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彻底打击了汉朝统治的，是张角发动的黄巾民变。

关于起事过程，很多书里都会提到这么一件事：

在起事前夕，张角的手下里有个叛徒向朝廷告密。朝廷立刻展开了对黄巾军的抓捕，所以张角不得不提前起事。这事有史可查，《后汉书》里就是这么写的 。

但就在这么一个几乎没争议的小细节里，却有一个大漏洞。

我们先学个小知识。

中国古人有一门叫做“谶（chèn）”的学问。

“谶”就是预言的意思。有的谶用图画画出来，有的谶用文字写出来。

用图画表示的，叫“图谶”，比如《推背图》。

用文字写的呢，叫“谶语”，比如《烧饼歌》。

我们有个成语“一语成谶”，意思就是：说了一句不吉利的话，结果一不小心就应验了，成了“谶语”了。

古代人科学知识不发达，所以很容易相信预言这东西。就像古代欧洲遍地都是“先知”一样，中国古人也特别相信“谶”。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在起兵之前，社会上就流行着“刘秀当为天子”的预言。有一位王莽朝廷的重臣刘歆，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刘秀”以迎合这句谶语。结果这位“假刘秀”兵败身亡，“真刘秀”却如谶语所说，当上了天子。

这事看上去很神奇：难道古代真有能预言未来的方士？

说穿了其实很简单。

王莽末年天下大乱，有很多政权起兵造反。其实每个政权下面都有几个预言家，造些本政权的领袖注定当天子之类的谶语。不仅有预言刘秀当天子的，还有预言“刘三”、“刘四”的。这是个无本万利的买卖：要是预言家依附的政权失败了，预言家一跑就是。可万一要是夺权成功，这预言家就成为一言兴邦的国师啦。

所以最后无论是哪个政权上台，总能有一条谶语能应验。

而且因为王莽抢的是西汉刘氏的皇位，当时又有很多刘姓的大贵族，所以那时关于刘姓的谶语特别多，有人预言“刘秀”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呢，刘秀这件事还是有点特别的地方。按照史书的说法，这句谶语在刘秀起兵之前就已经流传开了。最后能应验，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

正因为有了这个巧合，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刘秀在登基以后特别相信谶术。他“宣布图谶于天下” ，把谶术列为东汉帝国的官方学说。甚至根据图谶的指示来升降官员，分封王侯。

有了朝廷的推崇，有了本朝开国之主的亲身证明，所以在东汉时代谶术非常流行，老百姓都信 。

谶术这事跟张角有什么关系呢？

张角为了给自己造势，也利用了谶术。他给自己编造了一条谶语，就是很有名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关键是，既然这句谶语是造势用的，所以不是在起事之后喊出来的，而是在起事之前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连起事的时间也清清楚楚地写在里面了：“甲子”。

更为夸张的是，起事前夕，黄巾党人在首都和各地政府的大门上都用白土写了“甲子”两个字 。

这种行为，就如同今天有一帮劫匪，抢银行前先到处嚷嚷：“礼拜三我们可要抢银行了啊！”这样还觉得不过瘾，又在那家银行的门上写上了大大的“礼拜三”三个字，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说，黄巾军这么明目张胆的造反法，算哪门子的“密谋”呢？不需要叛徒举报，早就应该被官府抓起来了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漏洞了。

不仅如此，还有更夸张的：

其实早在黄巾事变三年以前，东汉皇帝就对黄巾军的动态一清二楚！

三年前，皇帝刘宏就接到帝国军事总司令的报告，说有个叫张角的道士信徒太多，对帝国是个威胁。

总司令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解决方案：

先让各地官员调查当地百姓籍贯，把外地人都送回原籍。这样黄巾党人就不能聚众集会了。然后再秘密逮捕张角，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

这个方案先釜底抽薪，再擒贼擒王，看上去很靠谱。只要皇帝刘宏当时能同意这个方案，恐怕历史上就不会有黄巾民变这件事了。而且类似的报告几次三番被提出，直到黄巾军起事的前一年还有。但刘宏都没有理睬。

在我们看来，总司令的报告已经把黄巾军的危险说得非常清楚。刘宏不予理睬，只能说他糊涂透顶。

然而不仅是皇帝糊涂，政府官员也一样。

张角搞社会活动，目的是收罗信众，所以他的活动是公开的，地方官都知道。但是很少有官员认为黄巾集会是件危险的事。

有些官员天真地觉得，张角给人看病、劝人向善，这是好事嘛。有的官员甚至和太平道交往，替道徒掩盖一些小罪行，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等黄巾事变之后，这些官员都因为牵连受到了严惩。

以咱们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官员随意结交乱党，政治水平实在是太幼稚了。张角的活动已经这么明显了，为什么上到皇帝，下到群臣，整个汉帝国就没几个人对黄巾军产生警惕呢？

这是说，古人都是笨蛋吗？

不能这么想。

古人并不笨，因为人性亘古不变。我们今天见到的人世百态，和古人们见到的没什么不同。所以古人为人处世的经验，和我们也就没什么不同。

而且古代的权贵和官僚，大多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政治精英，都是玩人际关系的高手。他们对人性的见解应该比大部分现代人更高一筹。否则现代人也就不会忙着从三国里学什么权谋了。

可是，如果古人不是笨蛋，那为什么面对黄巾军的时候，全国除了一两位官员外，全体官员都表现得极为幼稚呢？

二

要解答这个疑问，得从一个貌似无关的问题说起：

在古代，农民军领袖如何征募民众，组织军队？

这个问题中学的历史课本没有讲过，就简单地说当时灾民遍野，所以就战乱四起了。

要我们去想象这场景，似乎就是历史课本里的插图那样：农民军领袖站在广场上“振臂一呼”，喊几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背后就是旌旗招展，应者如云。

但这场景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是兵员的主要来源，但农民不集中生活在城镇里，而是散布在广袤的田野之中。

古代人口稀疏到什么程度呢？

黄巾起义的中心，张角的家乡巨鹿在当时算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就在黄巾起义爆发40年前，巨鹿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约72人 。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所普通中学那么大的面积里，平均只有一个半人。

而且注意，这72人是所有人口，其中青壮年男性只能占一少半。而且这72人还包括了城市人口在内，农村人口会更少。而且朝廷还要向每户居民征调壮丁，派他们服兵役和劳役，那么平时村子里的壮丁就更少了。

而一个农民军领袖“振臂一呼”，扯着脖子使劲喊能喊多远？这一嗓子能有10个壮丁听见就了不得了，其中愿意跟他玩命的就更少了。

不仅人口稀疏，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也很差。

古代没有电视电话，商贩也很少，农民很难知道几十里地外的事情。所以你别想农民领袖这边一号召，隔壁几个村子的农民就能主动出来当兵。

农民领袖要是主动深入村庄也很费劲。因为古代没有平坦的马路，牲畜也很宝贵，这位领袖在茫茫大地上走上一天，能访问几个村庄？

您或许会问，征兵这么困难，那古代政府又是怎么征兵的呢？

我们印象里，官府征兵似乎就是《石壕吏》里描写的那样：恶霸似的差役一脚踹开老百姓的家门，把壮丁生拉硬拽的抢走，押送到军队里就算完成任务。

其实也没那么简单。

最大的困难是，朝廷和地方相距十万八千里，交通和通讯都不便，朝廷怎么能防止地方官员瞒报征收的壮丁和赋税呢？

说白了，地方官从百姓那里抢来了壮丁和钱粮，却向朝廷瞒报税收记录，只上交了一小部分，把大部分所得都中饱私囊，那朝廷该怎么办呢？

唯一的办法，是朝廷亲手掌握所有纳税人的信息。

所以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实行了遍及全国的户籍制度。每一户居民的人口、年龄、耕种土地等赋税信息，全都在政府登记造册。地方官还要负责每年更新户籍资料。

政府征兵征税，就按照这些户籍记录来征。

这方法说的容易，却需要大量的调查和文案工作。

东汉帝国从朝廷到州、到郡、到县、到乡、到里，养了多达数万名官员，才能完成这套繁重的工作。

要这么多政府部门同时工作，还需要配备一套庞大的管理系统。

另外，还要考虑到古代交通极不方便，运输成本很高。再加上地形复杂、道路崎岖，无论是粮食还是壮丁，运输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食物。

为了在政府部门之间传递政令，还需要一套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这套系统需要在国家的主要干道上，每隔一段距离设置一处传递文书用的邮亭 。邮亭要准备食水、马匹、常驻邮政人员。还要有一定的士兵负责周边的治安。该系统同样耗资巨大，非一时一刻能够建立。

只有拥有以上这些条件——庞大的文官集团、成熟的管理制度、价格高昂的通讯系统——一个古代政权才有可能组织起大规模的部队。

这些东西农民军都没有。

农民军唯一快速召集军队的机会，是在出现大规模流民的时候。即便是流民也要受制于交通不便，也有很强的地域性。所以中国古代的农民军常常带有“席卷”的性质：在一个地区收集完流民和钱粮后，立刻奔向下一个地区，经过不断地奔袭才能越滚越大。

我们历史课本由于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常常夸大农民起义的影响。其实，秦末的陈胜吴广，王莽末年的绿林赤眉，这些农民军刚起事的时候都不过只有几百几千人，都是经过了成年累月的积累，才慢慢壮大起来。而上来就能拥有大规模军队的反政府武装，无一例外，都是由那些早已驾驭文官系统多年的贵族们组织的。

说白了就是，在汉代，王侯贵族、刺史太守叛乱最可怕，上来就能组织上万上十万的叛军。而农民造反，起手不过几百几千人，根本不叫威胁。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汉朝官员对于黄巾军的“幼稚”反应了。

汉朝官员们按照过去的历史经验，只会警惕贵族的叛乱。农民叛乱呢，不过几百几千人，临时剿灭也来得及。

实际上，在黄巾军起事前夕，东汉帝国的行政力量正投入到抓捕“党人”的行动中。所谓“党人”，是一些有大家族背景的知识分子、帝国的政治精英，他们才是朝廷最为警惕的对象。

和这项大任务相比，关于张角的报告就不值得一提了。

另一件事可以佐证这个结论。

张角被手下告发后，朝廷终于开始抓捕黄巾军。按照《后汉书》的说法，朝廷的行动是这样的：

皇帝给帝国总理和首都警备司令下命令抓捕黄巾党。但这些人没亲自去抓，只派了一个首都园林局局长，让这个局长带着国务院警卫班，在皇宫、政府机关以及民间搜寻黄巾党人，杀了一千多人。又到张角的家乡河北省去抓捕张角本人 。

您听明白了么？东汉朝廷最后是派了一个在首都地区管理园林的小官儿，带着负责警卫的非正规部队，就在首都附近搜索黄巾军。一共才抓了一千多人。

而在八年前，在抓捕政治精英“党人”的行动中，皇帝的反应是“诏州郡”。也就是下诏到全国所有的州、郡，在全国范围内搜捕。

两件事一比，就看出朝廷并不是对张角视而不见，而是对民间叛乱根本提不起重视。就算事变发动的时间都写在政府大门上了，就算参与者都主动举报了，朝廷还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地区性的小事件。抓抓皇宫、政府里的叛乱分子，别让皇帝本人有危险就行了。

全国性的叛乱？朝廷想都没想过。

然而，朝廷错了。

据估算，黄巾军的规模达到了30到40万人，势力范围牵涉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人数，和汉朝鼎盛时期，倾举国之力北伐匈奴时的军队数量是一个级别的。和陈胜吴广，绿林赤眉起手时的几百几千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惊讶的不是黄巾军的战斗力：这几十万人缺乏组织、训练和装备。在战争打响之后大多各自为战，毫无章法。

让我们惊讶的是张角的组织能力。这么庞大的军队并不是在起事后靠战争、收买和掳掠一点点聚拢起来的。而是一起相约蛰伏在和平年代。这么多人都愿意为领袖保密、冒险，自觉服从号令，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黄巾事变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张角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民间活动家。

但是问题回来了：为什么前人没能做到的事张角做到了？为什么在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全都是几百几千的规模，张角却能一次性组织起几十万人的超级大军？

在没有现代化通讯设备的情况下，张角是靠什么穿越了广袤崎岖的中华大地，把几百万平方公里内的几十万没有文化的百姓聚拢到同一面旗下？

三

可能很多人已经想到了答案：宗教。

黄巾军不是普通的农民组织，而是宗教组织，叫做“太平道”。张角号称自己会种种法术，特别是擅长给百姓治病。

古代通讯和交通不便成了张角的优势：百姓资讯贫乏，唯一的信息来源只有过路人的只言片语。在口口相传中，教主的法术很容易被越传越神。遥不可及的距离无限放大了张角的形象。因此，张角是靠宗教的威信、靠神力的诱惑使信徒崇拜。这和世俗政府的组织能力自然大不一样。

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回答：

为什么前人没能做到的事张角做到了？为什么只有张角利用了宗教，在他之前就没人想到过呢？

或许，您会觉得我这么问没有道理：

凡事总有个第一，凭什么张角就不能当第一人呢？只因为他比别人更聪明、更厉害，不行吗？

问题是，张角厉害得有点过分了。

同样是宗教，佛教用了500年的时间，才发展到数万人的规模 。而且随后内部分裂，单个僧团的规模反而更小了。基督教成规模，也至少用了100年的时间。

但是太平道发展了多少年？它的前身是什么？张角的师承是谁？

太平道没有前身，张角没有老师。张角自己创立的太平道，只用十几年就拥有了数十万教众。

这岂不是意味着，张角是比释迦牟尼和耶稣还要厉害的教主吗？

细想一下，这简直可以成为世界宗教史的一大奇案了。

按照唯物史观来说，世界几大宗教都有创始人：佛教有释迦牟尼，基督教有耶稣，伊斯兰教有穆罕默德。

但是道教的创始人是谁？

老子不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从来没说过要建立一个宗教，也没有说自己是神仙。他只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学者，是道教徒事后硬把他封为祖师的。从道教的真实历史上看，最早的道教组织就是张角的太平道，以及同一时期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张角算是道教第一批创始人了。

而张角在组织规模上，创造了连释迦牟尼和耶稣都望尘莫及的神奇业绩。

那么，张角为什么没能成为道教最大的偶像呢？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张角在世界上没能和释迦牟尼、和耶稣齐名呢？

是不是世界宗教界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啊？

——当然不是。是因为张角在这场“谁是最厉害的宗教创始人”的比赛中作弊了。

他被计零分啦！

我们只用一句“宗教”来解释张角的成功太过潦草。仅仅是所谓的宗教崇拜，并不能说明太平道到底如何取代汉政府那庞大的文官机构。

宗教虽然对百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束缚力，省去了政府对民众管辖教诲这一步。但它仍旧无法飞过帝国无数的崇山峻岭、田野阡陌。它仍旧需要庞大的传教和管理人员，将信徒们一个个从乡野中带出来，组织他们行动、照顾他们吃穿。

这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教会要有符合民众诉求的教义，有直白的口号，有言之凿凿的神迹，有鼓励教徒传教的政策，有定时的宗教活动。还需要严格易行的教规和有效的管理系统。

佛教和基督教的这套系统，都并非一两个人发明。

释迦牟尼和耶稣本人只是专心于传播教义，并没有为宗教组织制定详细的规程。具体如何组织、宣传和维护宗教等技术问题，都是后来的佛教徒和基督徒们，在多年的实践中逐步积累完善的。

张角当然不可能自己想出这么完善的宗教系统，他抄袭了！

在太平道成立前不久，东汉帝国出现了一些佛教僧团。这些僧团使用的是印度佛教徒们已经发展了六百多年的成熟制度。上述口号、戒律、组织结构一应具备。张角把这套系统稍作修改，用在了太平道上。之所以张角之前的农民军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佛教僧团在东汉末年才刚刚出现。

和张角同一时期，中国还出现了张道陵的五斗米道，无论主张、形式都和太平道相近，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凭空出现。这当然不是巧合，是因为张道陵和张角都是第一批模仿佛教僧团的人。

事情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传承自印度的佛教僧团刚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其先进的宗教系统就被如张角和张道陵这样的聪明人发现并模仿。因此太平道直接跳过了佛教六百年的发展过程。十几年前中国还毫无宗教的影子，十几年后突然冒出了40万人的太平道。因为太平道跳跃式的发展，所以汉朝官员才会毫无经验，对明目张胆的黄巾军反应极为迟钝。

世界各大宗教从来都是“不依国主而法事难立”，像张角这样不和统治者媾和，在政府眼皮底下发展出能倾人国的实力而不受干扰的，在世界宗教史上恐怕仅此一家。

我们因此可以说，汉末的这场倾覆了帝国的宗教战争，其根本原因并非来自道教，它是印度佛教带给这个古老国家的第一个惊讶。

四

然而上面的解释，还是有漏洞。

我们今天把佛教庙宇称为“寺”，是因为中国最早的佛教庙宇是汉明帝时建立的“白马寺”。

之所以叫白马“寺”，是因为“寺”是汉时政府机构的名称。比如“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都是政府部门。“白马寺”在汉明帝时代，就是个专门接待外国僧人的政府机构 。

白马寺怎么来的呢？

有个传说，说有一天汉明帝梦见一个冒着金光的神人。他醒来后问大臣，大臣说这是西方佛教的神仙。于是汉明帝派人到西方请来了高僧，建立了白马寺，也就引入了佛教。

这一传说最早见于佛经，因此“梦见神人”之类的情节，可信度并不高 。但是学者大多认为，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在汉明帝之前。

问题是，汉明帝比张角起事早了足足一百多年呢。

也就是说，虽然佛教僧团是在张角时代才出现的，但三三两两的佛教传教士，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我们前面说过，不要拿古人当笨蛋。那么在张角起事之前，汉朝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从外国僧人那里学习佛教历史，了解佛教僧团是怎么回事。哪怕只学个一知半解，到了汉末的时候，也不可能像前面讲的那样慌乱无知啊。

还有一件更离奇的事。

西晋的时候，有个道士撰写了一本《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是释迦牟尼的老师。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老子的生平主要载于《史记》。《史记》里说，老子最后出了西关，不知所终。正好释迦牟尼居住在印度，在中国的西边。而且老子和释迦牟尼还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于是《老子化胡经》就说老子出了西关，其实是去教诲释迦牟尼了。

佛教徒当然无法忍受这个说法。有的佛教徒还照猫画虎撰写了《清净法行经》，声称老子、孔子、颜回全是释迦牟尼的弟子。

总之佛教界对此非常愤怒。

但其实，“老子化胡”的说法在汉代就有了 ，始作俑者竟然是佛教徒。

这怎么可能呢？

您暂时放下这两个疑问，我们先去看看汉武帝干过的几件笑话事，放松一下。

汉武帝的名字叫刘彻，后人根据他的谥号“孝武”而习惯称他为“武帝”。所谓“谥号”，是皇帝死后由其继承人、亲属和重臣们商议而成的名号，用以区别之前的各代帝王，也用来为帝王的生平盖棺论定。如果真的像有些电视剧里演的，有人当刘彻的面称他为“武帝”，那么刘彻的第一反应是根本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等问明白了对方所指，那一定会治以“大不敬”之罪。

“大不敬”在古代，是个很常见的罪名。为了维护皇帝的威严，古代皇室的规矩特别大，在皇帝面前稍有疏忽，都可能属于“大不敬” 。东汉时，一位禁军仅仅因为在百官上朝的时候将皇帝的弓放到了地上，就被斥为“大不敬”，被关进了监狱 。

以这个背景来看，下面这些汉武帝的求仙事迹就让人瞠目结舌了。

在武帝57岁高龄的时候，有个方士报告说在离首都长安400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仙人的踪迹。

武帝信以为真，立刻兴冲冲地赶过去，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此时皇帝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于是严厉质问报告这事的方士：你小子过来，你这是在骗我吗？

那方士却不慌不忙的说：皇帝呀，是您求着见神仙，不是神仙求着见您啊！您这么心急火燎的，当然见不着神仙啦！

——你觉得这像是在解释么？

结果武帝竟然消去了怒火，反而按照这位方士的要求，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道路和庙宇，以方便求仙 。

这还不算什么。

有个方士拉了一个帷帐，在后面搞出一个人影，跟汉武帝说这人影就是您死去的妃子，武帝就信了 。

有个方士说有只牛有异象。皇帝命人把牛肚子剖开，从里面找到一块写了字的帛。然而武帝仔细查看，认出帛上的字就是那方士的笔迹。皇帝终于明白自己上了当，一怒之下把那方士杀掉了 。

可是，杀了不久武帝就后悔了。他竟然还相信那骗子真有本事，懊悔自己杀错了人。于是武帝又接见了那骗子的同门。同门来了后，竟然傲慢无礼地质问皇帝说：

我可不想跟我那个前辈一个下场啊！

面对如此无礼的言语，武帝却硬着头皮撒谎：

您瞧瞧，您这哪儿的话呀，你那同门是吃马肝死的嘛 。

武帝不仅不恼火，反而加倍宠幸此人，不仅封为大将军，还把自己特别喜欢的亲生女儿嫁给了他。

后来，武帝还听信方士的话，在首都附近盖了一座高楼，为的是亲近天上的仙人 。自然，除了半夜多着点凉外，他什么也没亲近到。

到了晚年，汉武帝也明白过来了，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说世上哪儿有神仙呢，都是胡说。不想得病，少吃点饭多吃点药是正经。

另一位皇帝秦始皇也好不到哪去。我们都知道他被方士欺骗的故事，比如有个人胡写一本天书送给他，秦始皇就信了。还有最著名的徐福东渡。

秦始皇和汉武帝在求仙犯糊涂这件事上，堪称难兄难弟。

这番情景要是被汉末来中国传教的佛教僧人知道了，一定会大加嘲笑：

你们中国人常说“秦皇汉武”。在汉代，秦始皇和汉武帝是中国有且仅有的两位最伟大的皇帝。连这两位都被方士戏弄得如此狼狈，可见你们中国人的神学弱到什么程度！

这话说的没错，中国人的神学确实很弱。

我们知道，道家方士追求长生不老。道家又把老子当做自己的祖师，把《老子》奉为本教经典。但是《老子》上却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说人怎么可能长生不老呢？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中国古人相信人死后会变鬼。王充在《论衡》里质问说：如果人人死后都变鬼，那过去死过的人累积起来千千万，现在应该全世界满坑满谷都是鬼才对。那为什么凡是声称见鬼了的人，都说见到的只有一两只鬼呢 ？

王充又问，如果说人死后灵魂会变成鬼，那衣服没有灵魂吧，时间长了衣服就烂了。可为什么人们声称见到的鬼，都是穿着人的衣服呢 ？

王充仅从最简单的逻辑出发，就推理出了中国神鬼说的荒谬之处。

佛教就不一样了。

在传入中国的时候，佛教已经在印度发展了数百年，拥有了完备的理论。

佛教有一整套人人都可以实践的修行方法，不会像秦皇汉武那样又航海又上山那么折腾。佛教有成熟的神鬼观，对于王充等人的质疑，只用几句话就能轻松解答。

这就免不了让印度僧人小瞧中国人了。

我们不难理解，各个古文明都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从印度人的角度讲，他们的北方是咱们所说的“西域”，过了西域向东再走很远才是中国。中国的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极为偏远的地方。而且中国的佛教又不如印度兴盛，因此印度的僧人常常管中国叫“边国”、“边地”。意思是中国边远蛮荒，那的人啥也不懂。

等再看到中国人这么简陋的神鬼知识，恐怕就更瞧不起中国人了。

如果我是那些肩负重任的外国僧人，见到中国这么初级的神学，我一定会叉着腰站在长安的广场上仰天大笑：

给中国人传教的难度简直就是零呀！

可是刚笑两声，就笑不出口了。

知道什么东西能击败自大狂吗？

那就是一个比他更自大的家伙。

五

当第一批外国佛教徒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见到的是一个学术极为发达的帝国。早在一两百年前，帝国首席学者董仲舒就已经制定了完善的学术和行政系统，培养出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集团。汉帝国拥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皇家学校，学生达到数万人。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都争相到这所学校里学习，政府官员也从中选拔。

儒学是官方唯一承认的学说。朝廷指定了五本儒家著作为学术界不可质疑的权威。它们是学术对错的唯一标准。

而外来的佛教？根本就不在学术的讨论范围内。

更让外国僧人受不了的是，中国早在几百年前就有了“华”和“夷”的概念。就像印度人管中国叫“边国”一样，中国人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全世界只有中国最好最文明，其余地方根本毫无文化可言。

写于黄巾事变一百年前的《汉书》上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人而兽心”——说外国人简直就是禽兽，不是人。

按照这种观念，既然佛教来自于外国，就已经很说明它毫无价值了。不管你的佛学有多精妙，也没人会在乎。

更何况佛教在很多地方还和儒学有矛盾。

比如说，佛教主张出家，出家就要抛弃家庭 。这在儒家看来，简直就是丧心病狂：抛弃家庭就是抛弃父母，抛弃父母就是不孝，不孝不就等于是畜生了么？

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不仅人人平等，甚至人和动物之间也平等。但是汉代以后的儒家主张“三纲五常”，人和人之间等级森严，更不用说人和动物之间了。在儒家看来，佛教的这些主张都是道德沦丧的疯话。

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坚持按照佛教原意传教的外国僧人虽然不至于直接被就地打死，但他们的文字都被当成了异端邪说，没人阅读，没人传播。

所以那个时候流传在中国的佛经，都不得不删掉了抛弃家庭、人人平等之类的内容，有的还故意添上忠孝仁义之类符合儒家观念的话。

僧人在讲佛法的时候也会审时度势，尽量迎合儒学。三国时有个叫康僧会的外国僧人，受到孙权的礼遇，孙权专门建了佛寺供养他。这个康僧会在自己翻译的经文中就添了很多“仁道”之类的儒家主张 。布施是佛教中重要的修行方式，康僧会却在他翻译的佛经中说，与其布施，还不如孝顺亲人 。他不顾佛教教义，直接把孝道摆到了佛教之上。

但即便是如此妥协，佛教还是摆脱不了“蛮夷”的恶名。来自于“夷”就是佛教的原罪。攻击佛教的人引用孔子的话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话相当于说：“宁当中国狗，不当外国人。”

在这么残酷的言论环境中，一些在中国的佛教拥护者，产生了把佛教和中国古人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早在春秋的时候，中国人就有崇古的毛病，认为越古的人越了不起。孔子想说“礼”，就说自己的理论来自于周朝的周公，讲《周礼》。墨子要超过孔子，就说自己的理论来自于更早的禹。后来的孟子就找了更早的尧、舜。他们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的理论可信。

中国古代的众多学说中，老子庄子的理论和佛教最近。再加上《史记》里还有老子西出函谷关的说法。于是，一个用来推广佛教的“老子化胡说”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这就是佛教徒提出“老子化胡说”的原因 。

东汉时代的佛教是个什么样子呢？

虽然在名义上，佛教在东汉时已经来到了中国，但当时的人们打开佛经一读，会发现佛教跟儒学、跟江湖方术没什么区别。

早期的印度佛教不主张施法念咒。但是中国民间早就流行炼金施咒之类的法术。因而汉时就有《佛说安宅神咒经》之类的打着佛教旗号的咒语书，里面竟然还包括了日月五星、二十八宿、青龙白虎等等中国民间的神话，和真正的佛教完全没有关系。

当时学者对佛的描写，也完全照搬中国本土神仙的样子 。这很容易让人觉得，“佛”不过就是中国传统神灵的另一个名字而已。

那时有一本为佛教辩护的书籍说：

“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

——它说，“佛”是“三皇神”“五帝圣”死后封的谥号！

这本书又说：“佛乃道德之元祖。”

“道德”是老庄道家的用语。说佛是道德元祖，还是在借老庄来抬高佛教的地位。

为佛教辩护的书籍尚且如此混乱，其他书中的误会就可想而知了。

就连汉族佛教徒也不能完全分清佛道的区别。

南北朝的僧人慧思投身佛门后，还要兼修道家法门。他立誓说，希望能先炼丹修道，修成道教的“五通神仙”，然后再学佛 。他的思路大概是，道教的目标是长寿。那么他先长寿了，有的是时间了，再慢慢学习佛教高深的知识。

佛教在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干脆就被称为“佛道”、“释道”、“道法”，佛教徒被称为“道士”。直到唐宋的时候，还有佛教徒自称为“贫道” 。

因为以上种种误会，使得汉代的学者们以为，佛教不过是一门用来趋吉避凶、占卜算卦的法术。他们把佛教和五行八卦、炼丹占卜等等其他95门方术并列在一起，没瞧出佛教有什么特别的来 。

现在我们能解答刚才的疑问了：为什么佛教在中国已经传播了一百多年，汉政府的官员们却对它一无所知？

因为汉代的佛教和中国方术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就算是当时饱读诗书的学者，也未必能明白所谓的“佛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当黄巾大军突然出现的时候，东汉末年那些被卷在历史漩涡中的群雄们，谁又会想到历史的玄机竟然藏在一门毫不起眼的法门之中？

六

184年是一个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年份。汉政府惊讶于一夜之间遍地而起的乱民，张角惊讶于太平道奇迹般的发展速度。他们以为自己站在了历史大潮的浪尖上，却想不到其实是那个96门江湖道法之一的“佛道”，才是大潮的真正作者。而皇帝刘宏和道士张角，只不过是被大浪偶然卷起的扁舟。

因此他们都没有做好迎接这场大潮的准备。不光是朝廷反应极端幼稚，张角也被飞速壮大的教团冲昏了头脑。他不会想到几千公里外一个外邦宗教和自己的成功有什么关系，也就不会明白，这制度只能供他传教，远不足以组织一场战争。更何况中国百姓极少有虔诚的信仰，他们崇拜张角是因为相信张角善于治病，信了教就等于有了免费医疗——可连病都怕的信徒，怎么可能不怕死呢？

所以说汉政府有一半还是判断正确了。没有完善的管理系统的黄巾军，就如同散沙一般，根本无法和政府军队对抗。张角虽然把自己的部队分成了若干个集团军，但是军队之间全无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面崩溃。战场的主角又变成了从政者们熟悉的豪门贵族：曹操、孙权、刘备、袁术、董卓等等，他们全都是家境显赫的贵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

历史似乎又回到了汉代官员们习惯的轨道上。

然而，历史不应该从这里转折吗？

张角是一个毫无资本的道士，只是因为模仿了中国僧团的组织形式，就在短短几年里组织起40万人。宗教这么件好东西，为什么帝国的统治者们不知道善加利用？为什么不设立一个由国家控制的道教，扶植一个臣服于皇帝的教主，每日祭坛做法，向民众宣布：当今圣上是天上玉帝派来的使者。这样，江山岂不是更加稳固？

有了张角的示范，此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其实答案很简单，您一定能想到：

中国的大部分王朝，都坚持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因为儒家道德比宗教更好用。

儒家不讲神鬼，只讲“天道”——前面说了，早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天”的概念就已经深入中国老百姓的内心。中国老百姓都相信，这些来自上天的道理，都是“天”经地义的。

儒家主张的“天道”是什么呢？

儒家告诉老百姓说：你看，这自然万物是不是各有各的位置？鸟在天上飞，牛在地里耕田，人在生产劳动，世间每一个东西，都天生有自己的位置。

假如万物不遵守自己的位置那会怎么样？

假如鸟儿去耕田，牛睡上了人的炕，人反倒想要到天上飞，那会怎么样？那就是天下大乱，世上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

儒家说，我们这个社会和大自然是一样的啊，都要遵守万物各安其分的“天道”。当儿子的，就得听父亲的话。当父亲的，就应该给儿子做出榜样。当老百姓，应该勤恳劳动。当皇帝的，应该爱民如子。你们谁也不能改变自己的位置，如果改变了，就会造成各种灾难。

这就是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

你想，你要是皇帝，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套东西？有了它，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给你交税。万一有一两个人动了歪心眼，就会有其他老百姓怒斥他：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安分！”

用宗教协助统治，效果就次一等了。

儒家道德的最大优势在于，人们对道德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

今天，我们一个人没有了工作、得了疾病、年老体弱、遇到盗贼，我们都可以求助于各种政府组织，由政府来保护我们。

但是在古代，有限的生产力支撑不了庞大的政府。老百姓的生老病死政府都没有办法救济。老百姓靠谁呢？在大部分时候，老百姓靠的是自己的家族。

古代的家族相当于是一个自治社会。有自己的义学、义田；会出钱修桥补路，进行社区建设；甚至还有自己的执法机构——家法和家丁。遇到战乱的时候，家族还会修筑城堡、储存粮食、训练壮丁，保护成员的生命安全。

当然，家族成员也要负担相应的义务。他们必须听从家长的管理，在必要的时候出钱出力。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自然会认为，三纲五常的儒家秩序是不可置疑的真理。因为家族就是靠三纲五常来维持秩序。没有了三纲五常，就没有家族；没有了家族，大家就都得死。

这是儒家道德在民间最牢靠的基础。

那宗教呢？

宗教对于老百姓的说服力，主要来自于神迹。

以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所谓神迹就是谣传和魔术。比如民间最流行的“降神”、“黄纸显字”之类的巫术，在今天都是很容易破解的骗术。

当然，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魔术的效果很好——连前面说的秦皇汉武都上了方士的当嘛。

可是对于统治者来说，坏就坏在这个效果好上了。如果其他人掌握了魔术技术，擅自向民众展示神迹，那不就成了朝廷的威胁了吗 ？

而且古代交通和通讯不便，对百姓来说，能亲眼看见的“神迹”，可比远在首都的官方教主有吸引力多了啊 。

实际上，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都各种非正统的民间宗教和巫师。被朝廷称为“淫祠”，受到严厉打击。即便如此，民间还是长期存在“白莲教”之类的组织，时常武装反抗朝廷。

这还是朝廷成天嚷嚷着“真正的信仰是仁义道德，不是巫术把戏”的情况下。要是朝廷带头展示“快来瞧瞧神迹这东西就是好就是好”，那下面得乱成什么样？

因为儒家思想对于巩固统治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在汉代以后的历史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们都把儒家思想当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谁敢违反儒家思想，谁就是大逆不道。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到佛教初入中国时，因为和儒家思想有各种矛盾而遭遇窘境，最后不得不和95个不起眼的江湖法门挤在一起。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佛教和儒家有巨大的矛盾，既然佛教都被挤到角落里了，那最后佛教为什么又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思想之一，甚至后来能“佛道儒”三家并称呢？ 0bXxf8VKnVGZfilQqZydNcQ7BRbdum0z4i5vei1Ct//m4SE0GLYA7RuDmfQKOa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