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所以打破了和平，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发展了。因为钱多了，诸侯国才有能力组织庞大的军队。有了军人，诸侯就不再安分，总想吞并别人的领土。这就破坏了旧的等级制度，还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战争。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老子，从中总结出了“经济发展反而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规律。再结合他对一日昼夜、一年四季、万物生老病死的观察，他就得出了“世间万物都是不断循环”的结论。

那么解决方案很简单了，我们要打破这个循环，就不要进行经济发展，不要积累财富，不要改进技术，这就一直保持周朝的和平状态了。

这种“主张回到过去状态”的思路，其实和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是很像的。

以我们今天的历史观念看，老子这种拒绝经济发展的思路是大有问题的。假如我们的祖先真的听从了老子的观点，拼命限制经济发展，那别说是扛不过鸦片战争了，估计在匈奴崛起的时代就被灭掉了。

但是也不用苛责老子，因为那个时代人们缺乏历史经验，对未来一片茫然，能想出一套解决方案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而且老子的“无为之治”在古代还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老百姓有限的产出无法维持一个庞大的政府。所以尽量精简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民间的干涉和索取，对发展经济有一定的好处。

在汉初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时候，统治者采用老子的政治观点，就取得了很不错的政绩。只是等到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民间积累了足够财富之后，民间有活力了，就需要政府对民间进行干涉来维持社会秩序，老子那套无为之治就不好用了。

所以汉朝到了鼎盛时期的时候，就开始“独尊儒术”。从此老子的观点就逐渐退出了政治学领域，主要作为哲学和人生观保留了下来。

作为哲学和人生观，老庄贡献了了不起的思想，他们对于“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才能超脱现实的烦恼”这些人人都关心的问题，给出了一整套逻辑自洽的答案。

好归好，但有一大问题是，老庄思想大多经不起抬杠。

如果严格按照原著的字面意思，老庄其实是没法学的：研习道学再精深的学者，他也不可能像老子主张的那样，光着屁股到森林里当原始人，不可能一个字不读去“绝学无忧”。

要想按照老庄的主张生活，就必须给老庄的字面意思打折扣，必须在老庄的主张里强行加入自己的理解。比如老庄主张要“顺应自然”。有的人认为不当官就是自然了，有的人认为农耕生活就自然了，有的人认为顺应自己的天性就自然了，等等。

然而，他们强加给老庄的这些个人理解都有什么根据呢？

老庄主张人应该顺应自己的天性，可什么属于“天性”呢？我想骂谁就骂谁叫顺应天性吗？我看姑娘心里喜欢张手就抱叫顺应天性吗？

老庄主张人要顺应自然，那自然又是什么意思呢？完全抛弃工业生活就叫顺应自然了吗？粗茶淡饭就叫自然？可是，大米茶叶不也是人力加工出来的吗，怎么就自然了？就像葛兆光先生说的，如果喝茶就叫自然，那“为何不学牛羊马直奔山间嚼茶树叶子去” ？

玄学家郭象说，世界的变化就像水从高流到低一样，这是大势，人应该顺应历史大势，不应该逆流而上 。这听上去好像很有哲理。但问题是，当你处在历史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大势？所谓“历史大势”，还不是在历史事件结束之后，胜者王侯败者贼了，人们才指着胜者说这是“大势”，指着败者说那是“逆流”。先给败者定义为“逆流”，再论证逆流必然失败，这不是循环论证吗？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每一个政治学家都提出不同的见解，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才是大势所趋，别人是逆历史潮流。这时候，玄学家又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对于这些问题，老庄就是说了几句漂亮的大话。至于是该喝茶还是该喝白开水这种具体的指导，老庄没有说。

老庄的这种大话固然没错，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领导下来指导工作，一讲话能说一下午：第一、工作要端正心态！第二、要不怕困难！第三、要多动脑子！第四、要细心！……说一大堆，你一听，确实一句错话都没有——可一句有用的也没有。

这种正确的废话谁不会说呢？谁不知道工作要细心、要动脑子呢？

等老工人指导徒弟的时候，只会说“拧这个螺丝、别拧那个！”这种大实在话。这种话可比领导讲话“不哲学”多了，可这些大实在话才是工厂生产的动力，比领导的讲话有用一万倍。

用老庄哲学回答各种人生问题，就如同我们做数学题，我们不写得数，只写上一句“答案自在其中”。这话当然没错，数学的推导过程是恒等的，答案当然就在题目中。但老师不会给你分数，因为你这么回答貌似高深，其实对生活、对做学问毫无用处。

老子说物极必反，说事物发展过分了就会回到自己的反面，这也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他根本没说事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才能叫“过分”。

比如一个公司发展到顶峰，因为太大了，不能灵活转型，破产了。于是就有人说：“看！老子说得多真理，公司太大了物极必反了吧！”

但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当公司正在向上发展，还没显示颓势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发展到什么程度就到了“过分”的那个点。公司到底是发展到一千人的时候就该暂缓发展？还是发展到两千人的时候该拆分成两个公司？这些具体的建议从《老子》中根本找不到。老子回答不了。眼瞧着公司不断壮大，老子粉丝只是抱着肩膀站在一边冷冷地说：

“物极必反。哼，等着吧，你们总有完蛋的一天！”

这不是废话么，地球还总有毁灭的一天呢。

如果像老子那样，因为公司早晚会灭亡，而主张干脆不要开公司的好，那更是让人难以接受。虽然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公司总有一天都会破产。但很多为公司奉献一生的人，并不因此感到后悔。很多公司也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怎么能说是还不如不开公司呢？

老子希望回到原始社会的想法，更是没有根据。他想当然的认为，世间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强盛国家的终点必然是天下大乱，所以还不如一直就待在原始社会的好。这话如果是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以为核大战必然打响的年代里说出来，似乎还真像是真理。但以今天的世界来看，几百年来人类生活得更好了而不是更差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公平的社会，更舒服的生活，更丰富的娱乐。

这样的发展不值得吗？

假如有人非要说“不，你看着吧，科学如果无限制的发展，一定会灭亡的！”呢？

先不说这段话其实是不能证伪的（因为没定义“无限制”），就算按照这话的逻辑，那么岂不是说，科学要是“有限制”的发展，人类就不会灭亡吗？这不是也不符老子的学说吗？

其次，退一万步说，就算科学发展下去的结果是人类必然灭亡。那从有科学到现在的几百年里，人类没灭亡吧？这都已经好几代人类享受了科技的好处了，难道不值得吗？

有些人看了一番外国的环保节目，于是翻出《老子》来说：看！伟大的老子早就说过要回归自然！科学要是不敬畏自然，人类就会灭亡的！

于是他穿着化工厂生产的尼龙衣服，坐着烧石油的汽车，利用卫星导航来到野外，从机器冲压的不锈钢水壶里喝饱了工厂灌装的矿泉水，再掏出金属拉丝的限量版手机以大山为背景自拍了一张咧嘴傻笑的照片，利用遍布全球的通讯基站和卫星把这张照片传到了自己的朋友圈里，再打上几行老子最拒斥的文字：

“亲近山水，道法自然，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生命真谛呵！”

老子还不得让你气死。

四

我们说道安弃玄学佛，意味着他认为玄学不如佛学好。那么佛学好在哪呢？

没别的，只有一条，佛学有严谨的逻辑。

只要讲一讲佛学理论您就明白了。

佛学体系非常复杂，但佛教最基础的理论极为简单，我给总结成两条。

我们这回只说第一条：

万事万物都是因为一定的原因产生的。

在佛教里，“原因”的术语叫做“因缘”。

“因”是内因，“缘”是外因。

我们在这本书的开头说过“缘”的概念。俗语说两个人见面是因为“缘分”，两个人是有“缘”人。这里的“缘”就是佛教概念，是说我们的见面并不是个巧合，而是“缘”这个神秘的外因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佛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术语叫做“法”，我们后面会经常遇到这个词。在佛经里，“法”大部分时候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及一切现象”。

那么这条理论就可以用佛教术语简化为四个字：

“万法缘起” 。

这是一个极为易懂的道理，熟悉辩证唯物主义的我们很容易接受。

比如桌子存在的原因是：有木头，有钉子，要有木匠去制作。

木头、钉子、制作的过程就是桌子存在的因缘。

事物不仅由因缘而起，而且还能成为其他事物的因缘。

这也很好理解。桌子出现以后，就会占据空间、产生阴影、可以摆放物品，这些都是桌子作为因缘而产生的后果。桌子一经出现，也就成了其他事物的因缘。

“万法缘起”的道理非常简单，但就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也能推出很多结论来。

比如，老子谈论过世界起源的问题，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

佛教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们可以通过“万法缘起”来推出答案：

假设这世界有一个本源。

因为“万法”指的是世间一切事物，因此这个本源也属于“万法”。又因为“万法缘起”，所以这个本源还有一个产生它的原因。那么这个本源就不是本源。于是可证：这个世界没有本源。

可不要小看这个结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持创世论，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制造的。其他很多宗教也是类似，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说世界是由梵天制造的，中国的本土神话说盘古开天地。

佛教就和这些宗教全都不同了，佛教没有创世论，也没有创世神。佛教认为，佛祖并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佛祖仅仅是众生中的一员而已。

你看逻辑多有趣，我们从一个唯物主义者都能相信的理论，一下子推理出了一个神学结论。

“万法缘起”还能推出另一个更重要的结论。

既然一切事物都是随因缘而起，那就是说，这些事物不能脱离因缘而存在。只有适当的因缘在适当的时候出现了，都凑齐了，相应的事物才出现。等因缘消失了，事物也就随着消失了。

举例来说：

假如木匠不去制作桌子，或者木匠制作桌子时材料不够，那就相当于桌子存在的因缘还没聚合，桌子还不能出现。只有一切条件备齐了桌子才能出现。

假如有人把桌子的钉子拔掉了，桌子散架了，就相当于维持桌子存在的因缘消失了，自然桌子也就不存在了。

也就是说，桌子依赖于外界条件（有人去制作，做好了后还得没人去破坏）才能存在，能不能存在，不是桌子自己说了算的。在哲学上，这叫做“不能自存”。在佛学上，叫做“没有自性”。都是一个意思。

所有事物都“没有自性”这件事，用佛学语言说就是：

“法无自性”

——意思是世间万物都不能脱离因缘独立存在。

万物不能自存，也就是说，万物都是随着因缘的聚散而不断变化生灭的，因此没有永恒存在的事物。

事物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中，不能永恒存在，在佛教里叫做“无常”。

那么“法无自性”可以进一步总结成：

“万法无常”

——世间万物都是随时生灭，不能永恒存在的。

这也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都能接受的理论：世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中的，所有事物都有生有灭，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

我们继续推理。

假如万法无常——假如说世间万物都不是永恒的，那“我”也是属于万物，自然可以推出，“我”也是无常的，是有生有灭，不是永恒不变的。

用佛教的术语说，叫做“无我”。

假如我们把这个“我”理解成“我的肉体”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在说，人总有死亡，肉体总会泯灭。道教追求的是人体永生不死，这在佛教看来就是不可能的，是违反“万法缘起”这规律的。

不仅从长远来说每个人的肉体都会死亡，从短期来说，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会成长、会衰老，细胞总在不断地新陈代谢中，“我”每时每刻的身体都不一样，这也是无常的表现。

我们还可以把对“我”的理解更进一步。“我”指的不是肉体，而是“我”的自我意识。

这就有点抽象了。

这个自我意识的“我”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打个比方。

科幻电影《机械战警》里，男主角被打成重伤后改造成了机器人。在重伤之前他是个正常的人，等醒了之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在一个机械的身体里了。他原本的肉体已经基本没有了，但他的意识还完整，还保留过去的记忆，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控制这副机械身体，那么他就应该认为：“我”还没有消失，我只不过是换了一个身体而已。

这个没消失的“我”，就属于自我意识的“我”。

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类似于“灵魂”的概念。比如传统的中国人相信，人死了之后灵魂不灭，会变成神或者鬼。后来还有灵魂“投胎”的说法，认为一个人死了，灵魂进了狗的胚胎，就投胎变成一条狗。

那么，对于自我意识的“我”来说，灵魂不灭就意味着“我”不灭。所谓死亡，不过是在人体里的“我”眼前一黑，然后发现自己有了个鬼或者狗的身体。“我”的自我意识却永存不朽，没有消失。

但是根据“万法缘起”，自我意识的“我”也是万法的一种，也是因缘而成，因此也是不能永恒存在的。

所以，佛教认为，没有永存不灭的灵魂。

在我们民间流传的佛教故事里，常常有活人灵魂出窍、死人灵魂附在他人身上之类的情节。要注意，凡是涉及灵魂概念的说法，都不是佛教的说法。释迦牟尼传教的时候，印度本地的婆罗门教就相信人有灵魂。释迦牟尼针对这一点，明确提出了“无我”、“无灵魂”的概念。这观点在佛经里非常明确。佛教教派众多，对佛经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极少有教派会正面违反“无我”说 。

我们一般人不会认为世上万物都是虚无的。但是当我们对事情看远一点、看长久一点，的确会觉得“无常”要比“常”更本质。

就像诗人们作诗说：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当人无可奈何地失去富贵、健康的时候，很容易觉得世上万物无常，没有能永远把握住的事。

佛教就认为，“万法无常”、“无我”，这才是世界的本质。

但是佛教发现，世人大都很愚蠢，看不出世界无常的本质，误以为自己和万物都是永恒存在的。用佛教的术语来说，这就是起了“执着”心，固执地认为万法实有。

认为万物实有，用佛教的术语来说叫做“法执”。

认为“我”实有，术语叫做“我执”。

人产生了“法执”和“我执”的念头，就会产生贪婪之心：

人见到一个宝贝，以为这东西是永恒存在的，自己拿到了就能永远拥有它了，因此就起了占有欲。这是“法执”的结果。

人以为自己是永恒不灭的，觉得自己可以永远享乐下去，因此无休无止的积累财物。这是“我执”的结果。

反过来，假如人能破除“我执”和“法执”之心，就能够消灭掉各种欲望。

比如，人都想获得心爱之物。但要意识到所有的事物终究会消失泯灭，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去，多好的东西自己也只能暂时拥有，那么占有之心也就淡了。

佛教认为，人因为满足不了自己欲望，所以才会痛苦。

所以人要从痛苦中解脱，就要学习佛教的理论，认识到“万法无常”的本质，破除了“我执”和“法执”之心。那么就消除了欲望，也就没有了痛苦，也就解脱了。

我们普通人印象里的，和尚都讲究“四大皆空”啊、“六根清净”啊，每天就是打坐念经，不能娶妻、不能享乐、不能积蓄钱财等等，很辛苦。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可能觉得僧人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逃避现实，逃避痛苦。或者是通过忍受痛苦来换取某种好报。

我们现在明白了背后的佛学理论，就不会这么想了。

从佛理上说，不是人们“不得不”去消除欲望。而是因为世间万物的本质就是虚妄不实的，欲望压根就是不该产生的。所以，僧人不是“不得不”去消除欲望，而是认为这世上本没有事物值得贪恋，所以摒弃欲望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五

佛教的两大基础理论我们只说了一条“万法缘起”，另一条也非常简单。我们先歇会，待会再说。

光看这一条理论，我们就能发现佛教有极强的逻辑性。“万法缘起”是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的简单道理，但是就这么一路推理，我们最后得出了：

世界的本源是什么。

万物和众生的本质是什么。

人如何才能解脱痛苦。

基本上把整个宗教需要的东西都推理出来了。

这中间有一些推理的过程您可能不会同意：

比如：为什么说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来源。一个无欲无求的和尚，我打他一棍子，他不也痛苦吗？

再比如：欲望不仅给人带来痛苦，也给人带来快乐和希望啊。为什么要摒弃欲望呢？我就追求暂时的快乐，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啊。

您别着急，我们随后会慢慢讨论这些问题。此时，您不需要同意这些结论，重要的是不论结论怎样，佛学理论的辩论都是按照逻辑规则进行的。

只这一点，就比玄学更吸引人了。

玄学拒斥逻辑，所以玄学家喜欢清谈。佛教重视逻辑，所以佛学家喜欢辩论。

说个小故事。

庄子主张人要“逍遥”，但是没有明确定义“逍遥”到底是什么。魏晋时候有个玄学家就说“各适性以为逍遥”——逍遥就是追随自己的本性，随心所欲。

听上去没问题吧？

我猜今天的一些学者听到这解释肯定会不假思索地点头。

和道安同一个时代的僧人支遁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他问：

暴君也获得随心所欲啊。他想杀人就杀人，想放火就放火，难道说暴君也达到庄子逍遥的境界了吗？

对方就哑口无言了 。

我们前面说过，因为拒斥辩论，所以玄学家之间难以分出对错，玄学也就难以进步。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说：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铁塔上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庄子的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

然而，没有革新还真就是《庄子》想要的。

《庄子·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说知识是无限的，学也学不完，那还不如不学那！

《庄子·天地》 说有一次子贡在田间看到一个人用罐子费力的从井中盛水。子贡对那人说，有一种机械，可以让你很省力、很快捷的从井中盛水，你为什么不用呢？那人就对子贡说了一番不用机械的大道理，说什么用机械了就会让人有了心机，让人心地不纯洁之类的话。子贡就满脸羞愧了。

这倒符合庄子追求自然的主张，然而真要用这种观点来生活，能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吗？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东晋名士王徽之的一段轶事。

当时王徽之在军中担任骑兵参谋。有一天，他的上司问他说：“你担任什么职务啊？”

王徽之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担任什么职务，就是有的时候见到有人牵马过来，我猜想，我担任的可能是管理马匹的官儿吧。”

上司又问：“那你管多少马匹呢？”

王徽之回答：“我不过问马的事，我怎么知道！”（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上司又问：“马匹最近死了多少？”

王徽之回答：“活着的有多少还不知道，怎么知道死了多少！”（未知生，焉知死。）

在王徽之的回答里，“不问马”和“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里的典故。所以他的回答是在引经据典，利用双关故意答非所问。在当时的玄学家们看来，这正是聪明机智的表现，在当时成为佳话。

但是显然，用这种“机智”去洋洋自得地工作、生活，结果就是屁事也干不成。去当官只能祸国殃民，去求学只能一无所得。

这个道理大部分古人也明白。正是因为玄学不争短长，办事稀里糊涂，所以出现了没多久，就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抛弃了。

所以道安才放弃了玄学，选择了佛学。

我们想象一下道安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

那个时代战乱频生，汉人朝不保夕，自然对这个世界产生种种困惑，对人终有一死感到恐惧。

他们只能从书本中寻找解脱的办法。

按照当时文人受教育的方式，他们必须先学儒学，然后还可以涉猎玄学。

首先儒学讲入世，不能达到超脱人生的目的。而且魏晋还是个“礼崩乐坏”的年代，“狄夷”都能当皇帝，儒生在这个年代充满了痛苦。

儒学不行，又去学玄学。玄学确实为他们的困惑提供了答案，但玄学拒斥逻辑，空话比实在话多，越研究越莫名其妙。

最后书生们看到了佛学。他们发现，佛学前提可靠，逻辑严谨，所有的结论都是用逻辑一步一步推出来的。研究者大可以以逻辑为规则，以事实为证据，去研究、辩论佛学。持不同意见的佛学家不会像玄学那样大喝一声：“叱！你道行不够！”就不理你了。而是按照同样的逻辑规则和你辩论。

这不就是求知最好的状态吗？

假如你也是一个充满了求知欲、保持着怀疑精神、又愿意坚持逻辑思维的人，在只有儒玄佛的魏晋时代，你也会像道安一样，最后选择学佛了吧？

更妙的是，学佛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说，要比其他出路更容易：学佛不需要当官，不需要发财，只要潜心读书写作就行。而且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大部分官僚和百姓对僧人都颇为敬重，就算不信仰佛教，也不会轻易谩骂诋毁。僧人还是挺有社会地位的。

道安又不是一般的僧人。在拜佛图澄为师后，道安的威望与日俱增，很快就成为中国南北方共同尊崇的第一流的佛学家，尊贵无比的国师。作为知识分子，道安已经做到最理想的境界了，还有什么可求呢？

然而，他却遇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uUdPTbodW1CPBj8f5MDLeEc74R2qDURtHGHyaGEI7LgT6F6Hh9P914wYKWLfQ+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