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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时代，汇率显得越来越重要。汇率好比人的眼睛，如果说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口，那么，汇率则是世界经济的窗口，读懂了汇率，就读懂了世界。
像美国这样的金融主导国，汇率政策的变化直接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美元的升值或贬值周期，几乎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甚至给一些国家的经济带来重大伤害。比如，在1981～1985年的美元升值周期内，1982年墨西哥危机的爆发点燃了拉美危机的火焰，拉美国家步入“失去的十年”。在1995～2001年的美元上涨周期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随后蔓延到1998年的俄罗斯、1999年的巴西以及2000年的阿根廷和土耳其。其影响一直到今天还令人心有余悸。
在当今世界上，诚如杰弗里A.弗里登先生所言，许多国家对于汇率政策有一定的偏好。比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品的生产者将偏好本币贬值，以此刺激出口，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主动。
而金融主导国美国则具有相当明显的特殊性，可以说，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美元的周期性。一方面，美国是贸易品的生产者，也具有偏好本币贬值的特点，这种特点在巨额债务缠身的情况下显得更为明显。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一个消费拉动型国家，其消费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偏好本币升值的特点。而且，在美国的出口贸易当中，资本品占比和高科技产品占比相对其他许多国家而言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美国资本品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对汇率的敏感度较低，不容易受到美元升值的冲击。更重要的是，美国的金融业与服务业发达，这些行业恰恰是偏好强势美元的。
这些特殊性造成了美元进退有序，进可强攻退可安守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美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货币政策，进而导致美元升值周期和贬值周期形成的根源。研究汇率、研究汇率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必须重点考虑美国的这一特殊优势，因为汇率政策总会有受益方和受损方，当美国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把自己设定为受益方的时候，必然对应着受损方，只是受损的对象及其受损的程度不同而已。
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汇率政策的重要性可谓前所未有。诚如杰弗里A.弗里登先生所言，汇率波动具有替代效应：当货币升值时，国内外消费者用外国产品替代国内产品。因此，实施弱势货币的汇率政策可以改善国内生产商的竞争地位，但降低了国内居民的购买力；而实施强势货币的汇率政策能提高实际的国民收入，但却给国内生产商带来竞争压力。
最糟糕的情况，是被许多研究者忽略的一个现象：
汇率政策的分裂，即货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共存：本币对外升值，削弱了本国生产商的竞争力；本币对内贬值，又降低了国内居民的购买力。汇率政策的这种罕见的分裂性，容易导致出口下降与国内消费同时低迷，进而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而这一点，正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棘手难题。如果从汇率角度来看待中国的产能过剩，就能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根源。
进入2016年后，经济衰退的阴影迫使许多国家走向宽松之路，汇率政策正在逐步上升为“货币战争”，由此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冲突。中国要想在这场汇率战中捍卫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深入了解汇率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制定出更符合自身发展的汇率政策。
杰弗里A.弗里登先生是哈佛大学政府公共学院教授，他对汇率、债务等问题都有着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是我非常喜欢的研究者之一。这次应邀为他的作品作序，我深感荣幸，我相信读者朋友能通过他的这部作品，对货币政治有更系统的了解，进而通过汇率这个窗口，更清晰地了解世界。
时寒冰
经济趋势研究专家
著有《时寒冰说：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等书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