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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做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做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做客，胡同里是安详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两棵高的是枣树。五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蹿出屋门，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啰唆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啰唆，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个“您慢走”、“您有工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哪……”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
“春生来雪里蕻啦。”
“笔管儿有猫鱼。”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添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词汇再道些“您哪、您哪”，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粽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样啰唆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在规定时间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分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干净女人。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西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并且他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做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儿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
出人意料的是，当时我却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梳过一种马尾辫：头发全部拢到脑后高高束起，然后用大红玻璃丝紧紧勒住。幼儿园阿姨为我梳头时，在我的头发上是很舍得用力的，每每勒得我两只眼角吊起来，头皮生疼，眼里闪着泪花。我为此和阿姨闹别扭，阿姨说，你的头发又细又软，勒得越紧头发才会长得越壮。长大些，当我对农事稍有了解，知道种子播入泥土，所以用脚踩紧踩实，或用碌碡压紧压实，为的是有助于种子生根发芽继而茁壮成长。这时我会想起幼儿园时代我的马尾辫，阿姨似乎把我的头发当做庄稼侍弄了。但她的理论显然是可疑的，因为我的头发并未就此而粗壮起来。
读小学以后，我梳过额前一排“刘海儿”的娃娃头。到了中学，差不多一直是两根短辫。那是文化贫瘠的时代，头发的样式也是贫瘠的，辫子的长度有严格限制，过肩者即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校女生没人留过肩的辫子，最大胆者的辫梢儿，充其量也就是扫着肩。我们梳着齐肩的短辫，又总是不甘寂寞地要在辫子上玩些花样，爱美之心鼓动着我们时不时弄出点藏头露尾、扭扭捏捏的把戏。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高，忽然有一阵把辫子编得很低；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很靠前，忽然有一阵把两根辫子梳得紧紧并在脑后。忽然有一阵市面上兴起一种名曰“小闹钟”的发型，就是将头发盖住耳朵由耳根处编起，两腮旁边各露出一点点辫梢儿，好似闹钟的两只尖脚。正当我们热衷于“小闹钟”这种恶俗的发型时，忽然有传闻说这是一种“流氓头”，因为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青年都梳着这种头在社会上作乱。我们害怕了，赶紧改掉“小闹钟”，把两只耳朵重新从头发的遮盖下显露出来。
成人之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对头发的限制消失了，从城市到乡村，中国女人曾经兴起一股烫发热潮。在那时，烫成什么样似乎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头发需要被烫。呆板了许多年的中国女人的头发是有被烫一烫的权利的。我也曾有过短暂的烫发史，只在这时，我才正式走进理发馆。从前，我和我的同学几乎都没有进理发馆的经验，我们的头发只需家里大人动动剪子即可。我走进理发馆烫发，怀着茫然的热望。老实说我对理发馆印象不好，那时的理发馆都是国营的，一个城市就那么几家，没有竞争对手，理发师对顾客的态度是：爱来不来。即使这样，理发馆也总是人头攒动。我坐在门口排队，听着嘈杂的人声，剪刀忙乱的嚓嚓声，还有掺着头发油泥味儿的热烘烘的水汽，还有烫发剂那么一股子能熏出眼泪的呛人的氨水味儿……这人声，这气味，屠宰场似的，使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愧感。好不容易轮到我，我坐上理发椅，面对大镜子，望着镜子里边理发师漠然的眼神，告诉她我要烫荷叶头。我须看着镜子里的我和镜子里的理发师讲话，这也让我不安。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面镜子里总叫人有些难为情，特别当她（或他）如此近切地抓挠着你的头发，又如此冷漠地盯着他们手下你的这颗脑袋。现在想来那真是一种呆板而又无趣的发型，可是理发师并不帮你参谋或者给你建议。我顶着一头孤独的“荷叶”回家，只觉得自己又老又俗。
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不再烫发，一把头发用橡皮筋在脑后拢住，扎成一拃长的刷子。我的同事介绍给我一位陈姓理发师，说他人好技术也好，虽然是做“男活儿”出身，但“女活儿”你提要求他也能剪。我找到了陈师傅所在的理发馆，陈师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五十岁左右，老三届吧，人很敦厚，经常有本地领导同志慕名前来，他理那种程式化了的干部头最拿手。但他的确很聪慧，我提的要求，诸如脑后这把刷子的位置啦，刷子梢儿不要呈香蕉形而要齐齐的好比刷子一样啦，这看似简单的要求并不是每个理发师都能达到，可是陈师傅就行。他开动脑筋，过硬的基本功加经验，他成功了。
我的发型好像就这么固定了下来，亲人、朋友、同事都觉得这样子不错，显得五官突出，也有那么点成熟的干练劲儿。谈不到时尚，也绝不能说落伍，而且省事。以至于不知何时我变得必须得留这种发型了。曾有好心同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告诉我：“你若改变发型，必会让很多人不相信你。”这话分量可不轻，吓住了我，却也愈加诱我生出逆反心理，我跃跃欲试，气人似的，非要改变一下发型不可。
我萌生了剪短发的念头，半年之间曾几次走进美发厅（如今各种美发厅和发廊已遍布各地），又几次借故逃出。我想我这是对自己的发型太在意了，太在意了反倒是在虐待自己了。剪个短发有什么了不起呢？有什么了不起呢剪个短发？于是在那个夏天，去北京出差时，我痛下决心似的走进了住地附近的一间名叫“雪莱”的美发厅。这里环境幽雅，照应顾客的都是些发型、装束均显时尚的年轻人。一位身材瘦高的发型师迎上来问我剪发还是烫发，我说我要剪短发，他立即将我引至一张理发椅上坐好，递上厚厚两本发型图册请我翻阅，另有一位小姐为我送上一杯纯净水。我来来回回翻着书，见里面多是些夸张的富有戏剧性的发型设计，不免心中忐忑，预感此行恐怕是“凶多吉少”，并在这时想起了陈师傅——陈师傅固然老派，却是稳妥的。而我在这样一个时尚和幽雅兼而有之的场面上，不知为什么显得格外孤立和无助。我有些烦躁，翻书的手势就猛了，猛而潦草，像是挑衅。因为我刚刚享受了小姐一杯纯净水的服务，仿佛没有理由站起来就走，我离开的理由只能是他们的态度不好啊。只要这发型师显出一点儿不耐烦，我便能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告辞。但是这位年轻的发型师很耐心，他富有经验地对我说，您留这种发型很长时间了吧，长发换短发一般都得有个心理过程。没关系，您慢慢选择。发型师的话使我的心安定下来，我不由自主把自己的职业告诉他，请他帮我做些参谋。他斟酌片刻，认真指给我几种样子，分析了我的发质，还建议我不要烫头发——尽管烫发比剪发的价钱要高很多。这位年轻人给了我一种信任感，我觉得我的头发不会糟蹋在他手里。
发型师在我的头发上开始了他的创造，我也试着自信地看着镜子里的我。我逐渐看清这新的发型于我真是挺合适，这看上去非常简单的造型，修剪的过程却相当复杂，好比一篇简洁的小说，看着单纯，那写作的过程却往往要运用作者更多的功力。临走时我问了发型师的名字，他叫孟文杰。
以后当我的头发长了需要修剪时，我会很自然地想到孟文杰和他的美发厅。这并不是说，除了孟文杰就没有人可以把我的头发剪好，不是的。孟文杰的确有精良的技术和对头发极好的感觉，他的认真、细腻、流畅和利落的风格，他将我的并不厚密的头发剪出那么一种自然而又丰满的层次，的确让我体会到头发的轻松和人的轻松。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这间美发厅里的几个年轻人和他们营造的气氛，那是一种文明得体、不卑不亢的气氛。不饶舌，不压抑，也没有“包打听”。谈话是自然而然的，时事政治，社会趣闻，天上地下，国内海外……他们是那样年轻，大都二十出头，却十分懂得适可而止。他们也少有“看人下菜碟”的陋习，生客熟客他们一样彬彬有礼。某日我碰见一位言语刻薄的女客正冲孟文杰大发脾气，孟文杰和几位小姐不还口也不动怒，耐心对她做着什么解释。我以为这女客走后他们定会在背后嘀咕她几句——在商店、在公共场所，营业员当着顾客和背对顾客经常是两张脸。但是他们没有，即使面对我这样的熟客，他们也没有流露心里的委屈。我想这便是教养吧，我对他们的技艺和教养肃然起敬。
不过你也别以为这里会呈现一派家庭味儿的不分你我，热情礼貌归热情礼貌，算账时一分一厘都很清爽。没有半推半就的寒暄，或者假装大方的“免单”。这就是平等，平等的时候气氛才轻松。
这是一些不怎么读小说的人，因为熟了，有时候他们也读我的小说。一位姓常的小姐尤其喜欢和我讨论我的小说的结尾。这位常小姐告诉我她擅长讲故事，每当遇到伤心的女友对她诉说自己的伤心事时，常小姐便会讲自己一个比女友更伤心的故事给她听。常小姐说其实我一半都是编的呀，我想只有你的故事比她更伤心，才能让她停止伤心你说是不是？常小姐她实在应该去写小说呢。有时我把自己的新书送给他们，孟文杰往往带着职业本能品评新书，他指着封面上我的照片说：“您耳边这绺头发翘起来了，是上次我没剪好。”假如我很长时间不去“雪莱”，他们也会说起的，计算着几个月了，我应该去了……我知道这不是对所谓“名人”的想念，地处王府井闹市，他们眼前、手下经常流淌着名人和名人的脑袋。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友好心情，我为此而感动。
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除了与你耳鬓厮磨的爱人，还有谁和你头发的关系最亲密呢？正是那些美发师啊。他们用自己诚实、地道的劳动，每天每天，善待着那么多陌生的潮水一般的头发，在那么多头颅上创造出美、整洁、得体和千差万别的风韵，让我想到，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有比头发更凡俗、更公开、却又更要紧的东西吗？而美发师这职业，是那么凡俗，那么公开，又那么要紧。多少女性想要改变心情时，首先就是从头发上下手啊。“今天我要对自己好一点，去美发厅做它一个‘离子烫’！”有一回我去镜框店买镜框，听见女店主正对她的熟人说。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陈师傅了，他曾托同事捎话给我，希望我去他那儿让他看看，看我到底剪了个什么样的头，他能不能也学学。
陈师傅的话使我感觉到我对他的一种背叛，还有一点儿凄凉。我的头发“投奔”了一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这本身仿佛就是对陈师傅的不够仗义。不过话也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再可能重复几十年前那被限制的时光，面对头发就永远存在丰富而多样的竞争。
这让人激动，也让人觉出生活的正常和美好。
百日照
三岁
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我叫她大荣姨。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同时还给我讲些啰唆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梦中也没有狮子，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义是念小学以后的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我和同学们走到十字路口，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真是的，三岁时我连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话自己。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儿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我和奶奶去她家时，见她正坐在一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的时期，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同今日女孩子们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那般焦灼了。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小网兜，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下这个才能给我编，因为手下这个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的“够哥儿们”。我说：“先给我编吧。”“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强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儿了。
看来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给我编，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使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吗？我嘟嘟囔囔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那小网兜用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可装一本64开的《毛主席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噘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矫情”。
那么，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了，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
我把那只小网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时。虽然因为地理位置，因为局势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以后，直至我长大成人，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洞的“亲热”和形态夸张的“友好”。每每觉得，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地劳累着，你敢于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状态吗？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随我的丹麦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这位妹妹家住在易卜生的故乡斯凯恩附近，经营着一个小农场。正是夕阳普照的时刻，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农场主的红房子跟前时，易德波的小姑首先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有着深栗色头发的年轻妇女，身穿宽松的素色衣裙。这时易德波也从车上缓缓下来，向她的小姑走去。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地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况且易德波又带来了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但是姑嫂二人都没有奔跑，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站住了。然后她们都抱起胳膊肘，面对面地望着，宁静、从容地交谈起来，似乎是上午才碰过面的两个熟人。橙红色的太阳笼罩着绿的草地、红的房子和农场的白色围栏，笼罩着两个北欧女人沉实、健壮的身躯，世界显得异常温馨和美。
那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使我相信这对姑嫂是一对朋友。拉开距离从容交谈，不是比紧抱在一起夸张地呼喊更真实吗？拉开了距离彼此才会看清对方的脸，彼此才会静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诗人告诉我，当你去别人家做客时，给你摆出糖果的若是朋友，为你端上一杯白开水的便是至交了。只有白开水的清淡和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间无所旁顾地共享好时光。
每当我结识一个新朋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卖酱油的大荣姨和那一对北欧的姑嫂，只觉得能够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绝和真切的清淡，实在是人生一种美妙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