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十多年前，我在草拟本书初稿时常常会疑虑：它是否值得我如此投入？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实在地解决拍摄中出现的抽象问题，不是更切合实际吗？

我的创作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在漫长而折磨人的拍摄空档期，我无所事事，一遍遍地思考：我工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电影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区别何在；对比同行的经验和成就，我对电影艺术的潜力有何独特见解。

通过反复阅读各种电影史著作，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著作并不能令我满意，反而令我想就电影创作及其目的提出种种不同的理解。我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和对其基本规则理解的表达欲，总是在与我所熟稔的电影理论的碰撞中形成的。

我越来越多地在各种演讲场合中接触观众，感到发表这些见解的时机已经成熟。观众渴望理解我电影的实质，找到他们在观影后产生的不计其数的问题的答案，并最终为自己零散无章的电影观乃至艺术观找到一把标尺。

应当承认，我对观众来信有极大的关注与兴趣，它们令我时而沮丧，时而欢欣鼓舞。在苏联工作的岁月里，这些信件堆积如山，包含了各类问题与困惑。

我忍不住想要在这里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说明我和观众交流（有时候是完全的不理解！）的特点。

“我看了您的电影《镜子》，”一位来自列宁格勒的结构工程师写道，“整部都看完了。才刚看了半个小时，我就因想弄明白片中人物、事件、回忆的关联而头疼。我们这些可怜的观众什么电影都看：好片、烂片、平庸的、别出心裁的，那些都可以看懂，可以去赞美或批评，但这一部呢？”一位来自加里宁格勒的设备工程师甚至被激怒了，忍无可忍：“半小时前我看了电影《镜子》。好极了！导演同志，您看过这部片子吗？我觉得，这部电影简直不正常……祝您事业有成，但是不要拍这样的电影。”还有一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工程师，掩饰不住自己的厌恶：“多么下流，多么污秽！呸，真恶心！我认为，最关键的是您的电影不知所云，根本打动不了观众。”这位工程师甚至还要求管电影的领导给个说法：“真是令人惊诧，我们苏联负责电影放映的人竟然会出现这样的漏洞。”我为领导说句公道话，他们并不经常放过这样的“漏洞”，平均五年一次而已，而我呢，老收到这样的信，总绝望地想：说真的，我究竟为谁创作，为何创作？

另一类观众的信件又燃起我的一线希望，他们虽不理解，但却非常真诚地想看懂这些电影。有的人会说：“我深信自己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因看了您的《镜子》不解而向您求助的人。影片的片段都很精彩，可要如何把它们关联起来？”还有另一位来自列宁格勒的女性给我来信：“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我都没有做好领会这部电影的准备。这该如何解释呢？我对电影并非一无所知……我看过您以前的作品《伊凡的童年》和《安德烈·鲁布廖夫》，完全看得懂。可是这一部却不能……电影在放映之前，应当让观众有思想准备。看完这部电影，观众会感到无助、沮丧。尊敬的安德烈，如果您不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那么哪怕告诉我可以在哪里读到该片的相关资料，可以吗……”

很遗憾，对此我没有什么好建议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镜子》的评论，如果不算《电影艺术》杂志刊登的那篇。那是我的同行们在国家电影局和电影艺术家协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文中公开指责我的电影是不可饶恕的“精英主义”。不过，这一切并非毫无出路，一些常常出现的论据证明热爱并期待我的电影的观众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人有意帮我和我的观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给我寄来一则发表在他们研究所墙报上的简讯：

“整个莫斯科都对塔可夫斯基的《镜子》反响强烈，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也不例外。许多人想与导演见面，但多年不能如愿。（很遗憾，简讯作者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不懂塔可夫斯基是怎么用电影手法创作出这样一部深刻的哲学作品的。习惯于认为电影就是情节、事件、人物和千篇一律的‘快乐结局’的观众，若试图在塔可夫斯基电影中找这些因素，会一无所获、沮丧而返。

“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是人。不，不是那个具体的、在画面之外发声的因诺肯季·斯莫克图诺夫斯基。这部电影讲的是你，你的父亲、爷爷，也是某个在你死后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依然是那个‘你’。这部电影讲的是生活在大地上的人，他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他的一部分；它讲的是人用自己的生命对过去和将来负责。光冲着巴赫的音乐和阿尔谢尼·塔可夫斯基的诗歌就应该去看这部电影，看它就如同面朝大海，仰望星空，享受自然风光。这里没有数理逻辑，数理逻辑无法阐释人是什么，无法阐释生命的意义。”

必须承认，哪怕职业影评人称赞我的作品，他们的观念和见解也经常令我失望与恼火——至少我时常感到：这些评论人不过是对我的工作漫不经心或刻板照搬老生常谈的电影学理论以代替观众鲜活感受的平庸之辈。当我收到那些坦诚的来信，有时只是同受我的电影触动的观众会面，我就开始明白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对观众的义务和责任……我永远不相信会存在这样一种艺术家：明了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被任何人所需要，创作只为自娱自乐……关于这点我们后文再谈。

一位女性观众从高尔基市来信：

“谢谢您的电影《镜子》。

“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可您是怎么知道的？就是那样的风，那样的雷雨，奶奶喊道：‘加莉卡，撵猫！’……房间一片漆黑……油灯也熄灭了，我一心盼着母亲回来。

“……而您的电影如此精彩地呈现了一个孩童的意识、思维的觉醒！天哪，太准确了……我们是真的不认识母亲的面孔的。就这么简单。您知道吗，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凝视着被您的天才所照耀的那块银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一直以来，总是有人试图说服我接受我的电影没人想看，也没人看得懂的现实，而这样的认可温暖了我的心，赋予了我事业的意义，让我更坚定地认识到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这种选择绝非偶然。

列宁格勒的一名工人，同时也是个夜大学生，在来信中写道：

“我写信是因为《镜子》。关于这部电影我没什么好说的，我靠它活着。

“懂得倾听和理解是美德……因为其中有人际关系的基础：理解并原谅他人的无心之过及正常的失败。两个人哪怕只有一次对某件事情感同身受，他们就有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哪怕其中一个人生活在冰河时代，另一个生活在电气化时代。但愿上帝让人们理解并感受到普世的人道愿望——自己的和他人的愿望。”

观众们为我辩护，并激励我：

“我受一群不同职业的观众的委托给您写信，他们都是我的熟人或朋友。

“我们迫不及待地要告诉您，您的影迷和崇拜者比《苏联银幕》杂志上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我并没有具体数据，但在我的朋友圈和朋友的朋友圈中，没有人参与过那项调查问卷。他们会去影院看电影，并不常去，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他们是兴冲冲地去的。（很遗憾，您并不多产。）”

我自己也承认，很遗憾……所以，我很希望说出我想说的一切，其重要性显然不囿于我一个人。

新西伯利亚的一位女教师告诉我：“我从来不给书籍或电影的作者写信，告诉他们我的感受。但这次是特例：这部影片挣脱了缄默的枷锁，把灵魂和大脑从焦虑和空虚中解脱出来。我参加过这部电影的讨论会。物理学家和抒情诗人达成共识：该影片慈悲、真诚、不可或缺，感谢作者。在场的每个人都说：‘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我’……”

还有这样一封信：“给您写信的是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我对电影艺术很感兴趣，即使我的职业（我是一个无线电工程师）离艺术很遥远。

“您的电影震撼了我。您拥有潜入成人与孩子的感知世界的天赋，能唤醒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展现给他们这个世界真实的而非虚假的价值。您让电影画面中的每件事物、每个细节都富有象征意味，提炼到哲学意味，并用最简省的描写手法让每一帧画面都充满诗歌与音乐……这些都是您的，只有您的叙事手法有这种特质……

“渴望读到您对自己电影的论述。遗憾的是您鲜少发表。我相信您有话要说！”

说实话，我是那种要通过辩论才能完整表达自己思想的人。（我完全赞同“辩论出真知”的观点。）否则我倾向于保持消极缄默，这种状态对我性格中形而上的倾向有助益，而有碍于活跃的、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后者给我多少有点严整的思想架构提供感性素材。

正是因为观众的来信，以及与观众这样或那样最直接的接触，促使我写下这本书。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责怪那些批评我大谈抽象问题的读者，就像我也不会惊异于另一些读者的热情。

新西伯利亚的一名职业女性在来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之内，我看了四遍您的电影。我不是随便看看，而是为了和真正的艺术家、真实的人们一起真实地生活，哪怕只是几个钟头……所有令我困扰、不满、焦虑、愤怒、窒息、郁闷的事物，让我愉悦、温暖、充满生机或将我击垮的事物所有这一切，就像在镜子里一样，出现在您的电影中。对我来说，电影第一次变成了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看这部电影，因为在那期间我活着。”

最大的理解莫过于此！一直以来，我内心最深处的梦想是通过自己的影片，以最大的饱满度与真诚去表达思想，而且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不过，如果你的世界观也能为别人所接受，成为他自身不可剥离的一部分，那会让你有更大的工作动力。

一位女性转寄给我一封她女儿写给她的信。这个女孩极为全面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意义、交流功能以及它最细微的力量。

“一个人能认识多少个字？”她问自己的母亲，“一个人的日常词汇量有多大？一百，二百，三百？我们把词语用情感包装起来，试图用它们表达自己的苦乐与各种情绪，但这些恰恰是无法用词汇表达的。罗密欧对朱丽叶说的那些话可谓精彩生动，可难道能完全表达出他内心的情感吗，那种令他呼吸停滞心随时从胸口跳出来、令朱丽叶眼里只剩爱情的情感？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语言，另外一种沟通方式：感觉和形象。这种沟通方式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防线。意志、感觉、情感——这些才能抹掉人与人之间的障碍，让他们不再对峙在镜子和门墙的两侧。银幕的边框散开了，那先前与我们隔绝的世界来到我们中间，成为现实……这一切已经不是由小阿利克谢完成的，而像是塔可夫斯基本人直接面对观众、坐在银幕的那一侧。没有死亡，只有永生。时间是一体的，不可分割，就像电影中的一首诗所说：‘祖辈和孙辈坐在饭桌旁……’顺便说一下，妈妈，我更多地是从情感角度去欣赏这部电影的，但完全可能有其他角度。您说呢？请写信告诉我……”

我的这部作品成形于漫长的拍摄空档期（前不久我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强制打破这一状态），我不准备教诲任何人，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谁。本书的首要意图是突破这门年轻而精彩的艺术的可能性困境——实质上，这门艺术还鲜少被研究——也为了独立且充分地在此中找到自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创作不可能用像普罗克汝斯忒斯的床那样形式化、经年不变的准则去衡量。由于和认识世界有着共同的使命，创作有着难以计数的观点，包含着人与实践的关联，它不会漠视最素朴的一种尝试：沿着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去追随，最终建立关于生命意义的最完整认知。

总的来说，电影理论和概念目前零星稀少，但其重要性及想要厘清其中某些准则的愿望，促使我努力去阐述自己的一点相关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