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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政策一样，汇率政策涉及利益取舍。最严重的问题是对“三元悖论”的多种理解。
所谓“三元悖论”（也称为“邪恶三位一体”“不一致的三重奏”以及其他吸引眼球的不同短语）认为，以下三者中只有两个可能实现：金融一体化、固定汇率以及汇率政策的独立性。对于我们的目标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对于一个金融开放的经济体，政府必须在固定汇率和汇率政策的独立性之间做出选择。这一观点是蒙代尔-弗莱明（Mundell-Fleming）模型的核心，该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用于调整国际收支平衡。
当各国金融一体化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利率是由世界利率来给定的。如果汇率是固定的，货币扩张（或收缩）没有效果，因为其影响被反方向的资金流出（或流入）抵消了。例如，如果货币当局降低国内利率以刺激经济，资本就会流出，直到国内利率上升重回世界利率水平。
于是，对于一个金融开放的经济体，政策制定者不能同时拥有稳定的汇率或独立的实施汇率政策的能力，而是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还有一种情况是选择限制资本流动，这是“三元悖论”里的第三“元”，但除非是最专制的政权，对于其他国家，当代国际金融市场和技术可能会使这一“元”变得不那么可行。这有效地减少了“三元悖论”中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这里回到封闭经济的条件，以下讨论不考虑金融一体化的情况）。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汇率政策时面临着艰难抉择，难以真正取舍。这是因为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抑或是强势和弱势货币都各有长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如何取舍取决于其支持者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相应地，支持者的偏好会对讨论中的政策选择产生预期的经济影响。在开放经济体中，汇率政策制定者发现可以对这些选择进行两个维度的评估，即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两元悖论。
汇率制度：稳定性与灵活性
。根据“三元悖论”，金融开放的经济体在选择汇率制度时，要在固定汇率带来的货币稳定和浮动或可调整的汇率带来的政策灵活性之间做出权衡。固定汇率规避了大部分甚至所有跨境交易的外汇风险，使得跨境贸易、支付、金融、投资和旅游更具有可预测性。它也可以使国内货币稳定：如果本币与具有低通胀的贸易伙伴国货币挂钩，该固定汇率可以使本国国内通胀水平与该贸易伙伴国大体一致，但这种一致性是以放弃国家政策自主权为代价的。本币既不能贬值（币值低估）使国内商品比外国商品便宜，也不能将国内货币政策放松的程度超出锚货币放松的程度。1998年之后，阿根廷农民和制造商发现，他们无法参与本地和外国市场上的定价，由于其货币是与美元绑定的，阿根廷当局什么都做不了。在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的宏观经济条件与德国完全不同：爱尔兰蓬勃发展，德国经济停滞，然而爱尔兰将爱尔兰镑与德国马克（DM）绑定的承诺，就要求其采取与德国相同的货币政策。在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如果能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货币政策，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外围国家的结局会更好，但它们的欧元区成员身份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谓的权衡就是，一方面在货币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之间进行取舍；另一方面，在货币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之间进行取舍。
汇率水平：购买力与“竞争力”
。选择一个固定汇率意味着放弃国家对货币名义价值的控制，
但即使货币当局保留控制权，要获得所需要的货币权力也是有困难的。一方面，强势的（高估的）货币增加了一国的购买力，使得国内居民花同样的钱能买到更多的东西。这是汇率波动的收入效应：货币升值增加了实际国民收入。另一方面，强势货币提升了国内产品的相对价格。这使得国内生产商更难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与外国生产商竞争；它还减少了出口销售额或利润的本币收入。这是汇率波动的替代效应：当货币升值时，国内外消费者用外国产品替代国内产品。这里面临的权衡与制定汇率制度时一样明显：实施弱势货币的汇率政策可以改善国内生产商的竞争地位，但降低了国内居民的购买力；而实施强势货币的汇率政策能提高实际的国民收入，但却给国内生产商带来竞争压力。
无论是在汇率制度还是在汇率水平的维度上，都没有明确的福利标准给政策制定者以指导，即使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善意的社会规划。在提高或降低社会总福利的政策中，汇率选择并不是一类典型政策。
一国可以在固定的或浮动的汇率制度下（或者在强势或弱势的货币条件下）繁荣发展或停滞不前。选择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在于，不同的选择如何影响政策制定者面临的约束和可行的机会，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社会经济主体的。在这方面，汇率政策不同于其他经济政策。例如，贸易政策有清晰的、普遍认同的福利基线：自由贸易是最优策略，学者致力于解释对最优策略的偏离。而汇率政策并没有类似的福利基准，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汇率政策完全是政治经济学因素的结果。
这一准则的一个可能例外是最优货币区（OCA），相关文献明确提出了福利标准。实际上，经济学家已有一个成熟的理论模型来评估两国共享一个货币的愿望。对于本书的目标，这可能与此有关，货币联盟是固定汇率的一个极端变体，它从自由浮动汇率制一端延伸至连续统一的联盟一端，而这个联盟使（之前国家的）汇率可能接近“不能撤回的固定”。因此，对OCA的分析从而与汇率制度的选择相联系。罗伯特·蒙代尔和其他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研究出这一方法。
这类研究以前被视为对某种知识的好奇心，现在受到更多的重视，很大程度上与欧洲货币的统一有关。
OCA认为，放弃一国汇率政策的收益大于失去通过升值或贬值以应对经济形势变化能力的成本。货币联盟的收益在以往研究中很少被提及，但可以认为是对跨境交易的稳定预期。货币联盟的成本取决于政府放弃将汇率作为政策工具后的影响。这些成本相应地又是独立汇率政策实际有效性和愿望的函数。为评估汇率政策的有效性，OCA的方法侧重于通过要素的流动性来证明：国与国之间流动的要素越多，汇率政策的有效性将会越弱。如果两国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任何刺激（收缩）一国经济的尝试将会导致劳动力的流入（流出），并稀释政策的影响，这与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类似。为衡量对独立政策的期望，OCA的方法考虑一国是否遭受到同样的外部冲击。如果两个经济体具有相同的结构和外部条件，它们没有（关于国家福利的）理由去寻求不同的汇率政策。当这些国家有着相似的结构或一体化要素市场，或者面临相关的外部冲击，它们通过放弃将汇率作为提高国家福利水平的工具。这一结论促进了许多相关研究，即这些条件是否有望组成货币联盟。
OCA的分析完全是以发现汇率政策的社会总体福利影响为导向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而且对于政府如何做才能使本国获益最大这样的命题进行分析，无疑是值得考虑的。这是一个缺乏企业层面微观基础，且（不幸的是）缺乏实证支持的命题。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尝试都表明，EMS以及后来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创始成员国，都没有组成OCA。这强调了理解政策来源（包括政客自身和国内利益集团的作用）而非国家福利的意义。
汇率政策的两个维度要求政策制定者对国民经济做出重要决策。其一，他们必须考虑清楚，与世界其他经济体可预见的经济关系是否比处理国内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更重要。其二，他们必须考虑清楚社会上哪些经济主体（消费者、债务人、国际投资者、制造商以及农民）将获得实际汇率的有助于或受其损害。显然，没有同时实现这两类选择的“正确”决策；因为这些都要权衡成本和收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群体有不同的估值。
汇率政策的分析需要将政治经济学因素作为核心问题来考虑。尤其需要考虑汇率政策的政治影响，即如何影响对政客和政策制定者的激励，以及其分配的影响，即如何影响社会经济群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