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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半解是危险的。我从未觉得这句话有多深奥或是睿智，但是在哲学领域一知半解（经常这样），这句话格外有用。
竟敢吐露“真”字的科学家很可能遭遇到一种哲学的质问，大致如下：
没有绝对真理。当你声称科学方法，包括数学和逻辑方法，是通往真理的唯一道路，这其实是你表达个人信仰的行为。其他文明也许相信可以在兔子的脏腑内发现真理，或是从一位高高在上的先知的胡言乱语里发现。是你个人对科学的信仰让你选择自己认为的真理。
考虑不周的哲学的这一面被称为文化相对论。这是《时髦的废话》的一个方面，由艾伦·索卡尔和让·布里克蒙发现， 12 也是保罗·格罗斯（Paul Gross）与诺曼·莱维特（Norman Levitt）所著的《高级迷信》（ Higher Superstitien ）的内容。 13 另一个女性版本，由达芙妮·帕达（Daphne Patai）和诺莱塔·考尔格（Noretta Koertge）在她们写的《信奉女权主义：女性研究的奇怪领域引发的警世故事》（ Professing Feminism ）予以出色地揭露： 14
女性研究专业的学生们被教导说，逻辑是支配的工具……科学探索的标准和方法是性别歧视，因为它们与“女性的理解方式”相矛盾。……这些“主观主义”的女性认为逻辑、分析、抽象等方法“只属于男性的领域”，并且“认为直觉是接近真相更保险、更富有成果的方法”。
科学家该怎样回应这样的断言：我们对逻辑和科学事实的“信仰”只是信仰，而不是凌驾于另类真理的“特权”（口头禅）？最起码，科学会获得结果。如我在《伊甸园之河》（ River Out of Eden ） 15 中所写的：
在3万英尺的高空让我见一个文化相对论者，我会告诉你什么是伪君子……如果你正乘飞机去参加一个人类学或是文艺评论的国际会议，你能够到达的原因，也就是你不会一头栽到耕地里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受过科学训练的西方工程师没有算错数。
通过能让物质和能量听从指挥的惊人能力，科学加快对真理的所有权，预言何时将发生何事。
精准的预言、发射环绕木星的火箭以到达土星和拦截、修理哈勃望远镜的能力、逻辑思维本身，我们为之赞叹不已，难道也是西方科学的偏见吗？那么，让我们先认同这一观点，再从社会学角度甚至民主的角度去思考。假设我们认同，暂且认同，科学真理是众多真理中的一种，把它跟其他竞争对手摆在一起：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真理，吉库尤（Kikuyn）真理，毛利（Maori）真理，因努伊特（Inuit）真理，纳瓦霍（Navajo）真理，雅诺马米（Yanomamo）真理，昆申（!Kung San）真理，女权主义真理，伊斯兰教真理，印度教真理。这清单无穷无尽，揭露真相的评论因此悬而不决。
理论上，一旦人们断定哪种真理更有价值，他们的忠诚可能在任何“真理”之间切换。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是什么呢？比如说，为什么会从吉库尤真理转换到纳瓦霍真理呢？这种价值驱动的转换很罕见。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例。能够通过自身优势让人们改变信仰的，就只有科学真理了。人们忠于其他信仰体系仅有一个原因：他们在这种信仰中长大，从不知道其他更好的信仰。当人们幸运获得用脚去投票的机会，医生和他们的同类日益增多而巫医逐渐减少。甚至于那些没有或者无法好好接受科学教育的人，可以选择可能是由其他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带来的技术。无可否认，宗教的传教士们在欠发达地区成功地让大批的人改变了信仰。但是他们的成功并非是因为他们的宗教的价值，而是因为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被情有可原但却错误地评判。
当然，基督教的上帝要比我们的法师高明，因为基督的代表们带着步枪、望远镜、电锯、收音机、预报精确到分钟的日月食年历，还有管用的药品。
关于文化相对论就说到这。另一类真理质询人喜欢举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或是（更时髦一点儿）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名字：
没有绝对的真理。你的科学真理只是目前为止未被否认的假设而已，终将被取代。最糟糕的是，下一代科学变革之后，今天的“真理”会显得离奇荒诞，如果还不是有误的话。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所能有的最好的期望，是一系列的估算，可以逐渐地减少错误但永远不能消灭它们。
波普尔式的诘问部分源于一次偶然事件，即科学哲学家们一直着迷于一段科学史：比较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爱因斯坦的重力场理论。牛顿的平方反比定律被证明是个约值，是爱因斯坦通式的特例，这是事实。如果这是你唯一知道的科学史上的故事，你可能就会以为所有显而易见的真理只是约值，注定会被取代。在我们全部感官觉知中，甚至有一种相当有趣的感觉，即，“真的”东西就是我们“用眼睛所看到的”，这可能被认为是关于世界的非伪“假设”，容易被改变。这为思考诸如纳克方块（Necker Cube）这样的错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这个平面印刷图形存在两种立体的“假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立方体在几秒之后，“翻动”成另一个不同的方块，又翻回成第一个方块，循环往复。或许，感觉的数据只能支持或者否定外在的“假设”。 16
嗯，这是个有意思的理论；同样有意思的是，哲学家认为科学在猜测与反驳中前进；两者之间存在可比性。思路——我们所有的感知是大脑假设出的模型——可能让我们畏惧，在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的后代模糊了现实和幻觉的界限，他们的生活会更依赖电脑，能自动生成栩栩如生的模型。我们不必到虚拟现实的高科技世界去探险就已经知道，感觉容易受到欺骗。魔术师作为专业的幻术师，能够让我们相信正在发生超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缺少怀疑现实的精神。确实，从前某些声名狼藉的魔术师因此过得非常滋润：比他们坦承自己是魔术师的时候还要滋润。
哎呀，科学家们还不足以揭穿心灵感应师、灵媒还有能弯汤匙的术士们。这种事最好交给专业人士，也就是其他魔术师。不论是老实人还是骗子，魔术师教会我们，盲目地相信我们的感官不是到达真相绝对可靠的指引。
但是这一切丝毫没有破坏我们对“真实之意义”的普通理解。如果我站在证人席上，控方律师冲我严肃地摆摆手指，询问“谋杀当晚你在芝加哥，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说出下面的话，应该没人愿意再搭理我：
你对真的定义是什么？对我在芝加哥的假设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会发现那纯粹是一种约值，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或者，再回过头去看律师的质问，我并不期待陪审团，哪怕是信口胡诌陪审团，对我的抗辩予以同情地审讯：
只在你们西方科学定义中，“在”这个词表示我在芝加哥。信口胡诌陪审团对“在”有完全不一样的定义，对他们来说，如果你是一位可以去嗅闻公山羊干瘪阴囊的尊贵老者，那才是真的“在”什么地方。
太阳比地球温度高就是事实，我正在写作用的桌子是木头做的也是事实。这些不是有待证明的假设，不是对难以捉摸的真相的暂时估计，不是会被其他文明否定的有局限的真理。许多科学真理也是一样，哪怕不能“用我们的眼睛”看到。DNA（脱氧核糖核酸）是双螺旋结构永远是对的，如果你和一只黑猩猩（或者章鱼或者袋鼠）往前追溯祖先，够久远的话，最终会碰到共同的祖先，这也是对的。对学究来说，这些依然是也许会在明天得到证明的假设。但是它们从来不是。严格地说，侏罗纪时期没有人类仍然只是猜想，随时可能因为发现一块化石而被推翻，由一系列放射测量办法准确确定其时间。这是有可能的。想打个赌吗？即使它们是被判缓刑的名义上的假设，但这些观点就和日常生活的真理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就像你有一颗脑袋，我的书桌是木制的同样真实。如果科学真理接受哲学的质疑，会发现它和常识的真理没什么两样。我们至少得保证哲学质问的公平。
现在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困难出现在我们对真理的科学定义里。科学迵异于常识。不能否认，那位勇敢的科学界英雄赫胥黎说过：
科学只是经过训练和组织的常识而已，它不同于常识的地方，和老手不同于菜鸟没什么两样；科学方法不同于常识方法，和卫兵的肉搏不同于野人的挥舞棍棒，也没什么两样。
但是，赫胥黎谈的是科学方法而非结论。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在《科学的非自然属性》（ Unnatural Nature of Science ） 17 中强调，结论能令人不安地背离直觉；但量子理论背离到了这样的程度：科学家们有时像是疯子般打斗拉扯。我们被要求相信，单一量子穿越某个特定孔洞的表现像粒子，而同时又表现得像波一样和并不存在的另一个自己互相干涉，假如再开一个洞，这束不存在的量子波（如果存在的话）可能会从中穿过。情形变得更糟，有一些科学家借助大量平行却没有交集的世界，这会容纳每一个彼此迥异的量子事件；而另外一些科学家则同样地拼命表示，量子事件取决于之前我们对检验结果的决定。量子理论给我们的打击是如此怪异，如此违背常识，以致伟大的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因此表示：“我想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然而，许多量子理论的预言经受住了检验，准确性非常惊人，费曼把这准确性比作：从纽约到洛杉矶的距离测量结果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误差。以这些极为成功的预言为基础，量子理论，或者它的某个变体，似乎和我们所知的一切一样同为真理。
现代物理告诉我们，真理往往超出人之所见，也超出局限人类思想的一切。人的思想事实上是进化成可以处理在非洲中距离范围内以中速运动的中等大小的物体。面对这些深奥宏伟的奥秘，伪哲学家装腔作势地表现出低级的知识分子哈巴狗姿态，似乎不值得理智的关注。