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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我高中毕业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一些城市的政策也开始灵活起来。比如我所居住的城市河北保定，就规定了老大可以免下。我是老大，我唯一的妹妹正读小学，似也不存在我留、她下的危险。我的同学都羡慕我的好运，然而我却报名要求去农村落户了。
因了我的行动，保定市曾经不大不小地热闹了好一阵。我先被邀请到许多单位去“讲用”，我根据当时两个最著名的口号，联系实际作着发挥，讲着。那口号叫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地报纸和广播也作些“插科打诨”的报道，说我母亲曾反对我去农村，我便与母亲共同学习“毛选”，后来母亲终于搞通思想同意了我的革命行动。对这则无中生有的报道，我母亲至今还耿耿于怀，非常之不满意。当时我对这报道却并不在意，既是革命就得有对立面，这似是报道的规律，也是人活着的规律。再说这“对立”也并不伤大雅，不是一学也就通了吗？但我始终不忍心把这“母女共学”的情节加进我的“讲用”内容，不是没有人这样提示过我。
行前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在昔日的直隶总督府（市委）门前，面朝一街欢送的车队和红花发言。这热闹一直延续到我插队的县，延续到我的“点”上。
那时我常被自己的热情所鼓动，它鼓动着我从热情中又生出热情，在农村没有虚度四年。然而从那时起我实在又有着难言的不安，我那被社会称道的行为，实在还有着难言的隐秘之处，这便是我和文学过早的不解之缘。我的决定和我文学的启蒙老师徐光耀有着藕断丝连的渊源，那时他就肯定过我的文学开端。
保定有座名胜古迹叫做古莲池，面积不大，有亭台楼榭，有很好的碑文：米芾、怀素、乾隆都有。这里明时为书院，清时曾做过行宫，几经沉浮的作家徐光耀就住在它的一个角落里。他似是刚被从农村召回，参加一个报告文学集的编写，那集子要以文学的形式报道一个部队的卫生科，前不久他们刚刚从一个乡村妇女肚里挖出一个九十斤的大瘤子，被上级命名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那位卸掉瘤子的妇女，也因被这先进卫生科卸掉瘤子而成了大队支书和当地知名人士。写这样的集子需要高手。
徐光耀被安置在古莲池一个荒芜的角落里，房子大约只八平方米吧，但门前有影壁，有几丛微黄的毛竹和营养不良的玉簪。我第一次走进那里，总觉着是走进了“聊斋”，后来仍然能从那里联想到《聊斋志异》里那些神秘伤感的故事。
我揣着两篇作文，由我父亲带领来拜见徐光耀了。那时我十六岁，念高一，我盼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是小说、怎样写小说的答案，父亲则更多地希望他为我的作文（我的文学才能吧）作出些鉴别。因为在此之前父亲对我的文学兴趣也产生了朦胧的信念，他是画家，家里也残存着几本中国的和外国的小说。
我向徐光耀出示了我的作文，他有些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搁置在一张大而坚实的硬木写字台上，然后就和父亲谈起了别的，关于时局发展的预测，还有郑板桥和陈老莲什么的。我只盯着那块被作为写字台面的大理石，和桌下那块与写字台可分可合的镂花踏板，想着历尽沧桑的徐光耀是怎样保护下他这张桌子的，它那么大，那么重。我盯得时间越长，就更能证明我是被冷落一旁的。后来他总算没有让我把作文带走，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的见面。这次他谈话的中心是我的作文，他非常激动，连着说了两个“没想到”，还说你不是问什么是小说吗？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
我的两篇小说写了两个孩子，一篇是写一个爱动爱闹的女孩子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是怎样生动地讲起了批判孔老二的故事；另一篇是写一个乡下男孩和几个学农的城市女学生的友情，这便是《会飞的镰刀》。徐光耀建议我把《会飞的镰刀》寄给一个编辑部，我按照他的意见先寄给了《河北文艺》，但他们没有用，当时做着编辑部主任的肖杰同志却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亲笔信。许久我才从那信中悟出了道理。他们所以不用，是因为那里没有阶级敌人，作为主人公的那个乡村少年也不高大，且有缺点。这篇小说一年后却被北京出版社收入一个小说集里，后来我一直把它作为我的处女作。对于北京出版社和对于当时这小说的责编、现在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庄之明，我永远存有感激之情。
我受了一位作家的鼓动，十六岁的心立时被激荡起来，在莲池里故意多穿几个亭台走着、想着，或许我也能成为一个作家吧？那么就该发誓去追求作家所应具备的一切，包括我朦胧中所了解到的关于深入生活什么的。但我唯独没想到我这追求又是多么冒险。
父亲却支持了我的冒险。在那些日子里，他的议论也总离不开中国农村。他用不懂得中国农民就不懂得中国社会这个道理来启发和安抚我，那启发和安抚是毫不犹豫的。直到十几年后我当真成了一个作家，父亲才常常为那时的行动而后怕起来。“也真有些后怕，万一要上不来呢？我们又没有任何后门。”他说。我也常常把这看作是一个知识分子那难以克服的“傻天真”，作家、文化当时对于他不也是海市蜃楼吗。倘稍有世故，这一切又何必呢，保定又有了可下可不下的政策。
母亲和我一起学“毛选”的故事虽是杜撰，但对于乡村她一向是惧怕的，这或许和她自小生活在城市有关。她深信当时一切关于女学生下乡碰到厄运的传闻，我临走前，她手拿刚注销了我姓名的户口簿还热泪满面地说：“难道你真能成为中国的女高尔基？”然而这已不是在劝我回心转意，仅是母性那种无奈心绪的流露。
我盯住这个少了我的户口簿想：原来一切都是真的了。难道非要去了解中国农村不可么？你这个“女高尔基”。
大约因为我是热闹着而来的，所以我进“点”后（或许进“点”前）便被指派为这个“点”上的副组长了。
我所在的“点”是距保定一百多华里的博野县张岳村，这是一个四周有着平原和沙丘的中等村庄，村里多榆、柳树。坐北朝南的平顶土房和砖房永远沐浴着平原上的阳光，家家房前都有一个木梯子，房顶上常年摊晒着应时的农产品。到冬天不再有东西摊晒时，玉米和薯干便就近堆入玉米秸编起来的圆囤里。开始我们这十几名学生就分散住在这种窗前有梯子、房上有圆囤的农家里，直到后来我们也有了一个两排红砖瓦房和每个房间都配有桌子和水缸的真正的“点”。但“点”的房子很潮，冬天铺在床板上的麦秸被我们的体温暖得长出麦苗，纤细的麦苗在潮湿的麦秸里蜿蜒着生长。房东家的老炕则干燥，炕席被火炕烘烤得乌金乌金。
我到底没有白白面对一街车队一街红花表决心，我努力把到农村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变得真实。面对这个豪迈的口号，有时我真的忘却了我那个显得萎缩的个人动机。原来一个高深莫测的口号不是不能被人理解运用。我得知戈培尔说过的“谎言重复一百次便是真理”是很晚的事，但我又不能把这一切形容成谎言的重复，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后来我的一切变得更加自觉自愿，连自己的容貌也愿意过早地去酷似农民，那就要把自己晒出来。为了这“晒出来”，在八月的正午我竟坐在棉花垄里晒太阳，致使我的脸颊疼痛难忍，层层爆皮。我愿意使手上的血泡越多越好，我愿意让农村的女友捧着我的手把麦秸秆编成的戒指套上我的手指，看到这双手上有十二个血泡。那正是我过十八岁生日时。我十八岁的生日也因有了这十二个血泡才变得分外辉煌。直到我的一个名叫素英的农村女友捧着我的手哭起来时，我的心才有了得到回报的满足。
素英是个小巧玲珑的农村姑娘，很会整理、爱惜自己，也格外爱惜我。我们的友谊保持了很久，直到我回城后，素英出嫁去北京办嫁妆还住在我家。我为她铺好一个临时折叠床，她睡觉脱衣时仍习惯地站上床去。像平日踩在炕头上那样，这使得她像踩钢丝那般东摇西晃。我妹妹暗中为她的举止发笑，我便斥责妹妹，想着素英是怎样捧着我的手哭。
妹妹笑，那是因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朋友将热泪洒上她的手吧？至今我总觉得城市女孩子的热泪是少了些魅力和打动人的分量的。
在我的农村日记里，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素英和她那灵巧、短小、粗糙的手。
我的农村日记几乎没有中断过，下乡四年我差不多写了近五十万字的日记、札记。许多年后当我再翻看它们时，虽然其中不少崇高与空洞、激进与豪迈，一些描写甚至令我汗颜，但我对那个点上的回味，对那时的我的回味，对一个时代的回味，也正是靠了它。那是一个现在的我在审视一个过去的我，其实那个被审视的我也许更真实。
一九七五年七月，队里让我们回保定换季。我在家里住了几天，家里像迎接国宾一样迎接了我。离家时，母亲含着眼泪把我送上长途汽车。做了几天“国宾”的我回到村里，立即写下了一篇日记：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妈妈含着眼泪把我送下楼梯，我却笑着把她劝回家去，怀着一种逃出保定的心情进了长途汽车站。
这两天，我吃着大米饭、肉包子，却总觉着它们比不上我们亲手摘的西葫芦、大北瓜做成的熬菜，亲手拉着风箱做出来的卷子、饭汤香甜。睡着平整、松软的大床，却总是翻来覆去，脊梁底下像有石子硌着，这使我更留恋婶子、大娘那铺着金席的火炕。躺在这炕上，听着半导体里祖国四方的声音；围坐在炕上，讨论过中央文件的精神，想着我们张岳的未来，直到三星西落、窗纸发亮……我在城里走着看不见土星儿的柏油马路、松木地板，却更贪婪那一处土窝儿、一片土坷垃、一条条铺严“竹帘子”“星星草”“刺儿菜”的张岳的土道。我和多少城里人握手，却更渴望握一握张小爱大娘的粗手、善增大叔的硬手和素英的巧手。喝着消过毒的白开水吃着冰棍，却更馋那打一桶水要摇一百下辘轳的井水和垄沟里飘着狗尾巴草的流水。
张岳，你的女儿终于回来了！
我每每读着这篇日记，就仿佛看见一个昧着良心从家里溜走、吃得肥头大耳、放下筷子就骂娘的小贼。但我怎么也择不清这里到底有几分真意几分虚假，甚至每每因了它内含着的那无边无际的虔诚而自我感动。然而这虔诚实在又包容着连自己听来也战栗的做作，它虽然做作得一切都合情合理、天衣无缝，然而日记以外的我却常常有着不能自圆其说的破绽。
我念小学的妹妹来张岳村看我，她最喜欢骑我们生产队的毛驴，她也愿意来农村和我做伴。我也向她表示，为她从小就知道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而高兴。后来她真郑重其事给我写了一封信，说：
亲爱的姐姐：
我现在已下了决心，毕业以后向你学习，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痛击右倾翻案风、大赞新生事物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我们学校人人争当回击右倾翻案风的闯将，争当开门办学、走“五七”道路的促进派。
姐姐，我再次向你表决心，毕业以后，一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让我们团结起来，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奋勇前进吧！
此致敬礼！
接信后我一阵心酸，一股凄凉之情油然而生。我实在不愿相信这是一个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来信。我特别害怕我妹妹的决心，还很为这信流了些眼泪，之后急忙写信询问家里这是怎么回事（虽然妹妹离中学毕业尚为遥远），直到家里来信说，这是语文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一篇作文，还要求学生们把这篇作文真的寄给他们在农村插队的哥哥姐姐，我这才放下心来。
那时村里小学正缺老师，大队书记和我商量让我去补上这个令人羡慕的差事，那书记便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善增。他为人厚道，从来都是管知青叫学生，给学生派活儿时专拣轻活儿。有一次竟让我去推车卖豆腐，悄悄对我说那活儿不出苦力，出工也不论个时晌。我真去卖了一次，结果因驾驭不了那豆腐车而告终。
善增让我去当老师，我却拒绝了。我在日记里说：“我可不能出了校门又进校门，在农村我永远是一名小学生！”
这文章开始时我就说，我插队时上山下乡运动已是尾声，政策也灵活起来，各地甚至都为自己的儿女能侥幸归来创造些更活的政策。但口号照样是豪迈和光明磊落的，比如“厂社挂钩”——我们就是学着这个口号的方式被“挂”下来的，据说这口号是湖南株洲创造的。
我的履历和“厂”并无任何关系，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当时都过着飘摇欲坠不安定的生活。可正如我们村主管知青的党支部委员进钢常说的：“政策是死的，办法是活的。”看来这句话也并非他的发明，当他咏诵着这句话为自己的村子，自己的臣民在死政策下找些活办法时，城里也早有人咏诵着它在做了，我不知这是不谋而合还是这活办法的不胫而走。但这“厂社挂钩”的经验也莫名其妙地使我和保定一家工厂的子弟们共同就近插队在张岳，至今我也弄不清这是因为哪个环节的松动。和我性质一样的还有两个女友，一个叫刘元梅，一个叫王陶。刘元梅的父母属于政府系统的哪个厅局，夫妇都是“民盟”的盟员；王陶是大学教师的女儿。如今刘元梅正学着她的父母那样，在省里一个民主党派机关工作，王陶则已是华北电力学院的教师，她是在一九七七年大学刚恢复招生时考进这所学院的。那时的王陶举止利索充满着朝气，刘元梅却像个善静而又不多嘴多舌的好大嫂。我们三人那时同住一室，一直保持了友好的关系。
我们既是被一个厂“挂”下来的，又是少数，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之感。尽管我正以一个副组长的身份，在“统率”着一群名正言顺的年轻同伴，但“人以群分”的道理还是把我和刘元梅、王陶联得更紧些。再说多数派的同伴也确有些名正言顺的气势呢。比如当我们的新“点”建成、院子尚无一个大门时，与张岳村“挂”着“钩”的保定那家厂方，就毫不吝啬地把用铁棍焊好的两扇铁门送进了村。那铁门高大，有着“巴洛克”的风格样式，它使我们的“点”显得格外有气魄。安装大门时曾招来全村许多老少，如同过年。我也总觉得，我们“点”在县里一直处于先进，来“点”参观乃至开现场会的人不断，好像很和这两扇门有关。当时全县比我们寒酸的“点”还有几处，寒酸对上面而言怎么也不能算件好事，当时的大寨社员不是也住着青砖楼房吗？当然，厂社挂钩的经验还远远不在于保定的某厂仅能给张岳的“点”做两扇铁门。有些知青能比我们早回城，显然也沾了这挂钩的光。
我和我的两位女友通过这铁门出入着，下地，开会，挑水，拉煤，买菜……有时晚上也从这门里溜出去干些不宜记入日记的事。在日记里我一边歌颂着张岳浑黄的井水，锅里那灰暗的干菜汤，而我的肠胃却不顾我的歌颂，总向我提出些奢侈的要求。后来我从一些讲男女有别的知识小册子里也读到，奢吃零食的习惯女性是甚于男性的。说白点，面对一些零食，女孩子常表现得十分的没出息。闲着两手捏几个瓜子，反映在文艺作品里甚至成了那些不正经女人的经典形象。然而大多数女人不顾这些，还是盼望着抓挠一点零食，哪怕是一把瓜子。
那时的农村尚无被搞活了的经济，街里有个供销社，是全村人唯一的经济中心，里面有属于官方专营的盐、铁，只在做工潦草的货架上也摆些红烧带鱼、糖水红果罐头和七八角钱一瓶的葡萄酒。那罐头我们是望尘莫及的，然而酒我们却喝过。有一年元旦，我、刘元梅和王陶插起门来就着柿子喝酒，致使刘元梅起了一身猪皮模样的疙瘩，且伴有呼吸短促、瞳孔扩散。在惊恐之中我想起酒精中毒这四个字，才猛醒这酒是酒精对水而合成的。那晚，我和王陶整折腾了一夜。我记得热敷法可以消肿，就烧了一大锅开水，把所有的毛巾、枕巾都摁在锅里，再将这一锅毛巾一次次地摁在刘元梅身上，天亮时刘元梅居然消了肿并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在美国时，东道主请我们在旧金山一家著名的海鲜酒家吃牡蛎，喝一百八十美元一瓶的法国干白葡萄酒。我向一位汉学家讲起那次刘元梅酒精中毒的事，他说，酒精对成的酒全世界都有，然而人们都在喝。这里卖者和买者都有明知故犯的味道。而我们那时不懂这些，以为酒就是酒，天下的酒都一样，如同就懂得全世界人民心中只有一个红太阳，地球上四分之三的人民都等着我们去解放人家。
和村里这个盐、铁专营的供销社相抗衡的唯一一家商店（如果能称其为商店的话）就是八林老头的地下商店。
八林从名字到他的“店”都似带有土匪和匪窝的味道。在他的小黑门里，有一毛钱一斤的酱油和八分钱一斤的醋，也有更属非法经营的国家绝对的统购物资——花生米。八林的地下商店当时为什么不被取缔，我始终不得而知，也许连支书善增有时也到八林的“店”里买酱油接短吧。大家都需要接短，都知道他那酱油、醋里掺着大量的水，如同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有酒精对成的酒，然而人们都买、都喝。
八林卖酱油不光掺水，且自有一套操作方法。他的酱油缸被隐藏在他里屋的黑炕边，缸盖被几件衣服遮严，只待有人来买时，他觉出来人可靠才揭缸。缸揭开后他也并不忙于用“提”，而是先将“提”在缸里狠搅一阵，使缸里的液体随着“提”的搅动充分旋转起来，然后才猛下“提”，猛提起，再将那仍然旋转着的液体倒进顾客的容器。开始我们不解其意，后来一个名叫春生的聪明男生才将其中的奥秘告诉我们：酱油在“提”内旋转着被提起时，总要旋出一些在“提”外的，一种离心作用吧。春生用一只盛满水的缸子在手里旋转着。然而我们还要去和八林做这种既非法又上当的交易。“上当受骗就一次”，是需要有一个繁荣、合理的经济环境的，你才能有挑选的余地。那时没有这余地。
我和我的两个女友不光“出差”为“点”上买酱油买醋，慢慢也受了他那稀罕珍品花生米的吸引，诡秘、谨慎地去敲八林的小黑门了。吱嘎，小黑门在诡秘中打开了，八林一张永远拖着鼻涕、木刻似的长脸审视着我们，我们也在他的审视下懊恼着自己，直到八林愿意接待我们。
八林领我们在黑暗中穿插进屋，在油灯下将一些什么东西移开，把正在淌着的鼻涕“拧”净，手在鞋底上蹭蹭，才去抓花生米。他这种先净身后取货的程序，常常使我们觉得他的货更娇贵。
一把花生米揣进了口袋，我们在黑暗中走着，一粒粒摸着吃，计算着吃完它应用的时间，力争在进门前吃完，不留痕迹。当“点”上那两扇铁门横在眼前时，身上正好是“弹尽粮绝”，财物两空，才想起原来这要花去半个月的工分呢。然而又觉得这实在值得，因为这里不光有女人的奢侈，还有冒险的愉快。
初中生，身上的军服是军人姑姑所赠。
一九七六年，我在村里悼念了两个人：一位是杨贵，一位是毛泽东。
杨贵是村贫协副主席、革委会委员、贫管校长。党支部派我为杨贵写悼词，开始我很为难，因为我没写过这类文字。支书说你就捡着好的说吧，别忘了结合形势。我仿照耳闻目睹过的广播、报纸写起来。在追悼会上我亲自朗诵，收到了难以想像的效果。我在日记里翻到了这悼词：
张岳大队党支部全体党员、团员、民兵连、妇联会、贫协、全体贫下中农、知识青年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哀悼：张岳大队贫协副主席、革委会委员、贫管校长杨贵同志，因患脑溢血，于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下午七时在博野医院逝世，终年六十岁。
杨贵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忠诚的革命战士，是我村久经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考验的领导……
1975年秋，在河北农村棉花地里。
接着，我在简要记述了他的事迹后，又写道：
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党员，是我党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引起了全村贫下中农的极大悲痛……
当时我想，凡是该配上悼词而被送终的人，这些字眼对于他们都不会过分吧？既然至死都保持了共产党员的称号，那么他必然是继续革命着活下来的。许多半途而废的党员，当然都是不善于继续革命的缘故。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损失”和“悲痛”都似成了合情合理、可多可少的形容词。
现在我重读着这悼词，想着杨贵和我们的交往。
杨贵和我们“点”是对门，大约抗日和解放战争时他曾打过仗，后来由于负伤而退役，现在是一位尖脸、缺牙、有着轻度颠脚的瘦小老人，人们都叫他杨贵。杨贵瘦小，却有着功臣般的霸气。他那瘦高的老伴和七个参差不齐的儿子也因之显得自负，在村里他们大有说一不二之势。当年的我们和许多张岳人一样，对这家人充满着预先准备好的、无条件的敬重。比如他家人随时可来我们伙房拿葱拿蒜，拿馒头、烙饼，我们必得表现出些热烈欢迎；谁都知道杨贵家偷电，然而谁都得“包涵”着。当他家明明把电线挂在我们“点”上时，我们也必得生出几分他偷的应该的大度：难道他不该偷吗？他因战争负伤腿脚不好，你能让他在黑灯瞎火中摔跟头么？杨贵也许是审度出我们的觉悟了，便更加打着我们“点”上的主意。那年我们养了一口猪，大家费劲拔力地把它养到了一百三十斤，但离年节尚远，还没有杀猪过年的打算。杨贵来了，端详着猪在打主意，这主意显然不是立时“打”出来的，对这猪，杨贵似早有预谋。他端详一阵说：“这猪有病。”那风度酷似一个阴阳先生在相看这宅院的风水。
“给治治吧，没准儿您有手艺。”有人答道。
“治不好。”杨贵说。
“那可怎么办？”又有人问。
“杀了吧。”杨贵说。
“离过年还早着呢，多可惜呀！”有人说。
“杀了总比死了好。”
杨贵说要杀猪，那么，猪得杀。谁杀？当然是杨贵。这时杨贵不但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而且还真要为我们付出点什么了。至于猪为什么非杀不可，猪病到底能不能治好，就不再有人追究，因为这是杨贵的倡议，杨贵的指点。
于是猪在一片欢腾中被宰割了。杀了也罢，人们已经在为“点”上能拥有这一百多斤猪肉而兴奋起来。但人们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便是这杀猪人的报酬。现在面对眼前这口白净的猪，杨贵却毫不掩饰地把条件提了出来，那条件是苛刻的。当我们都觉出这条件难以接受时，杨贵却已下手了。他先把猪的上水下水（五脏六腑）归入自己早已备好的盆中，又割下那个硕大的猪头，再则是四个肘子（那肘子所带走的肉也足使我们目瞪口呆），最后是将这猪拦腰斩断割下尺把宽的一块正肋，并割下那个几乎被遗忘了的猪尾巴。
那时我们站在一旁真有点自己被解肢的感觉，心疼啊！但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把这和掠夺联系在一起，还侥幸地想：也许除了那块正肋，杨贵拿走的都不是猪肉的珍贵之处吧，难道他能掠夺我们吗？一个打过仗的功臣。然而心疼还是难以缓解。
杨贵运走自己的所得，还不忘回来告诉我们，煮肉时别忘了放一把花椒。
杨贵杀猪一个月后，杨贵本人死了。
在杨贵的追悼会上，我念着悼词，哭着，许多人都哭着。也许是我那悼词当真打动了人，若配以哀乐，我想人们还会表现出些更大的悲痛。我哭着，还看见了他那最小的脸色青黄的儿子，这小儿子才七岁。于是我哭得更加凶猛起来。
哭有时并不完全依靠你的真情实感，还应依靠些贴切的氛围吧。如同人的恐惧感，有时你听到一个关于鬼的细致详尽的故事并不害怕，然而一个扔在路边正在焚烧的死人枕头，倒能令你毛骨悚然。
距杨贵的死两个多月后，毛主席去世了，我却没有表现出比杨贵的逝世更大的悲痛。至今我仍然为那些日子里的我而惶惶不安，尽管我在我的日记里记载过我那悲痛着欲罢不能的心情，记载过自己将悲痛化为力量的誓言：
今天啊，您一定能听见远在辽阔的冀中平原悼念您的知识青年的心声。那如林的臂膊，那万水千山中传递的誓言，摇颤了宇宙，震荡着太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仿佛真能看见一个伟岸的身影在空中俯视和谛听着这群知青如林的臂膊和誓言。然而我始终没有涌泉似的眼泪。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拉着一辆小车，去玉米地装玉米秸，刚出村，一个女生就追了上来。她显得神色慌张，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听见广播了吗？”“什么广播？”我问。“毛主席死……死了。”她说。她把“死”尽量说得含糊，但那神色又执拗地告诉我，是死了。我说：“广播错了吧？”她说：“没错，是死了。”
我们俩互相看看，一刹那都觉出有些尴尬。我想，我们都是因为没有立刻抱头痛哭而尴尬。然而心是慌乱的，慌乱一阵做出决定：只有改变行动不再去地里拉玉米秸，才能抵消这尴尬时刻。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都什么时候了。”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去拉玉米秸。再说当时我那行动的改变并非因为明确的理智，完全是感情的驱使。是感情支配着我，我不能再到地里去，应该掉回头去“点”上做些和这个时刻相称的事。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觉得我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一切都变得空旷起来。我愿意把那时刻想成“眼泪往肚里流”，我以为我应该把自己想成这样，凭了我对领袖的崇敬和诚实。
晚上我们做起花圈。男生们从很远的地方采来柏树枝，我们全体知青不分男女坐在一起，把柏枝和白花绑在秫秸扎成的框架上。谁都没有言语，不久都哭了起来。我也真的掉出了眼泪，虽仍不似同伴们那样汹涌，但已不再是流在肚里了。我以为这是借助了这柏枝的缘故，如同你看到杨贵儿子的黄脸，看到路边一个死人枕头。也就是在这个有眼泪的时刻，我才记住了柏枝的清香和苦涩味。
至今当人们在谈论毛泽东这个巨人的种种失误时，我倒愿意抛开这些去回忆一下那柏树枝的清香和苦涩味。虽然从理性上我也知道，是他老人家的挥手才使我做了四年农民，才亲眼得见杨贵是怎样以他的权威和心计掠夺着我们。但也正是有了我在生活中和杨贵的巧遇，才了解到四只肘子的价值。与此相反，人越来越聪明、越来越世故却并非只因你认识了四只肘子的价值。
我不愿把那时的岁月形容成一个做作的岁月，做作的应是我们那种要岁月认可的心态。难道一切都是因了杨贵割走的那四只肘子，才使得我们学会了聪明？当我在了解着农民、了解着中国农村时，到底是谁俘获了谁？这像是一本永远没完没了的糊涂账。我庆幸我到底没有枉做四年农民，我毕竟是为着以一个真实的自己去认识那些农民的真实而来的，因此在做作的背后就有了一个不曾做作着的我。比如我在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武装自己时，也曾相信人间有鬼。
在一个初冬的早晨，素英请我到她家去吃饺子，我刚进门她就一头栽到炕上不省人事了。接着便是口吐白沫伴着浑身的抽搐，牙齿紧咬着舌头。我被吓得呆立在炕前。素英的母亲，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娘却不慌不忙，她胸有成竹地对我说，这是遇到“庄客”了，素英昨天就从坟地里走过。
庄客是鬼的一种，张岳这一带都知道庄客这东西，他们平时潜伏在坟地里，你走过时趁你不备附上你的身，直跟回你家中取闹。他们的形象被人形容得可丑可美，出入甚大。
我说：“这该怎么办？”大娘说：“不着急，咱们把他赶走。”她一面说着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沓纸钱，划火柴点着，两条胳膊抡打着便唱起来，意思是请庄客把钱带走，宽恕素英。但庄客一时不走，他还在折磨着素英，素英已将自己的舌头咬出了血，血沫在四周喷溅着。于是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也许大娘懂得庄客的活动规律，她指示我赶快上炕将窗扇打开。我按照她的指示连忙跳上炕打开窗扇，并学着她的样子张开手臂在屋内轰赶着，深信那庄客就在屋里和我们周旋。大娘又烧了些纸钱，唱的调门更加高昂起来，我也加快些轰赶。很过了些时候，大娘看看素英，终于松了口气说：“走了，从窗户里走了。”素英得救了，我也停止轰赶回头看素英，她真的浑身松软下来，松了舌头睁开双眼也连忙说：“庄客走了我得救了。”我抱起素英激动得失声痛哭起来，为我的女友得救而痛哭。
很久以后我想，素英患的也许是癫痫吧，癫痫病人在发作时大都抽搐着咬舌头，病重者犯起来可以致死。比如来华援助过中国抗日的柯棣华大夫，就是患了癫痫而死。然而每每想起那时的情景，我从来没有讥嘲过大娘和我的愚昧，因为那时我是真实的，我只相信着，做着。
但人类并不是有了相信着的真实就有了一切。你那么真实地相信着，这真实却偏偏正和你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来到人间的庄客不是每次都可以轰走的吧。
然而人类的一切文明还是起源于相信着的真实，才有了一切学说，才有了金字塔和长城，才有了人原本是可以不随地吐痰的设想，才有了解放了的新中国，才有了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才有了知识青年的回城。
一九七九年初春一个晴朗的早晨，一辆马车拉着我和我的行李离开了张岳，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那里。临走时，领导过我们的那些领导都已更换，人们说他们都是“四人帮”的爪牙。我去看望被关进牲口棚的主管知青的支委进钢大伯，想着“时过境迁”这句俗话。那时为了我们，他用的“活办法”从来都是细致入微：冬天我们潮湿的屋子里很快就能生起奢侈的煤火，连每屋配备一把新壶他都想到了。而当他生病，我们给他送去红烧带鱼罐头之类时，他却要他的小孙子将东西退回供销社，把钱又还给我们。现在他扒住窗棂对我说：“走你们的吧，别惦记我，我没事儿。政策是死的，办法是活的。”
我坚信这句话做起来的艰难，也坚信这句话的真实性。因此每当我听见、看见关于新时期生动、活泼的农村政策在哪个地方开花结果时，便想起张岳和领导过我们的那些把死政策变成活办法的大队干部们。辛兴大队，在全国都享有很高声誉的、以办乡镇企业出名的河北蠡县辛兴大队离张岳村才几十华里。我总仿佛看见进钢大伯正在和什么人签署着什么文件、合同，装卸着什么货物，于是又记起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一首名叫《遗产》的诗：
从古代到中世纪，
从全部历史，
一列列
满载错误的列车，
纷纷而至。
战术与战略错误，
政治错误，
各种荒谬的言论
和愚蠢的行为，
细小的疏忽
或根本性的错误，
沿着每一条铁路运来，
不分白天和黑夜，
直至扳道工精疲力竭……
而我们，这些幸运的继承者，
只能忙着卸车，
并且签署收据。
一首耐人寻味的诗。但我唯独不愿轻信我们只有装卸错误和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