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汇率政策总体上几乎反映了一国政治经济学的方方面面，实际上也反映了一国政治体制的方方面面。政客制定汇率政策时必须要考虑政策对其政治约束和机会的影响。而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被预期到的汇率政策冲击如何影响政客及其官员的行为。
显然，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政客要怎样对影响其选举前景的不同的汇率政策进行预判。
例如，许多学者预测，政客为了选举而操纵货币的动机越强，就越有可能选择灵活的汇率制度，以获得独立的汇率政策。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一般的民主国家相对于专制国家将更倾向于灵活的汇率制度。推而广之，与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相关的是更能允许政客呼吁对其有利经济条件的政治体制。按照这个逻辑，由于多党联合制国家的经济表现很难归因于其中某一政党，汇率灵活性的好处就可能更受限。而且，由于基于比例代表制的选举体制特别可能导致多党联合政府，一些人认为这种体制将倾向固定汇率。在另一个维度上，只要一个强势的实际汇率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政府对于选区中消费者的利益越敏感，他们在大选前夕选择实际升值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他政治体制变量如政党、独立的官僚机构和选举结构等，已经确定对国家的汇率政策有系统的影响。
汇率政策与国内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大量相关文献是关于（通常在封闭经济下）货币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的。从这一角度出发，许多学者把分析国内货币政策制度主义的工具用在对汇率的研究上。更广泛地说，学者们把政府的汇率政策选择作为一系列综合货币政策选择的一部分。
这类文献的一个主线是把重点集中于如何使用固定汇率制度这一抗通胀承诺的工具。其思路是，固定汇率可以作为国家货币承诺的名义锚，提高通胀政策的成本；因此可以有助于政府克服货币承诺在时间上的不一致。
例如，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或固定汇率来获得抗通胀信誉。
这使得汇率的主要价值在于作为一种承诺机制。
毫无疑问，政治体制影响汇率政策的制定。专制与民主、总统制与议会制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他更微妙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特点影响着政客们思考政策选择的方式。本书考虑到了上述提到的因素。不过，本书的主要焦点并不在此，而在于汇率政策与国家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治体制的）的分配特征之间的关系。例如，使用固定汇率作为提高信誉的名义锚无疑是许多情形中的一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注意分配这一因素。毕竟，汇率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为了信誉而采用固定汇率与汇率变化时预期的社会需求之间取舍，如果对这些需求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就很难明白该如何评估固定汇率相对于其他汇率政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