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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而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七八年。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有约100万家，是美国的10倍。中国企业不仅生命周期短，而且能做强做大的更是寥寥无几。中国企业做不长、长不大似乎成为一种无法逃避宿命。
再看看英国人胡润制作的年度《中国富豪排行榜》的排名变化，中国企业家和中国企业的这种宿命就更明显了，这个排行榜几乎成了“杀猪榜”。为什么上榜的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很快就会因各种原因出现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企业昙花一现？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像福特、沃森、盖茨、乔布斯、丰田喜一郎那样创造出基业长青的企业？除了技术问题、创新能力等直观因素之外，很多人把症结归结为中国企业的文化问题。
中国商人阶层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成功之道，但这种商道和《基业长青》或《追求卓越》中所讲的商道大为不同，这是一种胡雪岩式的商道，即“官商结合”的谋利之道。
看看中国企业近十年的发展你就会发现，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企业是天生就有着官商身份的国有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这些企业大部分都已跻身世界五百强，但是一提到这些企业的效率和这些企业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品或服务，与那些真正的世界五百强相比，中国这些五百强企业几乎乏善可陈。那么，中国这些企业靠什么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呢？他们与政府结合，通过垄断资源或垄断政策获得成功而已。
中国的国有企业靠官商结合创造财富，民营企业也有很多这样。看看那些拥有百亿元甚至几百亿元身家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有多少资产与财富的积累来自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来自主营业务的利润，几乎可以说微乎其微。很多企业资产和企业家财富的爆炸性增长来自土地、矿山等自然垄断资源的低成本获取，来自通过上市融资或银行贷款等资本资源的低成本获取。再看看国内大部分民营企业的核心能力，很多规模上百亿元的企业竟然都找不出一种具有强大品牌影响力的产品或服务。很多企业最后把自己的核心能力定位为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直白点说，就是企业在政府那里的寻租能力，这种情况在中国的民营企业中并不少见。
看着中国企业家成功的背影，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和历史上的吕不韦、沈万三、胡雪岩（图1-5）等几乎有着同样的轮廓。几百年过去了，甚至上千年过去了，中国商人所持有的商道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官商结合，以商养官，以官谋商。商人因为和政府走得太近，难免受到政治斗争、朝廷兴衰的影响，中国商人和他们所开创的企业，注定逃不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
图1-5 吕不韦（左）、沈万三（中）与胡雪岩（右）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中国式商道在中国的影响之深。中国企业家大都习惯拜财神，很多人都把财神爷当成企业的保护神，但是看看中国商人参拜的财神爷的身份，你也许会陷入沉思。中国的财神爷有三位：第一位是比干，商朝商纣王的叔叔，位居宰相，人称“文财神”；第二位是赵公明，西周武王伐纣时期大元帅姜子牙的部下，人称“武财神”；第三位是关云长，三国时期蜀国大将，也称“武财神”。
这三个人一文二武，都在朝廷为官，没有一个擅长农耕或者百工，没有一个擅长财富创造，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财神爷。因为，中国商人从来不关心财富如何创造，他们关注的是财富如何分配，如何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获取财富。直白点说，中国式的传统商道实际上是一种财富分配之道，是一种“文明化”的财富掠夺之道。中国传统商道借助官方的力量，往往能够快速积累财富，而且这种方式积累财富的效率要远远高于通过自己创造财富的效率。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财富往往带有一种非正义的性质，是通过欺骗、掠夺或其他非正义方式获取的财富。
中国企业要想改变历史的宿命，必须改变传统的官商结合的谋利之道，改变不注重价值创造，只注重价值分配，习惯从价值分配环节攫取他人利益的思维。建立注重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注重价值分享、注重合作和共赢、注重尊重与平等的企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