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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
，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没有记忆疲劳的年份。但对于大清来说，却是一个既无艳阳又无皎月的岁月。在八国联军从东部沿海的天津杀进北京的同时，一支西方探险队也从西部边陲的喀什出发，大摇大摆地走向“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的罗布荒漠。
这是一支有15只巴克特利亚
种骆驼组成的驼队。
骑在头驼上，潇洒地叼着烟卷，向空中吐着烟圈的，是一个头戴毡帽、留着八字胡、鼻梁上架着眼镜的西方人，名叫斯文·赫定，35岁，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儿子的家庭教师，一位具有三次中亚考察经历的瑞典探险家。他此行冠冕堂皇的任务是，实地测量传说中的“中亚地中海”——罗布泊的准确位置，为自己的老师冯·李希霍芬与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论提供实证。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经考察认定，喀拉库顺
就是罗布泊，中国地图对罗布泊位置的标注是错的。冯·李希霍芬则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见到的喀拉库顺是个淡水湖，而罗布泊是个盐湖，这是两个位置不同的湖泊。就连斯文·赫定也对老师的推论有所怀疑：在同一个罗布荒原里，怎么会并存着南北两个罗布泊呢？当然，故意对外张扬的，往往不是真心话。此前，他已在新疆和阗发现了两座沙埋遗址——丹丹乌里克古城和喀拉墩古城，收获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文物。寻找民间传说中的大漠古城与财富，应该是他此次新疆之行难以言传的目的。
为了确保行程顺利，他在驼队组成人员上煞费苦心。驼队里，有吃苦而精明的罗布
向导奥尔得克，有富于野外生存经验的罗布猎人阿不都热依木，有老实可靠的维吾尔族驮夫帕皮巴依，还有机警勇武的哥萨克警卫切尔诺夫。
3月下旬，驼队从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绿洲启程，由北向南进入土丘密布的罗布荒漠。
28日，罗布荒漠里一个难耐的日子。傍晚，斯文·赫定和队员们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处长着几棵柽（chēnɡ）柳的洼地。有植物生长的地方必定有水，斯文·赫定决定停下来挖水，但铁锹被37岁的向导奥尔得克遗忘在下午经过的废墟了。没等斯文·赫定埋怨，向导便在晚饭后骑上一匹马匆匆北返，主动回去寻找铁锹。
似乎是一种神示与天意，大漠突然刮起了可怕的沙尘暴，向导在狂风中迷了路，但是一座泥塔指引着他，在离塔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房屋的残迹。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铁锹，还发现了一些半隐在沙土中的木板、古钱和雕刻品。
在向导回去寻找铁锹的那段时间，斯文·赫定一次次翘首企盼着，形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并不知道，如雅典娜暗中助推着阿尔戈英雄们的船只一般，幸运女神正悄然向他走来。第二天黄昏，当向导带着意外收获——捡来的木板赶上南行的队伍时，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惊呆了：木板的花纹具有典型的希腊艺术风格！探险家的直觉告诉他，这块千年不朽的精美木雕，属于上一个千年的佛教文明，是某个来去无踪的神秘古国邀请探险家来访的国书。向导发现的一定是一座沙埋古城，自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揭开塔克拉玛干
沙漠文明之谜的人。考虑到带的水所剩无几，他决定第二年从头再来。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的新疆，山寒水瘦，天寂地寥。瑞典人果然又来了。
3月3日，数字整齐好记，又意味着吉祥，像是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这一天，驼队意外踏上了一条依稀可辨的古道。突然，头驼停了下来，一个硕大的土堆挡住了去路。经验丰富的斯文·赫定认出，那不是千年强风雕琢而成的突兀土堆，而是一座残破的印度式佛塔的遗迹。他快步走上土堆，放眼望去，一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出现在视野中：一道人工河反射着夕阳的余晖，成片的古建筑分布在佛塔与运河之间。细沙之下的官署、寺庙、僧舍、马棚、街市、瞭望塔、生活用具，特别是保存完好的纸本汉文文书、汉文木简、佉（qū）卢文
文书，让他心潮涌动，惊诧莫名。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这条干涸已久的人工河最新的脉动，也似乎听到了千年前的绿洲古国鼓翼而过的声响。
他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兴致勃勃地写道：“我们将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开，最后只剩下一间土盖的房屋。我们在那屋里找到了36张有中国文字的纸，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破衣、鱼骨、印有花纹的毛毡等。我相信这些毛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接着我们考查一座泥塔，但它却是实心的。我们只在它的旁边找到两管中国毛笔，两个瓦罐和无数的小钱……这就是当年繁盛一时的楼兰古城。楼兰城以及我在那废址中极幸运所得的发现足足可以编成一整部书。”
透过考察资料，他认定楼兰城是4世纪初失守的。在日记中，他想象的翅膀开始翔舞：“当城中战云密布时，官吏们并没有忘记公家的责任，他们仍尽心尽责，在战鼓与烽火中写完他们的报告。这些中国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动。由此可知这个非凡的民族如何能统治半壁亚洲——这并非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真实。那些信札在地上埋了1650年后，现在又给我们一个音信。它们的灾祸、忧患和喜乐终见天日。”
在难以言表的激动中，斯文·赫定将发掘出的文物运回西方。考虑到自己既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斯文·赫定听从老师冯·李希霍芬的建议，把全部材料交给了住在威斯巴登的汉学家卡尔·希莱姆，并由希莱姆向世界宣布：“那城名叫楼兰
，在3世纪极一时之盛。”
希莱姆去世后，这些材料又转交到了住在莱比锡的中亚文字研究家康拉德（中文名孔好古）手上。康拉德兴奋地说：“楼兰文件是一种叙事诗，是用世界历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写的世情画。”
1600年前的丝路重镇——楼兰重现人间！
同样令世界瞠目的是，斯文·赫定并未忘记老师交代的任务，他用近万个数据证实，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罗布泊”——喀拉库顺，并非中国史籍记载的罗布泊。恩师冯·李希霍芬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质疑是对的，罗布泊是喀拉库顺东北方向一个古老的湖盆。他据此推断：罗布泊是个“游移湖”。
如两声平地惊雷在耳边炸响，令此前埋头旧纸堆的东方学者们震惊不已。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从此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汉堡召开，由各国东方学家组成的“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各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国家西域考察委员会。西域迅速升温为世界考古与探险的热点，并幻化为许多探险家永远不变的地平线。
从此，斯文·赫定——这个在瑞典几乎与诺贝尔齐名的人，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将人生的目标全部倾注在对中国的探险事业上，以至于终生无暇娶妻。他曾无比骄傲地宣称：“我已和中国结婚了！”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也令人沉醉的宣言，但每一个听到这句宣言的中国人反而感到脸红。因为中国的楼兰古城，不是由中国人而是由外国人首先发现的，这也成为中国考古人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记忆。
1905年圣诞节，一个美国人怀揣玄奘取经路线图，首次闯进了拥有大量佛教建筑和精美佛像浮雕的鄯善国古城——米兰
遗址，并对楼兰废墟与罗布盐泽进行了气象考察。
他叫艾尔沃思·亨廷顿，是一位气象学家。万幸的是，他是为数极少的不以盗掘文物为目的的外国人。
期间，另一位探险家——为英国印度政府服务的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发现了沙漠中的庞培——精绝国古城尼雅，并满载着从尼雅盗走的文物回到印度，在那里埋头书写名为《古代和阗》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游记。楼兰被发现的消息，或多或少冲淡了他心中的喜悦。研究完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他那蔚蓝色的眼睛突然放射出闪电般的光芒，他认定，楼兰附近的几座古城还没有被斯文·赫定涉及，那里应该拥有无数的古文物。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筹备第二次西域探险的费用。
在得到大英博物馆的资助（前提是寻找到的文物必须交给博物馆）后，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开始了第二次西域之旅。经克什米尔、喀什、和阗、尼雅，于十二月上旬抵达若羌，由罗布向导托克塔阿浑带路，来到了磨朗遗址（米兰遗址）。鉴于此地文物过多，他决定一月份再来进行重点发掘。
大漠的冬季，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兴奋而急切的斯坦因哪管什么严寒？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月二十三日，斯坦因率领大批雇佣民工再次闯入磨朗遗址，开始了疯狂的挖掘。在一座堡垒中，发现了上千件吐蕃（Tǔbō）文书，证实此地是吐蕃伸向塔里木盆地的一个触角。在堡垒附近一座坍塌的佛寺里，挖掘出几尊泥塑的佛头，许多梵文贝叶书。在堡垒西方1.6千米的土堆群中，挖掘出一座圆顶佛寺——米兰大寺。清理到离地面1米多时，一面绘着有翼神像（可能是佛教有翅人物迦陵频迦）的护墙板显现出来，他不禁大吃一惊，“在亚洲腹地中部荒凉寂寞的罗布淖尔岸上，我怎样能够看到这种古典式的天使呢？”
大量精美绝伦的壁画被他挖下，连同泥塑佛头一起仔细装箱。斯坦因在书中不无骄傲地说：“我十分满意的是，两年后打开这些箱子的时候，因为装箱时的十分谨慎，所有绘画的泥版遗物竟能安全地到达不列颠博物馆。”
那幅被盗走的有翼神像，后来被斯坦因认定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并错误地将其冠名为“有翼天使”。
随后，他雇用了二十一峰骆驼，参照斯文·赫定手绘的路线图，自南向北进入楼兰古城。与较为注重发现的斯文·赫定相比，他更注重发掘，因此，他步前者后尘所进行的发掘，带有更为明显的破坏性。在楼兰古城以及附近地区，他又发掘出成批的汉文木简、佉卢文简牍以及其他文物。在大肆搜刮后，他装模作样地对楼兰古城进行了精确测量，然后把坐标公布给了世界。
在楼兰收获颇丰的他，仍意犹未尽，继续向东奔赴敦煌，去收买那位外表猥琐的莫高窟道士王圆箓。
斯文·赫定、亨廷顿和奥利尔·斯坦因的意外成功，恰如绘制了一张消失千年的“藏宝图”，召唤着一批批外国探险家先后光顾楼兰，为揭开楼兰的神秘面纱并顺便抢夺文物展开竞赛。
日本僧人橘瑞超以“访求佛教东渐古迹”的名义，开始了漫长的“西游记”，并在楼兰收获了超出预期的“考察”成果。他在东晋时期罗布泊地区的第二大城市海头，发现了前凉西域长史李柏的一封文书，这封文书不仅为了解前凉经略西域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魏晋书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李柏文书”现藏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内。他还将在若羌发掘和征购的文物，连同在米兰佛寺剥离的壁画，转赠给了朝鲜总督府博物馆，现存在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内。
俄罗斯探险家马洛夫从米兰古城及其附近的吐鲁番墓葬群，盗走了大批古藏文简牍。而他的同胞奥登堡从楼兰盗走了多少文物，其中细节至今不得其详，但有人在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彼得堡分所里见到了一批佉卢文经济文书。
古迹在流血，楼兰在哭泣。
阳光惨烈如葬，历史放行的车马渐渐远去，楼台垛堞已被烟火和草木深埋。苍穹下的楼兰、米兰、鄯善古城，似一具具静卧在坦荡大地上的文明的遗体，既有时间赋予的怵目惊心的结痂，更有所谓的探险家留下的一道道受难的伤口。
“楼兰，请不要哭泣，您能否说说自己的身世？您到底是谁？来自哪里？何时来到此地？官方语言是什么？您与焉耆、龟兹人是否是近亲？”
这一系列的疑问，不仅在近代，即便是今天仍能把人“绕”晕。在当今中国，除了极个别“迂腐”的历史学者和“死板”的考古学家，似乎人们都在忙于挣钱、炒股、上网、相亲，大家没有兴趣也不愿意去刨根问底。
但欧洲人感兴趣，日本人感兴趣。他们不但感兴趣，还不畏艰险，不惜钱财，抛妻别子，甚至终身不娶，把毕生精力放在揭开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谜底上。
其中最为执着的，当属斯文·赫定。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1933），69岁的斯文·赫定以“铁道部顾问”的名义来到新疆，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勘测后来的兰新铁路。当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正与回族将领马仲英激战。斯文·赫定探险队的四辆卡车被溃逃的马仲英强行征用，马仲英得以顺利逃往库车。因为涉嫌“帮助马仲英脱逃”，他们被盛世才请来的苏联红军扣押在了库尔勒。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二十七日，一名苏联红军上校转达了盛世才的命令：“你们去乌鲁木齐不安全，最好到罗布泊无人区去，研究‘灌溉问题’。”就这样，歪打正着，斯文·赫定得以再次来到久违的罗布泊。
两天后，被马仲英征用的汽车返回驻地。他们从库尔勒乘车抵达尉犁，然后弃车登舟，沿孔雀河
前往罗布泊。在这次“田园般的旅行”中，斯文·赫定遇到了当年的向导奥尔得克。在斯文·赫定离开新疆的32年里，奥尔得克已经变成了71岁的老人，但他一直等着瑞典人，因为他有另一个重大发现：在孔雀河边的荒漠中，有一座一千口棺材的小山，那是谁也不知道的古迹。
斯文·赫定的眼睛又一次亮起来。鉴于自己需要以主要精力从事兰新铁路的测绘，他决定委托31岁的助手沃尔克·贝格曼带队，由奥尔得克做向导，前去寻找“有一千口棺材”的古墓。
于是，这支队伍一分为二。斯文·赫定所率的测绘队进展顺利，其成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首肯。他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月到达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见了他，行政院长汪精卫率领250名官员听取了他的演讲。他还赶到汉口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汇报了考察成果，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他作了翻译。
此时，他的助手沃尔克·贝格曼一行已经渡过孔雀河，在沙漠里像黑瞎子一样转悠了15天。
奥尔得克记忆，那座有棺材的小山在孔雀河支流库姆河以南地区，但渡过库姆河后发现，这里布满了雅丹、沙丘和柽柳墩，如同一个巨大的迷魂阵。艰难跋涉了一上午，结果，他们来到的竟然是昨天来过的地方——小湖湾。
当晚，大漠夜色显示出浓郁的面孔，稀稀拉拉的星辰如同一个个找不到家的幽灵。奥尔得克的一个同伴病了，他也被噩梦惊醒，说是梦见了魔鬼。第二天，面对探险队员们的责问，一半是为了自赎，一半是感到茫然，奥尔得克开始像《一千零一夜》中的王后山鲁佐德一样不停地讲故事，说那座布满坟墓的小山已经消失在新形成的湖泊中，再也找不到了。又说那是一个有“魔鬼守候的地方，任何靠近它的人都要遭受灭顶之灾”。
“我开始怀疑是否有这样一个地方，或者他是否真的去过那里。”贝格曼后来回忆说。
考察队意外拐向了库姆河的支流——一条宽度只有20米的无名河流，考察队员随口把它称为“小河”。六月二日，考古队沿着小河边测量绘图边前进，沙漠里特别热，所有的人汗流浃背，周围的牛虻又闻味而动，“可怜的人们几乎要发疯了”。
日影慢慢偏西，直到成为斜阳。在小河以东4千米的地方，一个浑圆的小山包兀立在沙漠之中，如同一个显著的标志。奥尔得克指着山包大叫：“那——就是它！墓地！”沃尔克·贝格曼和队员们兴奋地扑上山包：“小河墓地找到了！”
兴奋之余，沃尔克·贝格曼只是粗略地发掘了12座墓葬，带回了200件文物。出于对老向导的敬意与感激，他将“小河5号墓地”命名为“奥尔得克的古墓群”。
沃尔克·贝格曼将200件文物装车运走时，老向导眼中露出的是满足与惬意，因为他心事已了，终于可以毫无遗憾地离开人世了。今天的我，实在难以对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品头论足，在他看来，把心中的秘密告诉披着“文明”外衣的外国学者，让这些被忽视的“旧物”为世界所知，为自己的家乡和祖先罩上一道绚烂的光环，似乎无可厚非。但站在中国角度上讲，这无疑是中华文明的一场劫难。诸如此类的劫难还有很多，如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将大量经卷贩卖给奥利尔·斯坦因，土尔扈特人帮助俄国人科兹洛夫盗掘黑城遗址等。而站在人类的高度洞察，许多考古发掘本身就是劫难，因为历史文物一旦出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氧化、风化，如秦始皇兵马俑身上的彩色已逐步褪去，马王堆女尸身上的丝织物已经脱落，定陵里的诸多文物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但是，如果不发掘、不考古，人类又凭什么去了解和认识自身的历史呢？在人类的好奇心和考古劫难之间，真是一个永恒的两难。当然，文物保护机构更应该把精力放在现有出土文物的保护和不得不进行的抢救性发掘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什么“新发现”之类的“业绩”。对此，现代伟人邓小平处理两国争端问题上的一句话可以用在考古上：“我们这一代人处理不了的，就留待后人去解决。”秦始皇墓暂时不去发掘，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
收获巨大的沃尔克·贝格曼也有遗憾，那就是考虑到运输与保存上的困难，他没有带回那具神秘的干尸。
但他在向西方世界介绍他的惊世发现时，特别介绍了这具干尸：“一具女性木乃伊面部那神圣端庄的表情永远无法令人忘怀！她有着高贵的衣着，中间分缝的黑色长发上面冠以一顶具有红色帽带的黄色尖顶毡帽，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嘴唇与微露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微笑。这位‘神秘微笑的公主’已经傲视沙暴多少个春秋，聆听过多少次这‘死亡殿堂’中回荡的风啸声！而又是在什么时候，她面对明亮、燃烧的太阳，永远地合上了双眼？”
任何人的笑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她的笑却借助干燥的沙漠化为了永恒，向世界展示了生命奇异的魅力。
贝格曼眼中的“微笑公主”，后来被诗意地称为“小河公主”。
如同一道彩虹，“小河墓地”在惊世一现后，就沉入沙漠，再无声息。第二年，考察工作因为中国时局混乱而中止。从此，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再也无缘回到魂牵梦绕的罗布泊。新中国成立后，罗布泊又因为核试验成为一块禁区，遥远的“小河”步入了漫长的冰冻期。
“找到小河墓地，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考古学家的夙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炳华如是说。
1979年，丝绸之路热由日本传入刚刚重开国门的中国。日本NHK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丝绸之路，王炳华等一批考古学家被选作考古导引。
在马兰基地的帮助下，王炳华带领综合考古队进入孔雀河下游寻找小河墓地，深入了相当一段距离仍未能如愿。当他们来到罗布泊西部70千米的孔雀河古河道时，却几乎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晕——在河道北岸的小沙丘上的古墓沟发现了令国际考古界疯狂的“太阳墓地”。墓地距今3800年左右，东西宽约35米，南北长约45米，面积约1600平方米。墓葬地表是规整的环列胡杨树桩，最内圈直径约2米，似一轮太阳，人被埋于“太阳”之中；以“太阳”为中心，又有七圈粗大的树桩呈放射状排列，井然有序，似太阳放射出的光芒，它因此而得名“太阳墓地”。
时隔一年，震惊世界的“楼兰美女”——一具头戴尖顶毡帽，帽子上插着羽毛的女木乃伊，被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穆舜英等人发现。出土时，她仰卧在一座风蚀沙质土台中，身着粗质毛织物和羊皮，足蹬粗线缝制的毛皮靴，一尺多长的黄棕色长发卷压在毡帽中，眼大窝深，睫毛翻卷，鼻梁高削，下巴尖翘，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
北欧类型特征。经测定，她死时年龄在45岁左右，生前身高1．55米，血型为O型，距今已有3800年的历史。后来，日本人用现代技术制作了楼兰美女复原图，复原后的楼兰女子有着惊人的美貌，把日本国民的人心都俘虏了。
不过，我更欣赏由出生于山东的赵成文教授根据绘画中的“三庭五眼”理论和他研制的“cck-3型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复原的楼兰美女图。一位导演告诉我，她的韵味不亚于法国影星苏菲·玛索。
2000年12月，65岁的王炳华及其九名队员，再次开始了寻找小河之旅。王炳华的骆驼上驮着贝格曼的考古报告，身上装着贝格曼当年绘制的路线图，手里拿着现代化的卫星定位仪，随时捕捉着罗布泊的每一点历史文化信息。
越往前走，生命的气息就越加微弱，枯死的胡杨、稀落的红柳在慢慢减少，偶尔可见的兽迹完全消失，周围的沙山越来越高大，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难，小河墓地却渺无踪影。
这是寻找的第四天，根据测算，墓地可能还在30千米外，而干馕和冰水已经所剩无几。继续向前，能保证整个队伍安全走出沙漠吗？“再坚持三个小时，不行就往后撤！”面对大家怀疑的目光，王炳华咬牙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就是这可贵的三小时，小河墓地找到了。
200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
那是一个无风的早晨，镜头聚焦到小河墓地，现场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一座船形棺木正在缓缓开启。紧绷在棺木上的牛皮断裂的声音沉闷而有力，像从幽深的海水里传出的某种震响。“那声音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我感觉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那是历史从3800年前走来的脚步声。”曾在现场开启棺木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伊第利斯动情地说。
当伊第利斯揭下覆盖着船形棺木的牛皮，小心翼翼地取下棺木顶上的第一块盖板时，里面露出了些许淡黄色的毛绒物。伊第利斯并不急于往下操作，而是细细清扫了盖板缝隙间的浮沙。在伊第利斯缓缓拿起第二块盖板时，现场顿时发出一片惊呼，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尸的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立刻，一个如花的笑靥从棺木中绽放出来，这是一个凝固而永恒的微笑，生动而富于感染力，以至于看到的人都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
这个被称之为“小河公主”的女尸，是一具女性木乃伊，头戴尖顶毛毡帽，脚蹬牛皮筒靴，身裹毛织斗篷并别以木质别针，微微闭着双眼，睫毛像一排幼松似的挺立着，上面蒙着一层细沙，以一种朴素而美丽的装扮在沙海之中安然“沉睡”。
如此美丽的白人女尸，不免让人想起70年前沃尔克·贝格曼发现的“微笑公主”。其实，对于学者们来说，肤色并不重要，不就是离太阳近的黑，离冰山近的白嘛；重要的是，这个本应生活着黄种人的地方，何时迁来了白种人？
经过考古鉴定，小河墓地位于楼兰古城遗址以西175千米，它所代表的文明比楼兰文明早了1600年左右。也就是说，在3800年前的塔里木
盆地中，没有丝织品，也没有陶器，一群头戴翎羽尖帽、高鼻深目的白种人在这里驻足、生息。而公元前后的楼兰，则是一个农牧兼有的绿洲城邦。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文明断裂，今人无法将它们连缀起来。而小河，就成了这一大断裂中遗落的一颗珍珠。
在新疆发现的文明遗迹中，小河墓地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和令人费解的历史悬疑。譬如，在一些大桨形立木的根部有红色七道阴纹线，在女干尸的毛织斗篷上有七条红色装饰线，太阳墓地也有七圈放射圈。显然，“7”这个数字对于小河古人有着某种特殊的意义。但它究竟代表着什么呢？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小河墓地方圆5千米的范围内竟然未发现人类生活遗址。就连贝格曼这样具有超常耐心和钢铁般意志的发现者，也不曾在沙海里捞出一根针来。而远古居民恰恰有在墓地旁守候并生活的习惯。难道小河人有悖生活常理？
对此，有的学者大胆猜想，小河墓地是小河人刻意在远离人居的沙漠腹地建造的一座精神家园。理由是，位于孔雀河与塔里木河之间的那条小河，有可能是人工开凿的河流。依此推理，小河人似乎不惜任何代价，在极易迷失方向的沙漠中，为部落的王者贵族建造了死者殿堂，作为族人的祭祀圣地和精神家园。之后他们便切断水流，关闭了生死两界，任凭风沙肆虐，也绝不让外来者侵扰。
如此具有人文情怀的猜想，不论是真是假，都是我们进入这一4000年前梦境的理由之一。
那么，这些远古人类到底是谁？
语言学家告诉我，西域这个恒河、黄河、两河文明交汇的地方，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除了汉藏语系的汉、羌、氐、吐蕃等，阿尔泰语系的鲜卑、柔然、高车、铁勒、坚昆、突厥、吐谷浑等，还有印欧语系的塞人、乌孙、月氏、楼兰、龟兹、焉耆、高昌、粟特等。“小河人”讲的是吐火罗语。吐火罗语与东方的印欧语——梵语、伊朗语、亚美尼亚语等关系疏远，而与西方的印欧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关系密切，它是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鄂音语组，所以被视为“欧洲甲骨文”。至于伊朗语、梵语等所属的东方印欧语，属于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语组，这也就是雅利安人
比吐火罗人较晚东来的一大证据。
人类学家进一步论证说，古印欧语被视为除匈牙利语、芬兰语和西班牙北部巴斯克方言以外的所有欧洲语言的共同母语，他们的祖先就是游牧在里海东部大草原上的古欧洲人。公元前3000年前后，古欧洲人依靠两项伟大的技术革命——轮式车的发明和马的驯化，开始了向农耕文明区的历史性迁徙。公元前2300年前后，印欧人中的一支——史料上的“古提人”，一度推翻了两河流域的政治明星——巴比伦王朝。公元前2082年，他们又被苏美尔人征服，从此在近东消失。吐火罗人，据说就是神秘消失的古提人后裔，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塔里木盆地，在微波荡漾的湖滨傍水而居，成为西域最早的开发者。中国当代学者林梅村肯定地指出，是吐火罗人开拓了丝绸之路。
1979年，英国语言学家亨宁的遗作《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发表。他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吐火罗人，就是出现在波斯西部的古提人。他分析了《苏美尔王表》中古提王的名字，发现它们具有明显的吐火罗语特征。他相信，近东历史上的古提人消失之后，便长途跋涉东移到了塔里木盆地。
仅靠语言学尚不足以服人。神奇的是，人种学专家得出的结论居然与之不谋而合。在亨宁的论文发表不久，中国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太阳墓地。标本被分别送到三个著名的碳-14研究室——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实验室、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实验室、国家文物局文物科学技术保护研究所实验室。除一个标本有偏差之外，其余七个标本集中指向公元前2130年至公元前153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人类学实验室专家韩康信，把孔雀河古墓沟居民头骨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草原、咸海沿岸铜器时代居民头骨做了比较，发现它们同属长中颅型原始欧洲人种，古墓沟头骨与欧洲人种北欧类型相近，与长狭颅型欧洲人种的印度—阿富汗类型和南帕米尔塞人头骨差异明显，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最靠东方的欧洲人种集群。
意大利萨萨里大学人类研究所的弗兰卡拉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尔扎指导下，从楼兰古墓沟出土的木乃伊上取出线粒体DNA，分析出塔里木盆地古居民与西北欧洲人有着遗传学关系。
鉴于古墓沟木乃伊、小河干尸与楼兰人都属于白种人，所以我一度认为，正像黄河之于中原，尼罗河之于埃及，“两河”之于巴比伦一样，孔雀河应该是楼兰国的摇篮。
但我的推测过于一厢情愿了。经考古专家对罗布泊楼兰城郊墓地的研究，发现楼兰人出现在西域较晚，属于欧洲人种的地中海东支（印度—阿富汗类型），与南帕米尔塞人有共同的种系起源联系。由此可以推测，在秦汉之际，来自中亚的古代地中海人种，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塔里木盆地南缘向东推进到罗布泊地区，成为汉代楼兰国的主要居民。如果楼兰国仍有古墓沟原始欧洲人后裔，人数已经不占优势，并渐渐被新来的欧洲人种地中海类型所稀释。而古墓沟人则更多地参与了龟兹与焉耆的创建，因为后两者所讲的是吐火罗语，距今3000年的和静县察吾呼沟4号墓也与古墓沟人种接近。还有部分人来到新疆东部，证据是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人头骨距今约3100年，与古墓沟人具有直接的种族人类学联系。也就是说，焉布拉克已经接近了河西走廊，因此可以设想，西迁前的乌孙和月氏在体质上是否和焉布拉克、古墓沟的古欧洲人种接近？这也是有待证明的人类学课题。
可惜，这些过程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就连比古墓沟人晚1600年的楼兰，自认为无所不知的中原太史令都闻所未闻。而且，这种令人遗憾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丝绸之路开通前后。
历史往往存在着惊人的巧合。当秦国统一中原的血腥计划临近尾声的时候，草原上也刮起了强劲的匈奴“旋风”。面对这个杀人如同割马草一样简单的草原霸主，楼兰和邻居国的选择除了俯首帖耳就只有引颈受戮。他们既要不断地纳贡，还要像仆人一样侍奉前来巡查的匈奴使者，楼兰王苦不堪言。
搅乱这一格局的，是一支庞大的马队发出的杂乱的蹄音。
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刘彻的使者张骞率百人使团从长安出发，试图和西域的大月氏结成同盟夹击匈奴。匈奴得到消息后，命令包括楼兰在内的西域各国对汉使围追堵截。结果，张骞一行被匈奴俘虏。后来，张骞侥幸逃脱，造访了西域各国，西域被宣布“凿空”，伟大的丝绸之路
随之开通。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既是地理的长度，也是历史的长度。它从敦煌郡启程，出玉门关或阳关，到达楼兰后，因为西域南部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分割为南北两部分，所以被迫分成两条通道。
一条通道由此向西南，经海头（楼兰古城南）、阿不旦村、婼羌（今若羌县）至且末（今且末县），然后沿南河一路向西，过精绝（今民丰县北部）、扜弥（Yūmí，今于田县北部）、渠勒（今策勒县中部）、于阗（tián，今和田市）、皮山（今皮山县）、莎车（今莎车县），称丝路南道。从莎车分出两道，一条向西北，抵达丝路北道的疏勒（今喀什市）；一条转向西南，经子合（今叶城县棋盘乡）、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县）、瓦罕走廊，出大月氏、安息、条支西通大秦（古罗马），最远到达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后并入罗马）。还有一条道路，从皮山向西南行，经乌秅（今叶尔羌河上游）、悬度（今明铁盖达坂一带），然后进入难兜、罽宾，可达乌弋山离，再向西南行可抵达条支；如果从罽宾南行，则到达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卡拉奇），转海路也可抵达波斯与罗马。
另一条通道由此向北，经高车（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县）、尉犁（今库尔勒市）、乌垒（西域都护府驻地，今轮台县城东北）、龟兹（今库车县）、姑墨（今阿克苏市与温宿县）、温宿（今乌什县）、尉头（今阿合奇县），到达疏勒，称丝路北道。然后从疏勒又分成南北两道，南道向东南抵达莎车，然后转向西南，跨越葱岭，进入南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北道西跨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
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重要驿站和交通枢纽，楼兰一度成为亚欧文明交流的代名词。因此，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和古罗马推罗城作家马林诺斯曾经同时在著作中提到楼兰。
就在西域——人类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周穆王，使者张骞、甘英、蔡愔（yīn）、秦景、王遵、宋云、王玄策、常德、陈诚，史学家杜环，佛僧八戒、法显、释智严、宝云、慧睿、智猛、竺法护、昙无竭、康法朗、道整、惠生、玄奘、悟空、行勤、继业西去了；佛僧安世高、安玄、昙谛、安法贤、安法钦、康僧会、支娄迦谶（chèn）、迦叶摩腾、竺法兰、佛图澄、昙柯迦罗、僧伽提婆、昙摩密多、昙摩耶舍、鸠摩罗什、卑摩罗叉、达摩笈多、提纳薄陀、达摩战涅罗，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传教士阿罗本，摩尼教（明教）僧侣拂多诞，天主教方济会传教士若望·柏郎嘉宾、隆如美、罗伯鲁、孟高维诺、马黎诺里、鲁不鲁乞，音乐家曹妙达、安米羽、白明达、苏祗婆，天文学家迦叶、瞿昙、俱摩尼，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罗马使节鄂多立克，波斯使臣盖耶速丁·纳合昔，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东来了。
踏着岁月的苔藓，世界四大文明千里迢迢而来，原本不想在这个荒凉之地、边远之地、闭塞之地驻足，却在不知不觉间为这块广袤、沉静、壮美的地域，为这里善意、宽容、求知的民众所深深吸引。希腊雕花木板、罗马艺术、拜占庭建筑、波斯服装、印度佛经、贵霜造像、汉朝文书随处可见；佛教、景教、祆（xiān）教（拜火教）、摩尼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先后抵达；汉语、佉卢文、于阗文、粟特语、突厥语、回鹘（hú）语、吐蕃语、波斯语、契丹文、西夏文、回鹘蒙古文、满文、吐火罗语、犍陀罗语、安息语、瓦罕语、图木舒克语等30多种语言在这里从容交流。从商品属性上讲，它是青铜之路、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宝之路、香料之路、丝绸之路；从承载的职能上，它又可以称为商贸之路、外交之路、传教之路、军旅之路、迁徙之路；从发挥的作用上，它更像是东西方民族的对话之路，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之路，全球各个人种之混血之路。
丝路给西汉带来的，并非新的物品，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西域被“凿空”带来的，并非什么新闻，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造成的新的人际关系和感知模式。丝绸之路最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它在缺乏国际机制和组织框架的情况下延续千年，还在于它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并扩大了跨国商贸活动和跨种族文化交流，成为联系世界、缔造和平、互通有无、传播文明的金色通道。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被前所未有地串联到一起，世界四大文明互通有无、兼容并蓄的伟大时代来到了。如果有人说，没有丝绸之路，就没有亚洲大陆的历史光彩，进而也没有欧洲异军突起的现代文明，甚至也没有西方人引以为荣的地中海式蓝色文明的成长与扩张，绝非夸大其词。
因为丝绸之路，基督教《旧约》称中国人为“丝人”，古希腊称中国“赛里斯”，罗马把中国叫作“新浪”（Sina），印度把中国称为“支那”（Cina）。中世纪之后，中国被欧洲称为“陶瓷之国”，此后中国的英文名被永久地确定为China。
汉代丝路东段的实际起点，就是“楼兰道”。
请您打开地图，从今甘肃玉门关遗址
西行，沿着已经断流的疏勒河谷的亭燧，行至河谷尽头的“都护井”（又叫甜水泉，今八一泉），向西北绕过三陇沙
，行至阿奇克沟谷尽头的“沙西井”（今红十井），转向西北，越过天地茫茫、白骨间道的“白龙堆”雅丹群，进入罗布泊北部的“龙城”雅丹群，经“居卢仓”
，便可到达今罗布泊西北部的楼兰城。
无论是地理的、生态的，还是心理的、象征的，沙漠都仿若一幅恐怖的地狱图。东晋高僧法显路过沙河（白龙堆沙漠）时记录道：“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显然，这是一段让人毛骨悚然、心惊胆战的途程。直到远远望见水光潋滟的罗布泊，汉代的行旅才如释重负。如果说穿过“白龙堆”是走出了地狱，那么走进楼兰城便是步入了天堂。也许只有从乞丐做了皇帝的人，才能充分体会到这种令人晕眩的反差。
商旅眼里的楼兰，像一位慵懒的古典美人，斜倚在碧波万顷的罗布泊旁，如诗如梦，风情万种。每天清晨，她睡在蒙蒙雾气里，优雅而恬然，偶尔还会露出令人沉醉的丰韵胴体。东来西往的旅客不禁感叹：“这里，简直就是大漠天堂、海市蜃楼啊！”
“远方的客人，请您停下来。”负责接待的楼兰美女说，“卸下您的疲惫，让骆驼享用苜蓿吧，吃馕、火埋烤肉，喝一口甘泉水。对不起，您还得上一点税。”
一时间，楼兰城客栈连片，商旅云集，美女遍巷。中国的丝绸、茶叶，西域的良马、葡萄、珠宝，最早都是通过楼兰进行交易的。各色商队经过这里，都要落脚休整。对于无数穿行在丝绸之路漫漫征途上的使者、客商、僧侣来说，楼兰开始成为他们心中的灯塔、歇脚的港湾、精神的驿站，并成为塔里木盆地六个人口超过万人的国家之一。
由是，中西交通大开，从汉西去“求奇物”的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最多有十几个使团，最少也有五六个使团，最大的使团有数百人，最小的也有百余人。行程最远的要用时八九年，最近的也要几年方能返程。使团带去的牛羊达上万头，金帛数量也成千上万。许多西域国家也派出使者随汉使来到长安。
如果当时能从空中鸟瞰，您将看到一条缓缓流动的神奇曲线在楼兰分成两条，在大漠西部的疏勒重新相交，然后又分成两条线向西方和南方无限延伸，如庄子笔下的鲲鹏在大漠高山间振翅飞翔。那是一张多么令人震撼的西域丝路全息图呀，沿线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人文光亮，流淌着东去西往的国使商旅，喧响着令人捧腹的南调北腔，人人都想放飞梦想，人人都想整装远足，人人都想闯荡江湖。
楼兰是幸运的，有那么多温煦与惊悸的目光关注着她，上自皇室贵胄，下至商旅驮夫。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里永远是驼峰拥挤，征人接踵，羌笛幽幽，驿马声声，充斥着“行路难”的感叹，响彻着“将进酒”的规劝，少不了“桃园结义”的传奇，免不了一见钟情的邂逅。同时，她又是不幸的，每当东西失和，兵戎相见，这里大抵总会遭遇一场血与火的劫难。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二次出使西域。除了顺利完成了汉武帝刘彻交办的任务，他还在西域学会了一曲《摩诃兜勒》（马其顿）音乐，并将曲子带回长安，由宫廷乐师李延年改造成了《新声二十八解》，被刘彻定为武乐。
当时的西域，尚且属于草原帝国——匈奴的势力范围。外国的使团怎能不经批准，不发关牒，就在自己的地盘上随意往来呢？匈奴单于（Chányú）
渐渐有些坐不住了。
单于知道，汉使西行的第一站就是楼兰。要收拾这些目中无人的汉人，必须在楼兰下手。
公元前2世纪初，楼兰和姑师在匈奴指使下，派出联合巡逻队截杀汉使节，切断了丝路交通，使得寄托着无数王侯与贵妇梦想的丝绸之路变成了“千里陇原，一片赤地”的死寂荒漠。持续不断的坏消息传到长安，刘彻大为光火。
元封三年（前108），刘彻决定派兵西征
。此时，可供刘彻派遣的将军寥寥无几。李广在11年前自杀，霍去病在9年前英年早逝，卫青也垂垂老矣（2年后病死），李广利4年后方才出道，而李陵才是个10岁左右的孩子。于是，刘彻想到了霍去病的老部下——从骠侯赵破奴。
这是一个稍显青涩和陌生的名字。在刘彻如云的战将中，他算不上名将，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利、李陵，哪一个的名气都超过他。好在，《汉书》里还能找到他的名字，他被列在《卫青、霍去病传》的12个将军中，排在最后一位。
赵破奴，今山西太原人，早年曾被匈奴俘虏，后来逃回汉地加入了骑兵部队，被任命为军司马
，成为霍去病如影随形的贴身战将。曾于元狩二年（前121）跟随19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征伐匈奴右地并大获全胜，战后被封为从骠侯。对于长途奔袭，他有着超越同龄将军的经验与底气。
在一个没有云，没有风，没有欢送鼓乐的日子，赵破奴率领附属国骑兵和汉郡兵共数万人低调出征。辅佐他的，是从西域赶回的汉使王恢。这既是一位向导，还是一个参谋，而且在西域遭受过种种羞辱，有着对楼兰等绿洲城邦的刻骨仇恨。
早在出征前，赵破奴就确定了此战的三个目的：歼灭匈奴在西域的军队，教训楼兰、姑师，震慑所有西域城邦。等到汉军进入西域，匈奴驻扎在西域的几千军队早已闻风而逃。既然匈奴人不知去向，汉军的兵锋自然指向了楼兰、姑师。按照行军路线，第一站就是楼兰。
面对不能有失的首战，赵破奴一脸凝重。但汉使王恢笑着告诉他：“尽管楼兰在城郭诸国中尚属大国，但军队只有2900人，不足汉军的十分之一，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赵破奴的脸随即亮了起来，他想起了13年前自己随霍去病离开卫青的大军，只带800轻骑长途奔袭匈奴，成功斩杀了匈奴单于的祖父并俘获了单于叔父的情景，想起了刘彻坚毅与信任的目光，也想到了此时正躲在城中瑟瑟发抖的楼兰王。于是，他决定亲率700轻骑突袭楼兰。铿锵的马蹄敲碎了丝路的宁静，也打断了楼兰王的酣梦。根本没有遇到实质性抵抗，汉军便杀进了王宫，楼兰王束手就擒。
战后，赵破奴的威望直干云霄，用卡夫卡的话来说，甚至到了第二天要为之追悔的程度。不久，汉军挥师北上拿下了姑师。大宛和乌孙等西域大国受到强烈震撼，纷纷向汉示好。
“楼兰愿做汉臣！”善于审时度势的楼兰王终于开口了。消息传到朝廷，就在人们以为刘彻要板起脸来对楼兰王一顿臭骂并顺便讲一通大道理时，刘彻笑着说：“把楼兰王放了吧，官复原职！”他那难得一见的笑容，照亮了暗淡沉重的历史长空，让楼兰王也如释重负。
靠在金色的龙椅上，刘彻颁诏封赏功臣，赵破奴被封为浞野侯，王恢被封为浩侯。就连从汉北地郡
经大漠到东西浚稽山，然后折向西南直通车师、楼兰的通道，也因为是赵破奴打开的，所以一度被称为“赵破奴故道”
。
只是赵破奴无福享受这些尊荣，他在6年后攻击匈奴时兵败被俘，后来侥幸逃回，最终牵涉进巫蛊之乱丢掉了身家性命。
而王恢出场的机会也不多，再次出场是为西征大宛的李广利做向导，最后一次出场是在酒泉越权行事，依罪当斩，花了不少钱财才保住性命。
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恶、气度、个性，永远被一代代后人揣摩体会。
顺着历史长河的视线，我们就可以把近人看远，远人看近。我不得不说，刘彻是一个反传统的人物。如同中国的地理环境一样，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大到天宇，小到凡尘，一切都已经有了圣人给出的解释，你只需按照传统的规矩行事，一切的改革、好奇与探险，都意味着胡闹、浪费与危险。所以，中国文化提倡“父母在，不远游”，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推崇“百动不如一静”。
但刘彻不同，他拥有世界上最宽广的视野，最澎湃的欲望，最敏锐的思维，最强硬的手腕。作为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要站在高山之巅俯瞰世界，他要用自己的意志开拓疆域，他要让包括游牧民族在内的所有人匍匐在脚下，他要娶天下最美的女人——“倾城倾国”的李夫人，他要骑天下最好的骏马——发动大宛汗血马之战，他要把帝国版图扩张到极致——占有了河西还要持续西进，他要做父辈、祖辈们从未做过的事，他要做一个大写的人，成为比秦皇还要伟大的千古一帝。如果说他第一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与大月氏联手对抗匈奴的话，那么后来他在西域的征战和对丝路的保护，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与匈奴一争高下了，重要的因素还有：让汉走向世界，让世界知晓汉，让中外互通有无。难怪摩尼教典中说：“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
大宛、楼兰和姑师被平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巩固已有的战斗成果，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并在梦一样遥远的西域站稳脚跟？这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刘彻必须面对的难题。为此，刘彻仿照他的偶像秦始皇，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筑西长城。
其实，早在发动楼兰战役前，刘彻就未雨绸缪，于元封二年（前109），将烽燧亭障
从酒泉修到了玉门。太初三年（前102），刘彻又决定“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也就是沿着楼兰道，修筑从玉门关到楼兰的西长城。因为当时的玉门关，是汉朝极西的一道大门，再向西便是茫茫的白龙堆沙漠和荒旷的盐泽，需要穿过300千米的沙漠才能到达楼兰。如果没有顺畅的通道，如果不能步步为营，即便占领了楼兰，也是难以站住脚的。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条牢固而顺畅的军事通道，尽管这要耗费巨大的代价并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与耐力，去度量手工时代的古人。既然皇帝不缺魄力，百姓就不缺智慧。既然秦代军民能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在崇山峻岭之上建起伟大的万里长城，那么，汉代军民在大漠戈壁修建烽燧，何难之有？
这道西长城到底是怎么建起来的？斯坦因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斯坦因首先考察了玉门关附近的一段古长城废址，发现这里的长城并不是用砖石砌就的，而是用“苇草捆在一定的间隔，同泥层交互砌成一道正规的城墙，全部经过盐卤渗透之后，坚固异常，墙外面同内部成捆的苇秆成直角形，还放有别的苇秆，捆扎得很仔细，形成束柴，砌成堤形。苇秆束一致长八呎，高达七呎，厚约八吋。这种奇形怪状、仔细坚固的墙……墙顶苇秆捆中露出小块绢头”。这种独特的建筑方式，在人烟稀少、缺水缺砖的西域，的确是一大创造。
接下来，他带着热切的期待沿着西延的长城继续考察，“从一座堡垒走向又一座堡垒……有些处所还保存有六七呎高……这些碉堡，意思是拿来保护一段连续不断的边墙的……芦苇相间的泥层，因为有盐卤浸透，已成半化石状态”。这样建成的长城本身“便可以抵抗人与自然。由于芦柴束连合的弹力和黏着性，所以抵挡迟缓而不断的风蚀力量，比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高明。我注视着耸立前面几乎垂直的城墙，不能不惊叹古代中国工程师的技巧。在这一望无垠的沙漠中，无有一切出产，有些处所甚而滴水俱无，建设这种坚固的城墙，一定是一桩很困难的工作。”
他还在敦煌西北“沿伸张出去的长城西段的光石子高原边上，发现了很多距离不等而完整的古垒，翼然耸立”
。
如今，西长城即使倒塌得只剩下一堆低直的土堆，其路线依然表现得异常清晰。与城墙平行相距约十码，有一条沟形直线，是上千年来戍守的逻卒往来践踏，在粗沙土上形成的一条窄狭分明的道路。身临此境，我仿佛能看到烽火台上腾空而起的狼烟，北部戈壁上由入侵的马队搅起的滚滚烟尘，还有剑拔弩张的戍卒们喷火的眼神。
据考证，这段西延的汉代长城，先是从玉门关，经罗布荒漠，修到了楼兰。在敦煌西北戈壁至罗布泊的绵延100多千米的长城沿线，分布着至今仍保存完好的81座烽燧。在汉进驻轮台、渠犁屯田后，又将烽燧修筑到了使者校尉
驻地轮台与都护府驻地龟兹，共修筑烽燧300座，基本实现了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负责管理烽垒的，是郡太守之下的都尉，都尉之下设障尉、侯官、侯长、燧长。每一燧配备戍卒3—30人。由于烽燧亭障相望，这样就从河西走廊到塔里木盆地东北部，形成了一道“烽火通道”和“钢铁防线”。它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西域长城”或“极西长城”。
刘彻做的第二件大事，就是驻军与屯垦。
太初四年（前101），刘彻设置了使者校尉，数百名汉兵来到轮台、渠犁屯田，以便为来往的汉使与商旅提供补给。
在刘彻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他的死对头匈奴也没闲着。与之针锋相对，匈奴狐鹿姑单于在太始元年（前96），任命一个子弟为日逐王
，以强化对西域的统治。日逐王又下设了僮仆都尉，负责对西域各国征税。僮仆，意思是未成年的仆人。可见，匈奴是把西域各族当作小奴看待的。随着日逐王的设立，匈奴帝国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控制区由五部分扩展为六部分，单于直接管理的中部位于汉朝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代王城）、云中郡（郡治在内蒙古云中城）以北的蒙古草原；左屠耆（贤）王管理东方南部，南与汉朝上谷郡（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东与乌桓（东胡的分支）相接；左谷蠡（lùlī）王管理东方北部，北与丁零（又称铁勒、敕勒、高车）相接；右贤王管理西方南部，与氐、羌相接；右谷蠡王管理西方北部，与坚昆（后称黠戛斯）、呼揭（后称突厥）相接；日逐王管理西方西部，即西域地区。机构设置则为，单于由左右骨都侯、左右大且渠辅佐；左右贤王、谷蠡王属下的官员为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黎汙（wū）王、左右呼知王、左右呼庐訾（zī）王、左右薁鞬（yùjiàn）王、千长、佰长、什长。这是一个建制完整、规模宏大的军事集团。
听说楼兰王倒向汉朝，匈奴立刻发兵来攻。楼兰坚持不住，汉朝又鞭长莫及，楼兰王只能与匈奴寻求妥协，表示暗中服从匈奴，将长子派到匈奴担当人质，另派次子到汉朝做人质。
一个人怎能同时骑两匹马，这不是两面派吗？刘彻听说后，派屯驻玉门关的军正（军中执法官）任文从便道前往楼兰逮捕了楼兰王。面对汉的审讯，楼兰王并没有过多地狡辩，只是一脸无奈地说：“楼兰作为一个小国，处于汉和匈奴两个大国之间，得罪了谁都不得安宁啊。如果非要我作出明确归属，我只能申请带领全体国民到汉地居住。”这就好比一个上学迟到的学生，面对老师的责问，诚实而自责地回答：“我睡过头了。”老师还能怎么样呢？面对楼兰王的大实话，一向较真的刘彻只有苦笑。
征和元年（前92），楼兰王去世，亲汉的大臣们要求在汉朝担任人质的王子回去继位。按说，这对汉是一个机遇，毕竟楼兰王子已经接受了汉文化，对两国友好相处不无益处。可是，这对汉来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位楼兰王子在长安期间多次触犯汉律，已经下了蚕室，被实施了宫刑。一句话，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男人的王子回不去了，请另选他人吧。
楼兰不得不立这位楼兰王子的弟弟为王，而新王也不得不再次向汉匈双方派出人质。可惜，这位新王运气极差，在位时间不长就病逝了。
匈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迅速把在单于庭做人质的楼兰王子安归送回去继承了王位。算起来，这是汉在楼兰第二次丧失辅立新王的机会了。
心有不甘的刘彻派使者带着诏书来到楼兰，要求新王安归入朝参见，还承诺汉家天子重重有赏。但老楼兰王的遗孀提醒安归：“先王先后派遣两个儿子到汉担当人质，如今未见一人安全归来，为什么你还想去朝见汉帝呢？”这段意味深长的话，重重地敲在安归本就不太安稳的心上。于是，他对汉使客气地说：“我刚刚即位，国家尚未安定，我将于后年入见汉家天子。”
就像自然界和时尚界有季节性变化一样，楼兰的政治领域也出现了周期性变化。之后，作为半个匈奴人的王子一头倒向了匈奴。他先后攻杀了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安乐、忠、遂成等，又杀害了大宛、安息等国派往汉的使者，汉与西域的交通因此断绝。受到楼兰感染，龟兹国又攻杀了汉派驻轮台的屯田校尉、原扜弥国太子赖丹。
大凡懂事的孩子都明白，有爹有娘比单亲家庭要幸福得多。问题是安归过惯了有爹无娘的日子，因此对汉一味地疏远甚至仇视。对此，并非所有的楼兰贵族都表示赞成，安归的弟弟尉屠耆就持不同政见。因为一边倒的政策既违背了历代楼兰王脚踏两只船的既定国策，也违背了地缘政治的基本原则，一旦更强大的汉朝腾出手来，楼兰将会面临灭顶之灾。在多次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尉屠耆降汉，向汉控诉了安归的“恶行”，并要求汉出兵楼兰。
后元二年（前87），刘彻驾崩，尽管汉昭帝刘弗陵年幼，但汉的威仪尚在。为了挽回面子，17岁的刘弗陵和首辅——大司马
、大将军霍光试图做点什么。作为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显然不缺勇气，但他却在犹豫，因为派数万大军远征西域，既劳民伤财，又旷日持久，与休养生息的国策不符。
一天，身为骏马监
的傅介子上书朝廷，自愿出使大宛，引进良种军马。刘弗陵和霍光欣然同意，特意叮嘱他路过楼兰和龟兹时，对两国国王杀害汉使与汉官的行为严加责备。
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汉书》卷七十介绍，傅介子就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升迁上来的，他不仅是一位机敏的使者，还是一位果敢的将军。对于刘弗陵和霍光赋予的使命，他慨然应诺。
事情还算顺利。傅介子在路过楼兰与龟兹时，严厉斥责了两个国王。从大宛回国途中，又在龟兹斩杀了偶遇的匈奴使者。回国后，傅介子被封为中郎
，晋升平乐监。但傅介子一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在西域时已经意识到，汉的威望并未真正树立起来，一旦汉使回国，首尾两端者又会倒向匈奴。于是，他特意面见霍光说：“楼兰、龟兹王数次反叛而不诛杀，以后对他人如何惩戒呢？我此次出使，感觉龟兹王戒备不足，容易接近，我愿前往刺杀他，以震慑西域诸国。”在霍光看来，傅介子的想法不无道理，既然汉暂时不能派大军西征，那么行刺也就成了无奈也是唯一的选择。他闭上眼睛沉思片刻，然后突然睁开眼说：“龟兹路远，先从楼兰下手！”
傅介子心领神会。就这样，一个比“荆轲刺秦王”晚了150年的“斩首行动”拉开帷幕。
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带着几名精心挑选的刺客来到楼兰，宣称要代表皇帝向安归赏赐金币。傅介子一行到达楼兰后，怀有戒心的安归并没有接见汉使的打算。从表面上看，傅介子不以为意，并且已经离开楼兰城，到达了楼兰西部边界。在那里，他有些随意地对送行的楼兰国翻译说：“这一次，汉使以大量黄金锦绣赏赐各国，既然你们国王不主动接受赏赐，我只有去西部各国了。”说完，故意让翻译看到了所带的金币。
一匹快马驮着翻译直奔王宫。似乎，这位翻译比安归还要急切，他的意思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大王为何不去拾？终于，贪财的安归被打动，主动赶到边界来见汉使。
岂不知，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地上增加一个陷阱。当安归与贴身大臣跨上骏马的那一刻，骨头格格作响的死神正向他招手。因为傅介子把地点特意选在楼兰边界，成可进，败可溜，身边还有数十名武士护驾，而被骗来的安归只带着几名大臣和卫兵。
绮丽的晚霞抹上澄明的西天，安归与傅介子相对狂饮。酒过三巡，傅介子真的拿出金币让安归查验，使得安归放下了所有的戒备。等到两人大醉之后，傅介子打着饱嗝对安归说：“汉帝有一事，让我私下向您交代。”安归随傅介子进入帐中，来到屏风后面说话，两位事先埋伏的汉卒同时从背后将利刃插进了安归的胸膛。《汉书》的表述是：“刃交胸，立死。”
听到安归临死前那凄厉的惨叫声，随从们四散逃命，楼兰民众也人心惶惶，甚至有人私下议论起楼兰王的名字：“安归”不就是“找不到归宿”吗？（班固在《汉书》中两次将楼兰王的名字写作“安归”，一次写作“尝归”，不知哪个名字是笔下误？）
为安定人心，傅介子告谕楼兰官民：“楼兰王多次叛汉，天子派我来诛杀他，立在汉当人质的王子尉屠耆为新楼兰王。汉军已至，请不要轻举妄动，动，就会灭国。”然后，傅介子砍下了安归的头颅，装入木匣，快马送回长安，高悬在长安未央宫北门下，供过往的行人，特别是外国使节参观和评论。
对于傅介子此举，《汉书》誉为“以直报怨”。“以直报怨”出自《论语》，弟子问孔子：“做人应该以德报怨吗？”孔子答：“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不能做没有原则、没有爱憎的老好人，而要做是非分明、惩恶扬善的真君子。以直报怨，这才是大汉风骨、真儒本色。
人生是个圆，圆上每个点都有腾飞的切线。因为这一壮举，傅介子被昭帝封为义阳侯，参与刺杀行动的壮士都补为侍郎
。
今甘肃庆城县城北有条短巷，原名“傅介子巷”，人们简称“傅家巷”，据说是傅介子生活的地方。而甘肃宁县有傅家村，村内有傅介子祠，据说也是傅介子的故乡。其实这也正常，因为英雄总是被争来争去，而秦桧故里又有几人来争？
为了与被杀的楼兰王划清界限，刘弗陵将楼兰改名鄯善（Shànshàn）
，为鄯善王刻制了新的印玺，将一位“家人子”——没有名号的宫女，赐给尉屠耆作为夫人，并准备了大量辎重、车骑，礼送尉屠耆回国就任。
在刘弗陵的赏赐中，最珍贵的莫过于这位宫女了，但尉屠耆并未表现出过分的喜悦，也没有为此而谢恩，否则《汉书》上肯定大书特书。刘弗陵显然不是首位将宫女赏给异族领袖的帝王，因为他的祖先刘邦曾将“家人子”嫁给匈奴单于冒顿。44年后的汉元帝一定是仿效他与刘邦，将一名宫女嫁给了呼韩邪单于。只是，刘邦和刘弗陵没有凭借画像临幸宫女的恶习，也没有毛延寿那样贪财的宫廷画师，因此也就漏不下任何绝色美女。不然，历史一定会先于王昭君演绎出一个美女出关的动人故事。
临行前，尉屠耆没有放过和刘弗陵交流的机会，因为在长安生活了几年的尉屠耆，对于汉的政治理想、思维定势和操作手段已经有所感悟，他需要汉为自己的前途加点保险。于是，他上书汉昭帝，提出了一个让对方无法拒绝的请求：“我长期在汉担任人质，回国后势单力薄，特别是前楼兰王的儿子尚在，说不定哪一天我会遭遇不测。鄯善国内有一个肥美的地方叫伊循，陛下能否派将士到那里屯田，让我也有所依托。”
这一请求正中刘弗陵下怀。赖丹轮台屯田失败后，汉急需在西域建立新的屯田基地。楼兰新王提出的伊循
，是丝绸之路南道的起点。选择伊循屯田，既可以保证丝路南道的安全，也可以解决再次西征的补给，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于是，刘弗陵批准了他的请求，派出一名司马和40名士兵进驻伊循城屯田。
那是一个布谷声声、黍麦飘香的初夏，新鄯善王经过数十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亲爱的故乡——楼兰。此时的楼兰城，仍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息。他踏进王宫时，贵族们一脸漠然与不屑，既不行礼，也不搭话。安归的美丽遗孀更是站在远处，用一双如刀的眸子盯着他。在森严的戒备和连绵的噩梦中，他艰难度过了365个日夜。
第二年，他毅然决定将都城向南迁移到扜泥城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塔里木河已经改道从罗布地区南部与车尔臣河一起汇入罗布泊，河流的改道使得扜泥城所在的罗布泊南部灌溉区水量充沛。面对贵族们的一片反对声，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的楼兰城处在丝路的咽喉部位，汉因为出入方便一再要挟我们，匈奴为统治西域也一再扼制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放弃楼兰城，到南部建立新的都城，彻底摆脱四面受扰的困境。”说完，一行清泪划过面颊。贵族们也心有所动，继而叹息不已。
其实有一个理由大家彼此心照不宣，那就是尉屠耆要躲开旧势力占主导的楼兰古城。
南迁开始了，碧波荡漾、水鸟翻飞的罗布泊渐渐淡出了视线，成群结队的百姓们一步一回头，沉重的脚步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就这样，一个容纳了西域文明精华的楼兰，因为不堪背井离乡之苦，慢慢枯萎在朔风黄沙之中。
只有那些居心叵测的王室贵族被强行留在楼兰故都。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地节二年（前68），执掌汉朝最高权力达20年的霍光病逝，汉宣帝刘询亲政。汉派侍郎郑吉率兵在渠犁与车师屯田，并令其守护鄯善以西的丝路南道。不久，汉在扜泥城以东的伊循城设立了屯田都尉，并向伊循输送了一批施刑士
。伊循都尉府与罗布泊以东的居卢仓互为掎角，既保证“楼兰道”的安全，又威慑丝路南道，还虎视眈眈地盯着不远处的鄯善国王。
神爵二年（前60），虚闾权渠单于病死，匈奴发生内讧，负责统辖西域的日逐王率万余部众投奔汉朝，匈奴“僮仆都尉”自此而罢，从楼兰向西北的丝路北道得以畅通。第二年，郑吉受封安远侯，在护卫丝路南道的同时，开始兼护车师西北方各国，因此号称“都护”。
后来，鄯善国都干脆东迁80千米，来到汉军驻扎的伊循城。历史老人问：已经不是国都的楼兰古城，还会延续以往的辉煌吗？楼兰不答，只是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人事有代谢，往来无古今。转眼，汉已被外戚王莽实施了“安乐死”。大新皇帝王莽以改革为名，一意孤行，恣意妄为，使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泥潭；西域都护被杀，征西军惨败，帝国版图萎缩到了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
抓住这一难得的政治真空，莎车与鄯善迅速崛起。莎车王贤称雄周边各国，自称“大都护”；鄯善也降服了丝路南道的小宛、且末、精绝，把国界向西南拓展到今民丰县的尼雅河流域。从此，“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腰肢柔曼的鄯善美女，再次向远道而来的客人绽开了笑靥。昔日繁盛的楼兰，在鄯善借尸还魂。
东汉
建武十四年（38），西域的莎车、鄯善派使者到洛阳朝贡，请求东汉派遣都护。此时，光武帝刘秀正忙于铲除地方割据势力，因此没有派出官兵。这就好比一个人还没从手术台上下来，能立刻挽起袖子去打架吗？西域固然重要，但在刘秀的日程表上并未排在前面，先国内，再匈奴，然后才是西域。但对于西域，刘秀也不能撒手不管。授给了莎车王贤大将军的印绶，在客观上给了莎车代替汉朝节制西域五十五国的权力，但莎车兴盛后，转而欺侮其他西域国家，鄯善王的脸上堆满了阴云。
有时候人们宁愿看见两个恶魔在拔河，也不愿看见一个天使在跳舞。建武二十一年（45），出于对莎车王的义愤，鄯善、车师等十八国遣子入侍，再次请派都护，刘秀仍没有同意。
第二年，已对东汉毫无忌惮的莎车王贤派出使者，要求鄯善王安断绝东汉进出西域的道路。安不但不听，还杀掉了莎车使者。于是，莎车王贤发兵攻打鄯善，安抵挡不住，逃进南部山中。莎车军队将未及逃走的千余名鄯善民众全部屠杀，然后引兵西还。
被洗劫后的鄯善，墙颓壁断，尸横遍野。面对破败的家园，还都后的安再次上书东汉，表示愿意派出儿子为人质，请东汉重设西域都护，否则，自己只能奉匈奴为宗主。不料刘秀竟然回复说：“目前不可能派出都护与军队，如西域各国力不从心，可以便宜行事。”那一刻，刘秀的脸一定很难看。透过2000年的历史风烟，我们仿佛能洞悉这位东汉开国君主满腹的愁绪和一脸的无奈。
就这样，互相攻伐的西域诸国再次被匈奴所控制。
直到一个名叫班超的人在密集的锣声中登场亮相。
班超，字仲升，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生于建武八年（32），是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幼子，史学家班固的弟弟，才女班昭的哥哥。30岁那年，班超一家随兄长班固迁居洛阳。由于家境贫寒，写得一手好字的班超只得替官府抄写文书维持生计。
有一种说法是“戴他一顶帽，坐上一乘轿，刻他一部稿，讨他一房小”是古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人生境界，一代代读书人青灯黄卷、十年寒窗，甚至皓首穷经，为的是登科入仕，光宗耀祖。但那时科举制度还未出世，报国立功的捷径似乎只有投身沙场，驰骋边关。有感于抄写匠的碌碌无为，他曾经“投笔”于地，立志“从戎”。
永平十六年（73），41岁的班超终于实现了“投笔从戎”的夙愿，任务是随同奉车都尉（掌管皇帝车驾的官员）窦固北征匈奴，职务是假司马（代理司马）。走出书斋的那一瞬，他有了可以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从此成就了他军旅生涯的永恒直线。假司马官虽小，但却是班超文墨生涯转向军旅生活的第一步。一到军中，他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胆略，并在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之战中旗开得胜，迅速赢得了窦固的赏识。不久，窦固将出使西域的重任交给了班超，为班超搭建了一方叱咤风云的舞台。
经过短暂而认真的准备，班超和从事（负责协助的官员）郭恂率领36名骑兵向西进发，一个旷古的传奇开场了。
班超一行来到了今新疆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受到了鄯善王广的热情接待。但是不久，鄯善王广突然变得冷淡起来。凭着自己的敏感，班超估计必有原因，便把接待他们的鄯善侍者找来，出其不意地问：“匈奴使者已来数日，今安在乎？”仓猝间，侍者交代了实情。原来，匈奴使者也已到访鄯善。
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傍晚，班超避开郭恂，摆酒宴请36名部下。酒到酣处，班超通报了调查结果，并发出了战前动员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唯有乘夜色火攻匈奴使者。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大功即成。”当时，一名部下提醒他：“您应该与从事郭恂商议一下吧。”班超大怒：“吉凶决于今日，从事郭恂是一名庸俗的文官，听了我们的计划必定会因害怕而泄露机密。死了不为人所称道，非壮士也！”部下们再也无人表示异议。
天一黑，大风突起。正所谓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班超率领将士悄悄来到匈奴使者营地，安排十人持鼓藏在屋后，约定：“看到火起，便击鼓呐喊。”其余的人手持刀弩埋伏在营门两侧。班超顺风放火，前后鼓噪，匈奴人乱作一团。班超亲手杀死3人，部属斩杀了匈奴使者及随从30余人，剩下的100余人也全部葬身火海。
次日清晨，班超把战斗经过告知了郭恂。郭恂先是吃惊，继而脸色大变。班超做了一个手势，对郭恂说：“您虽没有参加行动，我怎么会存心独占这份功劳呢？”后者脸上方才绽出喜色。
班超将鄯善王广请出，将匈奴使者的首级扔在他的面前。立刻，惊恐万状的鄯善王宣布归附汉朝，并同意把王子送到汉做人质。前方将消息快马奏报给窦固，窦固上书汉明帝为班超请功，要求派出使节出使西域。望着窦固的上书，以贤明著称的汉明帝笑了，他的回复是：“像班超这样有胆有识的汉吏，为什么近在眼前不加重用，却要更换他人呢？现任命班超为军司马，继续履行在西域未竟的使命。”之后，班超相继征服了丝路南北道各国，击败了大月氏，西域都护府重新设立，被阻断65载的丝绸之路重现光彩，温驯而坚韧的骆驼又可以驮着沉甸甸的货物徐徐走过。
高高山上走，深深海底行。班超在西域纵横驰骋达31年之久，先后服务了三任皇帝，最终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封定远侯。从此，连续发明了“投笔从戎”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两个成语的班超，以其倚天仗剑的潇洒造型载入史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戍边报国的一大楷模。
永元十四年（102）的硕大夕阳落入了苍茫的天山，70岁的班超也在昏黄落日的衬托下，拖着疲惫的身影东归洛阳。不久，由于继任者的无能，班超用30年辛苦建立起来的西域伟业一朝尽废，东汉将士只能从西域失血的天空下撤离。
永宁元年（120），在伊吾（今哈密）屯田的西域长史索班被北匈奴攻杀，车师前王也投降北匈奴。作为汉人外孙的鄯善王尤还分外惊恐，便向敦煌太守曹宗紧急求救。但朝廷左顾右盼，议而不决，直到延光二年（123），才任命班超的三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人出屯柳中（今鄯善县城西南鲁克沁），次年抵达鄯善，促使鄯善重新附汉，继而成为屯田基地，东汉西域伟业呈现出复兴的迹象。仅仅过了三年，班勇就因同僚的诬陷被革职下狱。班氏父子勠力创造的大好局面，最终变成了两片飘飞的晚霞。
大半个西域失掉了，但邻近河西的鄯善多数时间仍是西域长史府驻地。而且，一旦中原王朝控制了鄯善，便会迫不及待地来到此地屯垦开荒，并大张旗鼓地名之曰“惠及万民”。
如同万里长城堆满了修建者的累累白骨，京杭大运河吸干了万千民众的骨髓一样，站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鸟瞰，许多在当时看来“惠及万民”的善举，在后来却被证明是历史的灾难。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水经注》记载，约公元260年（魏景元元年），一位名叫索劢（mài）的将军，受刺史毛奕的委派，率领肃州（今甘肃酒泉）和敦煌的1000人马进入楼兰屯田。他首先率领部下修建了供官兵们屯驻的“白屋”，然后招募鄯善、焉耆、龟兹各1000名军人，在孔雀河下游的注宾河修筑拦河坝，引水开荒，目的是造出一块丰饶的粮食基地。
然而，就在大坝即将建成那天，河水以少见的威力冲击大坝，很快就把它冲垮了。索劢沉下脸说：“西汉东郡太守王尊为阻止水患，以身填补河堤，结果他的节义感动了河水，水患立刻停滞；东汉刘秀的部将王霸为安抚军心，谎称前方的大河已经结冰，结果他的精诚感动了河流，刘秀率大军抵达滹沱河时，河流坚冰如砥。我今天也是为了万千百姓，和他们二人一样！”于是，他召集将士擂响战鼓，挥动刀戟，搭弓射箭，与大河“大战”三天，河水果然退却，大坝得以合龙。
河水灌溉土地，带来了丰饶的收成，三年便打下粮食百万石，他的美名在罗布泊岸边传播。
岂不知，将军的美名是以牺牲罗布泊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由于数千名屯田官兵需要造房，结果大量的树木被砍伐，罗布泊地区绿化覆盖率急剧下降。孔雀河被拦，导致下游的楼兰故都水源断绝，楼兰古城只能遗憾地废弃。
没有办法，屯田士卒只得在罗布泊西岸起“白屋”建新城，逐渐形成了今天依稀可见的有“三间房”的楼兰古城——魏晋时期的西域长史府治所。而建设新城，又使得大量树木被砍伐，罗布泊的生态灾难再次在屯田官兵的无意识中降临。为此，我终于稍稍领悟了那句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话：世界上的大坏事主要是好人干的，坏人只能干小的坏事。
孔雀河的流水越来越少，罗布泊的面积越来越小，鄯善的绿地、游鱼、飞鸟、老虎在慢慢消失。
到了这个地步，鄯善国王和西域屯田官兵才意识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发掘于楼兰的佉卢文律法赫然写着：“凡砍伐一棵活树者罚马一匹，伐小树者罚牛一头，砍倒树苗者罚羊两只。”可是，这太晚了。当人们已经意识到要生存下去必须保护生态环境时，大自然已经失去了耐心，楼兰被沙漠吞没的脚步已经无法停下。如同一贯反对控制人口的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努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都无法使人口在30年内下降一样。
而且，当东汉迫使北匈奴西迁，牢固占领了伊吾之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经高昌至焉耆，与传统的丝路北道汇合的伊吾大道。由于这条新道不必经历漫漫黄沙，因此由敦煌西去楼兰的传统丝路不再被多数商旅所选择，这就使得本已落寞的楼兰变得更为寂寥。
继塔里木河改道之后，孔雀河主流也向南汇入塔里木河，整个罗布泊向西南飘移。楼兰古城所在的罗布泊北部三角洲生态急剧恶化——随之而来的是茂盛的胡杨林大片地枯死，庄稼因为干旱无法播种，绿地抵挡不住流沙的侵袭而逐渐变成荒漠，绿洲内繁华的古城、汉晋驿路和从敦煌到罗布泊的汉代烽燧系统全被废弃，文明的链条骤然断裂。
一般而言，每个成年人要维持正常的饮食，每天需要消耗2000千卡的热量。而公元4世纪前后的东方，每人每天获取的食物消耗和非食物消耗（包括生物质和化石燃料）已达到2.7万千卡，这些都需要相对发达的农业、畜牧业、交通、水资源、森林资源来支撑，而环境急剧恶化的古楼兰地区显然已无法满足。罗布泊的周围已经变成了乌紫色，如同黄昏时分缓缓闭合的天空，如同荒芜深处无法窥见起始的从前。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前后，楼兰人被迫放弃家园，选择了悲壮的撤离和迁徙。
隋唐时期，丝路北道已被北新道所代替，穿越白龙堆到古楼兰的艰险路段不再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路断城空”，也成为楼兰及其塔里木河下游城邦消失的一大原因。
在失去记载的岁月里，楼兰这个承载了上万人的绿洲城邦，逐渐被流沙湮没，成了完全废弃的遗址和人迹罕至的浩瀚荒漠，这里除了枯死的胡杨林，奇特的雅丹
地貌，连绵的沙丘，肆虐的沙尘暴，再也看不到生命的踪迹。此后的1500年间，全世界再也没有听到楼兰的消息，这个声名远播的古国有如阵风一般消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
读者可能要问，既然南北朝时期楼兰就已经消失，为什么楼兰还在唐诗中频频出现？先是军旅诗人王昌龄在《从军行》中信誓旦旦：“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后来，连白面书生李白也在《塞下曲》中高喊：“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其实是因为，真实的楼兰虽已消失上百年了，但因为古楼兰名气很大的缘故，唐代的“楼兰”也就成了西部边关民族的代号。
人们不禁要问，将中心搬离楼兰、避开了匈奴的鄯善，能避免被争夺与蹂躏的命运吗？
一个在选举中允诺要下雨的人，如果接下来的日子却是大旱，他是不会主动承担责任的。事实上，第一任鄯善王尉屠耆所提出的搬迁理由，不过是为自己难以言表的目的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国都迁到哪里，哪里就是目标与焦点。
好在，鄯善王善于利用汉朝的声威，于西汉末年吞并了南部的婼羌。东汉初年，在西域霸主莎车王贤被于阗王广德杀死后，西域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一些区域强国趁机兼并邻近的小国。在这一轮兼并浪潮中，羽翼渐丰的鄯善并吞了小宛、精绝、戎卢、且末国，成为西域八强之一。
东汉官兵撤出西域后，贵霜王朝将触角伸展到了塔里木盆地。鄯善等国被迫向贵霜派出人质，贵霜通行的佉卢文传入鄯善。东汉末年的鄯善王童格罗伽（公元210年左右在位）就已经把佉卢文作为官方语言。尼雅出土的佉卢文书，多是鄯善王发布的号令，号令开头为：“伟大的国王、王中之王、伟大的胜利者、法的执行者、侍中、威德宏大的国王、天子陛下敕谕”。这些自称集中了古波斯、印度和中国皇帝的一切称号，比将三皇五帝称号归于一身的始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看来，本国拓疆千里，属民数万啊！岂不知，中原的哪个县人口会少于10万呢？如此规模在中原充其量就是一个鼻子上涂着白粉的七品县令。
“但我是国王！”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想象到鄯善王发布诏令时鼻孔朝天、夜郎自大的气派。
从出土的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得知，“强国”鄯善采取州镇制，下辖5个州，有扜泥州、精绝州、莎阇（dū）州、且末州、楼兰州；有伊循、小宛、戎卢、麦德克、佉台等州一级的城；有阿迟耶摩、哲蒂沙女神、毗陀、童格罗伽大王、特罗沙、纳缚、皮吉那、奥古·安努加耶女神、梵图、叶吠、夷龙提那、尼壤12个村镇；村镇之下设百户、十户、部、管区、庄园。首都在鄯善河（今车尔臣河）畔的扜泥城，又称“京城”“大城”，也就是汉史中的“大鄯善”。
所谓的“大鄯善”，不过是欺负一下老实邻居的地头蛇而已。对待真正的强国，鄯善王倒是明智和乖巧得很，他采取的对策，一是俯首称臣，二是敬献美女。
“俯首称臣没有什么，不就是上表送礼嘛！”鄯善国先后臣属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但仍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其中魏晋时期，一直将西域长史府设在鄯善。
敬献美女也不困难，因为鄯善是盛产美女的地方，西域王公贵族早就以能娶到楼兰女子为荣。
于是，两位著名的楼兰美女袅袅娜娜地向历史走来。
东晋咸康元年（335），鄯善王元孟向第二代凉王张骏献上了一位皑如山上雪、皎如云中月的绝色女子
。美女一进前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便羡煞了万千男儿，羞煞了三宫六院。
拥有一朵花，已然胜过整个花季。如获至宝的张骏立刻将她封为“美人”，特意为她建造了“宾遐观”金屋藏娇。作为回报，前凉在鄯善国的楼兰城（海头）设立了西域长史府，鄯善得以狐假虎威，睥睨西域。
楼兰美女不仅令贵族牵肠挂肚，甚至让一些高僧都失魂落魄。
史书记载
，东晋灭亡那年（420年），来自中天竺的高僧昙无谶进入鄯善弘布佛法，无意中见到了鄯善王的妹妹曼头陀林公主。出于礼貌，公主面对高僧嫣然一笑，并闪动了那黑亮如同谎言一般的美丽瞳仁。立刻，本应“六根清净”的高僧被公主如月的明眸、如玉的皓齿、如雪的肌肤、如柳的腰肢深深倾倒，以至于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双眼睛红得如同鸡血。后来，他打听到公主不能生育，便对外宣称自己“能驱鬼治病，让妇人多子”，终于有幸与前来诊治的公主近距离接触。
时间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为了用有限的生命抗衡无限的时间，让生命得以延续，才采取了繁殖这一本能的手段。对于古代的已婚女人来说，能否有生育能力，能否生育男孩，为丈夫所在的家族传宗接代，关系着她的声誉、地位。因此，公主屈尊前来就医，无可厚非。
前来就医的公主看上去举止稳重，而内心却澎湃如潮，就像隐蔽在风景宜人的山水之下的火山一样。面对高僧的刻意引诱与曲意奉承，公主曾经极力控制自己，却收效甚微。当高僧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之后，正如《爱经》里所说：“一切都无所忌惮了，因为激情无法等待”，公主干脆将身病与心病一起治疗，两人如干柴烈火，烧透了黑暗与寂寞的漫漫长夜。
为了堵住身边人的嘴，昙无谶一再教育他们：“当你觉得保守一个秘密比传播一个秘密更有价值时，你就成熟了。”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渴望成熟，特别是根本管不住自己脸上那些器官的女人。不久，丑闻败露，高僧乘隙走小路逃亡凉州。高僧逃走后，楼兰公主并未落寞，佳人的风采，仍在皎皎如玉的花瓣上熠熠生辉，轻轻扣动着下一个红尘人的心扉。
其实，这个花和尚并非一无是处，他6岁丧父，少年时代便师从达摩耶舍研修佛经，以记忆力超强而闻名，在佛学上造诣很深，并深谙咒术，有西域大咒师之称。来到凉州后，他潜心弘法，先后翻译出了《大涅槃经》《菩萨戒经》《悲华经》《金光明经》等一批佛经，得到了崇信佛法的北凉国主沮渠蒙逊的特别信任，被封为“圣人”。
一旦有了随意进出皇宫、一睹嫔妃芳容的特权，这个采花大盗便故态复萌。
他所采取的办法，就是通过太监将自己深谙房中术的消息悄悄传进寂寞的后宫。听到这个消息，又见这位高僧皮肤白皙，高大威猛，一个公主大胆地跑来一试，果然七窍通透，蚀骨销魂，仿佛做完复明手术的盲人终于看到了恋人脸上的笑靥与手中的鲜花。风流韵事如同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臭豆腐”的怪味在王族妇女群里弥漫，蒙逊的女儿和儿媳纷纷私下拜会昙无谶，美其名曰修炼佛法，实际上是学习交合技巧。难怪自古以来就有人说“寺庙里藏韵事，袈裟里掩风流”。
云中藏不住云雨事，雪中埋不住雪花银。一天，蒙逊无意中听到路人议论说：“圣人哪里是在讲经，他是以讲经为名引诱女人，听说凉王的公主和儿媳都和他上床了。”蒙逊派人暗中调查，果如路人所言。
生气归生气，窝囊归窝囊，但家丑不可外扬，再加上高僧是自己请来的，女眷是自己上钩的，蒙逊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就在蒙逊犹豫之际，北魏太武帝的使者求见，要求蒙逊准许昙无谶到北魏讲经。对于北魏的要求，实力不济的蒙逊显然不敢拒绝，但又怕昙无谶去北魏对自己不利，于是对昙无谶动了杀心。
昙无谶不会嗅不出一点血腥的味道，因此提出去西域求取《涅槃后分》。他的如意算盘是，一来可以借机与蒙逊分手，躲过杀身之祸；二来可以借此回绝北魏的要求，免了北去的辛苦；三来可以路过楼兰，见一见自己的老情人。
意外的是，蒙逊不仅痛快地答应了他，还给了他大笔的资助。
多情若是招惹了权威，往往以死来句读。高僧刚刚西行进入荒无人烟之地，蒙逊派出的刺客便亮出了刀剑，利落地扳掉了高僧的脑袋。
干完这件事，66岁的蒙逊也突然病倒（据说是昙无谶的临终咒语起了作用），无奈地赶往地狱与昙无谶会合。
那一年是北凉义和三年（433），花和尚昙无谶49岁。
他的结局不禁使我想到了215年后的唐僧辩机，作为玄奘的得力助手，博学而英俊的辩机与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私通，最后被唐太宗砍掉了脑袋。难道，辩机没有听说过昙无谶的故事？或者，辩机是昙无谶转世？
六根未净的高僧毕竟只是少数。在“花和尚”之前，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原僧人西行来到鄯善。
他号法显，俗姓龚，今山西襄垣县人，与明初在“靖难之役”中被朱棣杀死的大臣连楹是老乡。3岁剃发为沙弥
，20岁受比丘
。隆安三年（399），65岁的法显因为有关戒律方面的典籍残缺，佛众无法可循，决定前往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寻求戒律。
阳春二月，岸柳吐丝，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一起，从长安进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旅行。第二年，他们在张掖坐禅修行，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慧达六位僧人，组成了11人的“西行巡礼团”。他们西出阳关，走楼兰道，越白龙堆沙漠，经过17天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鄯善。
在熟读历史、通晓地理的法显心目中，沙漠环绕的鄯善应该是一个荒蛮之地，但一进鄯善却蓦然发现，这里香火缭绕，诵声悠扬，佛教僧人居然达到4000多位，从国王到百姓“尽行天竺法”，整个绿洲已经被佛教文明熏染成一片金色。在这里，他并未被楼兰女人的美色绊住双脚，只逗留了一个月。据说，他已经修炼到近乎无我的境界，站不歪身，目不斜视，听不侧耳，言不高声，成为后代高僧们的道德楷模，就连淫浪无比的女人见了他也肃然起敬、正襟危坐。
并非其他僧侣都不留恋鄯善，但法显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去天竺，因为那里才是佛教的家。”
之后，他经过“不通礼仪”的焉耆、“国泰民安”的于阗，向目的地匆匆走去，一直在外游荡了15年。
这15年，是他从65岁到79岁的暮年。这个年龄，即便放在寿命普遍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在外流浪了。而他，却把垂暮之年付之于无休止的漫漫征途，实在令人唏嘘与震撼。
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强者只能做到不让皱纹刻在心上。他没有年轻人强健的体魄，却有年轻人不具备的耐力与韧性。在67岁那年冬天，他进入了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交集而成的天险隘口——葱岭，这里“冬夏有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
就是这个自古至今连极其强壮的年轻人也难以在夏天翻越的地方，却让一位仙风佛骨的老人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他用苍老的双脚追赶着文明的脚步，根本不把艰难困苦放在眼里。我们仿佛能听到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行走在戈壁荒漠间发出的“扑”“扑”的足音，也仿佛能看见他身背行囊甩开双手渐行渐远的结实背影。
纳尔逊·曼德拉说，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战胜了畏惧的人。这些年，他遇到的有推拒、背叛、风暴、饥寒，天天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同伴们有的半道折回本土，有的随当地高僧转赴他处，慧应在途中病逝，慧景在翻越兴都库什山时活活冻死，这些都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任何一个国家都欢迎这个声名与学问并隆的佛学大师，任何地方都崇拜他，想供养他，听他说法，拜他为师。但是，他不愿停留。
因此，他总是“在路上”。“在路上”，曾经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东方华人世界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流浪风潮。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所谓“行者”，几年后便回家娶妻生子，颐养天年了。只有这个满脸皱纹的苦行僧还在路上。从此，他那执着前行的孤独身影，成了佛教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有人说，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是幸福；有人说，与绕膝的子孙欢歌笑语是幸福；还有人说，登上令人艳羡的官位是幸福。法显却说，有崇高的追求，而且一直不停步才是幸福，尽管这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被余秋雨极度推崇的“文化苦旅”。为什么物质主义到现在没有把人类压垮，我们还有希望，我们还在抗争，就因为自古至今有无数法显这样的精神求索者，他们是忘我的，他们是不倦的，他们永远在路上，他们是人类册页上不灭的北斗。
四年后，法显终于到达中天竺，身边只剩下道整一人。在那里，他一住就是三年，收集到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等六部佛教经典。被佛学氛围深深陶醉的道整，发誓留在这里不再回国，法显只能孤身一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等四部经典。义熙七年（411）八月，完成了取经求法任务的法显，坐商船东归。
这条中途漏水的商船漂流了90多天，方才到达今印度尼西亚的耶婆提国。耽搁了五个月后，他又搭乘一条载有200余人的商船，带着50天的口粮，向广东沿海进发。
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商船遭遇了“黑风暴雨”。在极度惊恐中，船上的婆罗门宣称，是同行的沙门
招致了灾难，因此想把法显赶下船去，丢到海岛边。危机时刻，法显的一个施主站出来呵斥道：“你们如果扔下这个沙门，也把我扔下好了，不然你们将难逃一死，因为汉地敬信佛法，到了陆地我会向汉帝告发你们！”那些商人这才灰溜溜地走开。此时，受到暴风摧残的商船几近散架，只能任其在茫茫海上随风漂移。
破船一直漂流了70多天，以至于水尽粮竭。直到有一天，惊喜地看到了一片陆地。上岸时遇到了两个猎人，法显一打听，才知道到了晋朝青州长广郡（今山东即墨）的劳山。再打听时间，也才知道这一天是义熙八年（412）七月十四日。
义熙九年（413），法显带着大量经卷回到建康（今南京）。
他开始与时间赛跑，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其中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成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法显还将取经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可以说，法显对大乘教义顿悟学说在中国的兴起发挥了启蒙作用。小乘讲渐悟，推崇个人努力，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不承认每个人都有佛性。而大乘提倡顿悟成佛，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放下屠刀，也会立地成佛。这样既满足了精神需求，又不必出家修行，自然受到了中原王朝的首肯。
元熙二年（420），86岁高龄的法显圆寂
于荆州辛寺。那一刻，他身旁摊开着未译完的佛经。他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泱泱中华引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中国第一个由西域走向天竺的取经者，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取经见闻的人，第一个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法显堪称中国佛学与丝绸之路的“精神海拔”。
巧合的是，那一年，信奉佛教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被迫禅位给权臣刘裕，104岁的东晋灭亡，成为高僧法显的殉葬品。
假如读者是个有心人，完全可以推算一下法显路过时鄯善的国民人数：按有四分之一的国民为成年男丁，每四个成年男丁有一人出家估算，鄯善国民应该在6.4万人左右。如果按照东汉人数三倍于西汉来推算，鄯善统一塔里木盆地东南诸国后的人口总数估计可达8.4579万人
，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西域大国。此时，鄯善应该还处于极盛时期。
灾难如同从天而降的陨石，从来不会因为一个国家是否信佛、是否强盛、是否美女如云而特意躲避。北魏太延五年（439），也许出于对北凉杀害昙无谶的义愤，也许对北凉控制西域心有不甘，太武帝拓跋焘发兵攻入北凉，北凉君主沮渠牧犍投降。太平真君三年（442），北凉残余势力——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逃亡敦煌，准备西渡大漠进入西域，并首先派弟弟沮渠安周作为先锋攻击鄯善。
面对这伙亡命之徒，一向低调的鄯善王比龙准备投降。当时，一名北魏使臣正巧路过鄯善，他对比龙说：“北凉沮渠氏乃是我们北魏的手下败将，而且已是强弩之末，没有什么可怕的，您要动员一切力量抵抗，容我赶回北魏去搬救兵。”这显然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神激励法”，但他的话又句句属实，容不得反驳。在比龙答应抵抗后，这位北魏使臣趁着夜色消失在了戈壁中。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比龙又派出使臣前往于阗寻求援兵。
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互有胜负。攻城者损兵折将，守城者也伤亡惨重。尽管对手乃北凉残余，但毕竟训练有素。渐渐地，鄯善军队显出了疲态。
空中一碧如洗，地上黄沙漫漫，哪有什么援军的影子呀？站在城头的比龙茫然无措。他在想，北魏使者能顺利穿越沮渠氏的封锁线吗？即便侥幸穿过了封锁线，从鄯善到北魏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往返也不会少于两个月吧？而西部的于阗与鄯善早有过节，他们是否也盼着鄯善被吃掉呢？
比龙最终失去了耐心，留下太子真达继续抵抗，自己率领一半国民——约4000户西逃且末。分手前，比龙告诉太子：“打退了敌人，你就可以提前当鄯善国王了！”这就好比是一位遇到狼群的老猎人对稚嫩的孩子说：“我先撤退，你去负责抵挡狼群吧！万一打退了狼群，你就可以接我的班了。”
无助加上惊恐，化成一地的伤感。真达欲哭无泪，只有向沮渠安周投降。见到真达，沮渠安周不解地问：“连你父亲都跑了，你为什么在这里等死？”真达回答：“我的生命是父亲给的，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回报他。”听到这位俘虏的话，沮渠安周肃然起敬，仍待之以国王之礼。
不久，据守敦煌的沮渠无讳受到北魏攻击，被迫西逃鄯善，与先期到达的弟弟汇合。当历史认定兄弟二人会以此为基地，西追比龙，进而独霸丝路南道的时候，一封求救信改变了历史。
来信人名叫阚爽，是高昌太守，因为面临着西凉残余势力和柔然的双重威胁，所以派出快马向沮渠兄弟求援。高昌绿洲，那可是翡翠般美丽、天堂般富饶的丝路北道重镇。考虑到今非昔比的鄯善已不是理想的卧薪尝胆之地，沮渠兄弟果断地率兵马转战高昌，在那里成功建立了北凉残余政权，并勉力维系了18年，成为沮渠氏涂抹在历史长空中的一道短促的晚霞。
临走前，沮渠兄弟封真达为鄯善王，条件只有一个：“要听从我们的遥控指挥！”
鄯善的四月，仿佛把冬与夏这张半绿半黄的纸从中对折。真达站在鄯善城头，从草色天光里遥望广袤的戈壁，不禁慨叹：人事代谢、岁月轮回是多么地深不可测啊！
脑袋保住了，还成了国王，真达兴高采烈了好一阵子。
在真达埋头重建家园的日子里，北魏与高昌发生了诸多变故。北部的柔然汗国数度威胁高昌，北凉王沮渠无讳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夏天病死，弟弟沮渠安周在悲痛与惨淡中继位，日子更为捉襟见肘。此消彼长，北魏军力已经接近巅峰，拓跋焘先后击退了柔然，征服了关中、敦煌，几乎到了攻必克、战必胜的无敌境界。
一天，拓跋焘决定发兵进攻高昌沮渠政权扶立的鄯善。我估计，那位从鄯善回到平城的北魏使者一定在拓跋焘面前说了鄯善不少坏话，并一再称鄯善为软骨头。几年来，他一直为鄯善王投降北凉耿耿于怀。他不了解的是，软骨头的老国王已经西逃，留下的太子是一个顶天立地、敢作敢为的真汉子。
太平真君六年（445），北魏大将万度归率5000轻骑从敦煌突袭鄯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位皇帝的秘书兼侍卫，继承了主子拓跋焘的特有风范，抛下辎重，长途奔袭，很快便穿越流沙，悄然进入鄯善边境。
勒住马缰的万度归，被眼前的一幅田园画所吸引，只见天边飘着富有质感的云朵，身旁的瓜果压弯了枝头，鄯善百姓布满田野，正在低头耕种放牧，他突然有了一种家乡般恬静的感觉，随即发出号令：“沿大道进军，不许惊扰牛马与百姓！”作为一名以攻杀为乐的将军，竟能反其道而行之，在心里张起一根“以民为本”的弦，可谓难能可贵。
见到这支仁义之师，本来准备抵抗的边兵犹豫起来：战斗的目的本就是和平，如今民众的生命财产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我们何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拼死相搏呢？于是，鄯善边兵率相归附。
真达既无兵可派，也无险可守，只有出城迎降。
大功告成后，万度归班师回朝，真达也被他带回平城，见到了那位对鄯善恨得牙痒的北魏使者。那一天，使者一脸不屑地质问真达，并一连问了几个为什么，但真达一言未发。作为一个俘虏，还有辩白的必要吗？
在平城，真达只能天天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云卷云舒，在如烟的回忆中终了此生。不知道他对那位舍弃自己西逃的父亲，是思念多于仇恨，还是仇恨多于思念？
太平真君九年（448），北魏另派大将——交趾公韩拔镇守鄯善，任征西将军、护西戎校尉、鄯善王，然后在西域设置了鄯善镇和焉耆镇，像内地一样收取赋税。也就是说，鄯善不再被当成一个国家对待。
历时525年的鄯善国至此灭亡。
岁月苍茫一片，当成败荣辱和君臣头颅，都为时间的长风吹去，千年后的我们，只能发出“昨是而今非”的叹惜。
当大树轰然倒地，一个家园被连根拔起。
孝昌二年（526），江河日下的北魏从鄯善撤退，将鄯善镇迁移到了西平郡（今西宁一带），西平郡也改名鄯州。有趣的是，大清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今吐鲁番盆地设立了鄯善县。对于在这个远离鄯善古国的地方恢复鄯善，时任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上奏光绪帝的《会奏新疆增改府厅州县各缺》中解释说：“此地为古鄯善国，所以取名鄯善县”。在我的印象中，这位左宗棠的部下是举人出身，不是不学无术的昏官，但不知为什么会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更令人看不懂的是，在被软禁期间天天研究新疆地图的光绪帝，为什么在接到奏折后没有指出这一明显的错误，难道是为给这位大清名臣留点面子？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史学家云集的新中国为什么延续了饶应祺的错误，仍旧没有为吐鲁番盆地东侧的鄯善县易名，难道也是为给这位大清举人留点颜面？
《周书》记载，西魏大统八年（542）四月，一个桃花如流水的季节，王兄鄯米“率众内附”西魏，迁徙到伊州的拉布楚克（今哈密市五堡乡四堡村，东距哈密市65千米），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屯堡。
公元5世纪末，南齐使者江景玄出访西域。当他到达鄯善（伊循城）时，发现这个绿洲之星已经陨落，峨冠博带已零落成泥，崇楼华堂都沦为废墟，整座城池空无一人。
唐初，居住在拉布楚克屯堡的鄯善后裔鄯伏陀，因不堪忍受东突厥严苛的税收，率族人南返罗布泊，试图重续古楼兰伴湖而居的旧梦。然而，现实无情，古楼兰的自然环境已经无法让人安居，他们只得再次折回拉布楚克。由于胡人称鄯善为“纳职”，所以唐朝在这批鄯善人聚居地新设了纳职县，隶属伊州，纳职县治就是今拉布楚克古城。
贞观十八年（644），唐僧玄奘取经东归途经鄯善，此时的鄯善已经没有住户。
不久，西域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率众抵达罗布泊周边，将行政中心设置在了废弃百年的鄯善古城，名字也改为“典合城”“石城镇”。据说，今若羌县西南90千米荒漠沙丘中的瓦石峡古城（即弩支城），也出自康艳典之手。
直到周天授二年（691），石城镇仍由康国将军镇守。这个将军向武则天禀报，浊黑的罗布泊自八月以来突然清澈见底，水呈无色。因为中原向来认为罗布泊是黄河的源头，源头水清历来是中原王朝的一大祥瑞，谁先奏报，谁就会得到奖赏。
随后，吐蕃军人成为这里的常客，特别是唐朝安西、北庭都护府被吐蕃攻陷之后。再以后，就记载全无，曾经回光返照的鄯善城踱入了漫漫长夜，渐渐零落成一堆废墟。
人类的文明地图，一直在战火的余烬中不断变换，往往越是富庶的所在，遭受的劫难越是严重，这也是包括楼兰在内的一系列丝路明珠悉数坠落历史烟尘的主要原因。
我们的故事并未结束。尽管楼兰、鄯善先后死去了，但哺育他们成长的罗布泊还顽强地活着。罗布泊又名泑（yōu）泽、盐泽、涸海、蒲昌海、牢兰海、孔雀海、洛普池等。元代以后称罗布淖尔，蒙古语意为多水汇聚的湖泊。
地质学告诉我们，处于塔里木盆地东部的罗布泊诞生于第三纪末、第四纪初，距今已有1800万年的历史。它的水源共有四条，一是西北方向的孔雀河，发源于博斯腾湖，直接注入罗布泊，被称为罗布泊的母亲河；二是西部的塔里木河，全长超过2000千米，流域面积达19.8万平方千米，是中国最大的内流河，由发源于天山的阿克苏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以及和田河汇流而成，曾经于民国十年（1921）在尉犁县穷买里村突然改道
，使得本来向东南汇入喀拉库顺湖的河流，东移进入拉依河（轮台县与尉犁县的界河），然后汇入孔雀河，进而注入罗布泊，成为罗布泊的主要水源；三是东南部的车尔臣河，发源于昆仑山，曾经是罗布泊的一大水源；四是东部的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曾在远古时期注入罗布泊。因为有这四大水源，罗布泊在公元4世纪时，水面超过2万平方千米；民国三十年（1941）时，还是一个水波荡漾、百鸟翔集的去处，有3100平方千米水面，是中国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面积与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相当。
可惜的是，由于地球处于间冰期，气候逐渐变暖，冰山持续退缩，目前地球上13亿立方千米水，百分之九十七是海水，百分之三是淡水，就连这百分之三的淡水主要也是以冰原的形式存在的，湖河水库中的淡水仅有万分之三点六，从而造成孔雀河、车尔臣河渐渐成为季节河，疏勒河下游早已断流。1952年，尉犁县封堵了拉依河口，迫使塔里木河重回故道转向东南，最后流入台特马湖，导致罗布泊失去了最主要的水源。20世纪50年代，从笔者的老家山东走来的渤海军区教导旅组建的新疆建设兵团农二师，在孔雀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农垦，不仅扩大了十八团的干渠垦区，而且开发了塔里木新垦区。为灌溉新垦的土地，勤劳的兵团战士们于1958年在尉犁县城西部的孔雀河上修建了惠普大坝与水库，又于1962年在尉犁县城东部的孔雀河上修建了阿克苏甫大坝与水库。大坝与水库落成之日，受惠的万千民众载歌载舞，颂声歌唱。
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早就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要警惕大自然因人类的盲目行动而做出的报复。”事实上，这两片惠及万民的米粮川，是以牺牲罗布泊地区的生态为成本的。应当说，在以填饱肚皮为最高原则的时代，国家和百姓的选择无可厚非。但50年后，让已经接受了科学发展观的人们再来评判这两大工程的得失，也许结论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时间的残酷，这就是历史的代价。
至此，孔雀河的水量几乎全部消耗在灌区，再也无水下泄罗布泊。“断奶的婴儿”罗布泊所能做的，只剩下在沙漠的干风中“哇哇大哭”。
1972年2月，是一个令国人特别是地质人悲痛的时刻。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座谈的闲暇，他送给了周恩来总理一张地球卫星拍摄的图片。图片显示，中国的罗布泊刚刚干涸，活像一只黑色的“大耳朵”。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是由中国地质部门，而是由外国人首先告诉中国领导人的，这也成为中国地质人永远的耻辱。
如今的楼兰与罗布泊，已如流星一般划入了虚无。在那里，江河湖海的绿色标志，无；州县城镇的圆点标志，无；山峦沟壑的等高标志，无。它们的消失，带给我们的是深长的遗憾。
遗憾何止于此？
就在这个升起过48个灿烂古国的地方，已经有14个绿洲城邦葬身于茫茫沙海和洪水淤泥——米兰遗址（鄯善国古城）、约特干遗址（于阗国古城）、尼雅遗址（精绝国古城）、皮朗遗址（龟兹国古城）、博格达沁遗址（焉耆国古城）……
就在这个曾经拥有近200个美丽湖泊的地方，近50年来就有62个湖泊哭干了眼泪，成为生命的禁区。紧跟着罗布泊消失的脚步，台特玛湖消失于1974年，玛纳斯湖消失于1974年，艾丁湖消失于1987年……听上去，这简直像是在宣布阵亡名单。一个哈萨克族作家看见，干涸的湖底，一群勤于生计的蚂蚁在忘我奔波。他预测，最后搬出地球的或许就是他们。
太多的历史遗憾给后人留下了太多沉重的思考，使得我们在遥望未来之前，每每先要回过头去叹息。
是啊，人类是大地母亲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但是，人是自然之子，人对自然应该有敬畏之心、感恩之心，怎么能随便提出“征服自然”的口号呢？
人们一度认为，人是地球的主人，地球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人服务的，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可以任意消费的资源。现在看来，人只能算是大河的客人，森林的客人，整个地球的客人。因为与漫长的地球史和生命史相比，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只是短暂的一瞬。假如您能以每秒一年的速度飞回过去，那么花半小时才能抵达耶稣时代，三个多星期才能返回人类起始时刻，20年才能抵达三叶虫主宰的寒武纪初期。想象一下将两条手臂伸开，那个宽度是整个地球史，一只手的指尖到另一只手的手腕之间代表寒武纪以前的年代，全部复杂的生命都在一只手里。您只要拿起一把小小的指甲锉，一下子就可以挫掉人类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人确实是地球的客人，而且做客的时间很短，只是来串一下门而已。既然是客人，就应该有教养，应该有礼貌，就不能随意侮辱主人，肆意糟蹋地球。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把万物当作祭祀用的稻草狗，用完就扔掉了，从来就没有什么仁慈可言。如果人类任意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大自然定会以百倍的疯狂来回击人类，回击人类带给大自然的满目疮痍。
从古新世在树丛中抓虫的生物，到能够躺进航天器遨游太空的高智能动物，可以说，人类已经从自然状态进入了文化状态，从裸猿、嗜杀猿变成了文化猿。人类的文化程度确实与日俱增，但人类的文明程度却未必与时俱进。因为人类创造的一切均可称之为文化，包括战争与垃圾，而文化中只有一部分——符合人类理想、面向世界与未来的部分方可称之为文明。卢梭早已雄辩地证明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未必促进人类道德伦理的进步，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堕落与退化。不是吗，人类事业规模扩张的程度，已经足以毁灭所有生命所依赖的微生系统，使亚特兰蒂斯、复活节岛、两河流域、玛雅、印加、阿兹特克、阿纳萨齐等文明的悲剧在全球舞台重新上演。技术进步与滞后的人性社会演化，已造成人口严重过剩、能源过度消耗、贫富分化加剧、有害环境技术的大量使用，使得十几亿人无法享有像样的生活，也必将无情地耗尽维持文明的自然资本。
自然科学已经预言了人类毁灭的必然性，总有一天地球上的自然环境不再适合人类存续，但那只是极其遥远的未来，怕只怕没到那个时候，人类已经通过毁灭自身的生存环境，在无意识中自取灭亡了。
因为有了人类，地球不再古朴不再苍凉；正因为有了人类，地球才美艳绝伦而又遍体鳞伤。人们总是凭借着惯性不停地向前冲，好像前方有更多美好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但人类应该停下来，等一等被我们落下的灵魂。在被我们落下的灵魂里，有消失的楼兰、鄯善与罗布泊，有雾霾笼罩的现代城市，有良知尚存的人们对生态恶化的无尽悲悯。
这些话现在是，恐怕将来也将永远证明是世间最为深邃的真情告白。
楼兰国小传：楼兰，别名鄯善，位于古罗布泊西岸，与今天的鄯善县无关，建国者是一伙高鼻深目的白种人，操着一口我们听不懂的吐火罗语，建国时间大概在汉朝初年。说起来，它的履历用聚光灯也难以找到多少亮点，统治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墙头草。第一个有记载的国王就被汉将俘虏过，一个在汉朝当人质的王子竟然被做了阉割手术，还有一个国王被刺客摘走了脑袋，最后一任国王率半数国民狼狈逃窜，负责留守的太子沦为俘虏。它很幸运，这样一个人口不足两万，军人只有三千的城郭之国，居然顽强地存活了800年。更幸运的是，因为处于丝绸之路南、北道交汇处，是商旅西出玉门关的第一站，是大国势力争夺的焦点，楼兰一度成了西部民族的别称和西域列国的代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闻名遐迩的丝路明珠，却在南北朝时期突然沉入了漫漫黄沙，淡出了历史的视线。楼兰再次引起世界注意，已是千年之后的近代，那被西方探险家首先发现的沙埋古城，那被文物大盗从废墟下清理出的带翼天使壁画，那被中国考古学家偶尔发现的太阳墓地，那一次次惊艳出土的女性木乃伊，无不昭示着这是一块令人遐想的神秘区域。因此，所有与楼兰有关的讯息与文字，都被罩上了一层鬼魅而绚烂的色彩。所以，我在一首诗中感慨：“她是西域大漠里的一株红柳，丝绸之路上的一片霞光，一个沉睡千年的绿洲神话，一个刚刚曝光的楼兰印象。”
揭开楼兰来历之谜、消失之谜、位置之谜，曾经是无数探险家与考古者孜孜以求的夙愿。笔者也算是一个不起眼的揭秘者，但愿我的解读给读者们留下的不只是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